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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是毛泽东的同乡人，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了。
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甚至更早。章士钊和 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先生是早年在长沙的至交。经杨怀中介绍， 他在1919年就认识了毛泽东。1920年，毛泽东为筹备中共的成 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送一部分同志到欧洲勤工俭学，需要一 批不小的银款。毛泽东到上海找到他，只说有一批有志青年要到 欧洲勤工俭学，请他支持。章士钊当即答应，运用自己的影响发 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最后共筹得两万银元，悉数交给毛泽东。 他当然不晓得这笔银款帮了共产党的大忙，一部分供一批同志去 欧洲，另一部分拿回湖南去造反闹革命了。当43年之后的1963 年，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到中南海给毛泽东教英文，毛泽东想起 了这件借款之事，并决定还债。毛泽东对章含之说：“你回去告 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 千元，10年还完两万。”章含之回家告诉父亲，他听了哈哈大 笑：“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几天之后，毛泽东果然派秘书 送上第一个两千元。此后每年春节都送上两千元。章士钊感到十 分不安，要女儿章含之传话给毛泽东说不能收此厚蹭，当时的银 元是募捐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毛泽东听了传话后笑了： “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呵！他给我们共产 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得了？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 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 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 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 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 论如何要还的。”
1945年，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有一次毛泽东 找章士钊叙谈，问他对当时局势作何估计。章士钊想了片刻，在 纸上写下一个“走”字，并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诚恳 地向毛泽东谈了对当时形势的分析，认为蒋介石对和谈并无诚 意，正在背后准备内战。他认为，应趁蒋尚未准备就绪，毛泽东 应迅速离开重庆，以防不测。尽管毛泽东没有马上离去，但很重 视他的这一建议。毛泽东说，章行老真正是共产党的朋友才能提 出这样直言不讳的中肯意见。
上海解放的时候，军管会派了四名解放军战士轮流24小时 在章士钊在沪的家宅门前守卫值班，以防国民党在上海的残余势 力伤害章的家属。为首的那位军人说：“章士钊先生在北平一切 都很好，他是毛泽东主席的朋友，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我们奉命 保护章先生在上海的家属。”
章士钊定居北京后，先是住在朋友家里。毛泽东、周恩来知 道后让他搬进史家胡同那所带大院子的宽敞明亮的住宅，一直到 他去世。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设法 保护了章士钊，还帮助他将那部显然属于“四旧”范畴的《柳文 指要》线装书破例在1971年公开出版。而章士钊还是老脾气， 仍是肝胆相照，不顾个人安危，在社会出现了要打倒国家主席刘 少奇的狂风巨浪时，斗胆向毛泽东直书自己的意见：不要打倒刘少奇！
毛泽东重视他的意见，在三四天后亲笔回了信。告诉他：
行严先生：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
毛泽东 3月10日
所以，以章士钊如此独特与丰富的资历，作为促进国共两党和谈的代表，是最适合不过的。
其实，在1949年的国共北平和谈中，章士钊已经当过代表。 蒋介石宣布下野后，由李宗仁代总统。李宗仁上任后想与中共和谈，找谁从中斡旋呢？想来想去，想到章士钊头上。于是，李宗 仁委派邵力子到上海请章士钊出面。当邵力子说明来意后，好管 “闲事”的章士钊二话没说，即刻答应下来。代表团原定2月8日飞北平，因中共通过新华社广播宣布，拒绝代表团中美国人走 卒甘介侯赴北平，致使代表团未能成行。消息传到南京，李宗仁 极为不安，怕和谈大门打不开。于是，李宗仁亲赴上海，找到章士钊等人，商量解决办法。最后决定以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为代表，邵力子以个人资格前往。在征得北平军管会同意后。2月13日他们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名义飞赴北平。22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石家庄接见了他们。毛泽东在接见章 士钊时，章向毛泽东陈述了李宗仁的愿望。其他代表也分别受到接见。和平之门是打开了，他们带着毛泽东写给李宗仁的信，于24日离开北平。同年4月1日，解放军渡江前夕，章士钊不作为代表参加了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飞抵北平。经过多次谈判，双方代 表在北平达成国内和平协议。后因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字，致使和谈破裂。章士钊此时对国民党已完全失望，决定不回南京，先去香港。但他不闲着，给李宗仁写信，劝其继续和谈，无奈李宗仁 受制于掌握兵权的白崇禧，未能幡然悔悟，接受劝告。他又给湖 南省主席程潜写信，劝其起义……
1956年春天，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 的信件，到香港会见了台湾派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许孝炎与章士钊是同乡，抗战期间； 在重庆和章士钊同为国民党参政员，交往密切，关系甚好。这次两人在香港会面，分外亲热，感叹不已。章士钊便向许孝炎谈了中共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和诚意，并拿出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委托他亲手转交。事关重大，许孝炎不敢耽误，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接到蒋介石的“总统府”； 亲手将中共的信交给了蒋介石，并将与章士钊的会谈向蒋介石作 了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中共的信件，反复看了几通，长时 间沉默无语，没有作任何表示。许孝炎只好默默退出。
●4。蒋介石派往大陆的和谈密使搁浅在香港
蒋介石像是面对着一副摆满了黑白子的围棋，长考了近一年，才下了决心，要往北京投下一颗棋子。
1957年年初，蒋介石将许孝炎召回台北，在“总统府”密谈了很长时间。
蒋介石先递给许孝炎一本本年1月号的香港刊物，上面有篇署名“衣爵”的文章，题为《解决中国问题之途径》，已被蒋介石用红蓝铅笔划了许多道，有的地方还狠狠地打了；1个问号。
许孝炎接过杂志，粗略一看，文中有叫蒋介石退休的字样，便细看起来，文中写道：只要胡适先生登高一呼，提出请蒋退休的要求，“海外华侨必定群起响应，台湾同盟及三军人员受外来的鼓励，必定有所表示，美国友人对于中国人民的一致要求蒋介 石退休的运动，势必重视。”
许孝炎表态说：“太不像话！竟然如此放肆。香港那个地方就是太自由。我离开香港的时候，还没有看到这份东西。”
蒋介石听到了安慰话，心情比较平静：“你回去查一查，是不是我们这里那伙《自由世界》杂志的人化名去香港造舆论。”
许孝炎答应：“我一定照办，尽快搞清楚。”
蒋介石转入正题：“今天找你来还不是为这件事的。”蒋介石咂巴着嘴，讲得很慢：“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因， 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往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正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 择。”他让许孝炎推荐人选。
许孝炎本无准备，说要想一想。考虑再三，他提出三个人，他们是：曾任“立法院院长”的童冠贤、秘书长陈克文，现任 “立法委员”的宋宜山。
“你认为三人中谁最为适宜？”蒋介石继续发问。
“宋宜山更合适一些。”许孝炎讲了几条理由：第一，宋宜山对国民党的忠贞，已经经过长期考验，是蒋介石的黄埔学生，自南京中央党校毕业后，派往英国留学，归国后 一直在中央党部工作，南京撤退前夕，尚出任中央组织部人事处 长。第二，宋当时为台湾“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 身份比较灵活，官式意味较轻，蒋介石曾表示不愿派一个官式身 份过重的人前往。第三，宋的兄弟宋希濂为国民党名将，当时正 关在大陆的战犯管理所改造。万一宋的大陆之行被人发现，可以 说是探亲。第四，宋为湖南人，而当时中共重要领导人毛泽东、 刘少奇，担任中共统战部长的李维汉，以及中共派往香港活动的 章士钊，都是湖南人，便于以同乡名义接触，对话比较方便些。
蒋介石同意这样的分析，遂决定派宋宜山前往。
宋宜山自觉身负重任，极想将此事办成。经过认真准备后，于1957年4月成行，自香港，经广州乘火车到达北京。事先得到消息的章士钊约上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到车站迎接。宾主到了 新侨饭店，安顿下来后，唐生明告诉宋宜山：“这两天，周恩来总理要请你吃一顿饭。”
宋宜山虽说是公事，却难断血缘之情，他试探地问唐生明：“我想探望一下胞弟希濂，不知……”
唐生明是个直性子，马上说：“我看可以。”但转念一想，又说：“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跟周总理提出来。”
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有名的饭店东兴楼宴请宋宜山并与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宋先生，欢迎你到北京来，我恃地让 生明兄来接待，他和你是老乡，前几年在香港又见过面，他跟你 做朋友的历史已经不短了。”
宋宜山说：“抗战时期，生明兄忍受了误会与委屈，执行‘特殊任务’打到汪精卫汉奸政府里去，为国家与民族做了许多 工作，不但蒋先生与国人赞赏，连我也十分敬仰。”
周恩来笑道：“我们共产党人也忘不了他。1927年大革命受 挫，我们党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生明兄的同情与支持。我 们举行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得到了他给予枪支、弹药和物资的 支援，一些伤员也得到他的营救和保护。”
宋宜山第一次听说唐生明的这些旧事，流露出一些惊奇： “生明兄的经历真是丰富多彩。”
周恩来对宋宜山说：“宋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今年该是 你希濂老弟50岁的生日。”
宋宜山直点头：“周先生记忆力真好。你不提起，连我这个 当兄长的都想不起。”
周恩来对宋希濂这个当年突出的黄埔学生比较熟悉：“希濂兄是 黄埔一期嘛！他跟你们湘乡同乡陈赓一起在长沙应考合格后，绕了一大弯，经武汉、上海来到广州的。抗战时期，他在大别山和滇西 通惠桥，重创日军，立下了卓著战功，人民都不会忘记。”
宋宜山听得心里热乎乎的，没想到一个在战犯营里的人，还 被如此夸赞。他顺势提出想去看看弟弟。
周恩来一口答应：“50岁是人生的大日子，你来看他正是时候。”
宋宜山很受感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