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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依据宋氏之所传述，取与王钱两氏所言者参证之，则第壹问题，即“吴江故相”果为何人乎。依让木所谓“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之语，则此“故相”之时间条件为上距崇祯六年不久之宰辅，其地理条件为吴江县籍贯之人。依此两条件以求之，先检崇祯朝宰相之籍贯，惟有周道登一人适合也。
陈盟崇祯内阁行略周道登传略云：
周道登号念西，吴江人。（天启七年）丁卯十二月金瓯之卜，以礼部尚书召入内阁。崇祯（元年）戊辰六月加太子太保，晋文渊阁。（崇祯二年）己巳正月引疾去。归而著书自乐，不问户外。（崇祯五年）壬申以疾卒。
及知服斋本曹洁躬溶崇祯五十宰相传（初稿）周道登传略云：
周道登字文邦（？），吴江人。（天启七年）丁卯十二月由太子宾客礼部右侍郞升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崇祯二年）己巳正月闲住。癸酉年（崇祯六年）卒。（寅恪案：“癸酉”二字知服斋本如此，与胡氏问影楼本及宣统三年辛亥铅印本曹书此传俱作“壬申”即崇祯五年者不同。但知服斋本曹氏此书宰相年表亦列周道登卒于“五年壬申”，岂曹书此传初稿作“癸酉”，后来乃改为“壬申”耶？抑或后人据明史稿及明史周道登传改易耶？俟考。）
又明史稿贰叁伍李标传附周道登传略云：
道登者，吴江人。崇祯初与李标等同入阁。御史田时震（等）先后交劾之，遂放归。居五年卒。
明史贰伍壹李标传附周道登传略云：
周道登吴江人。崇祯初与李标等同入阁。御史田时震（等）交劾之，乃罢归。阅五年而卒。
及乾隆修吴江县志贰捌人物门周道登传略云：
周道登字文岸。（天启）七年冬庄烈帝立，首重阁臣之选，上自祝天，取会推诸臣姓名置金甁中卜之，得钱龙锡等六人，道登与焉。召为东阁大学士。崇祯二年春御史任赞化等交章论列，上遂勒令致仕。归就道，复疏言蓟门重地，兵额不宜过汰。家居一年卒。值温体仁当国，赐祭葬卤杀礼。
谈孺木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周道登”条云：
吴江周相国性木强，不好矜饰。一日侍朝黙笑，先帝见之诘其故。不对，亦不谢。既出，华亭钱相国（龙锡）尤之。曰：已笑矣，奈何！上自此沁疏。讣闻，仅祭一坛，予半葬。典礼虽薄，犹同官斡护之。
寅恪案：周道登之卒年虽有问题，然据陈盟曹溶两书，其卒当在崇祯五年。明史稿“放归，居五年卒”之语，其所谓“五年”者，即从崇祯二年己巳正月算起，亦不过谓道登卒于崇祯六年而已。若明史谓“罢归，阅五年而卒”则殊有语病矣。至乾隆修吴江县志言“上遂勒令致仕。家居一年卒”之“一”字，疑是误字也。
考潘力田柽章松陵文献陸有周道登传，柽章弟耒作此书后序云：“（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春，归自都门，有言新志全用亡兄之书者，索而观之，信然。”稼堂所谓“新志”，即康熙间叶星期变所修之吴江志，而乾隆间沈冠云彤所修之吴江县志乃承用叶志之旧文。今观潘氏松陵文献中周道登传，不著道登卒年，故康熙志亦缺而不载。乾隆沈志所书道登卒年殆取他书移补旧志之缺耳。然则潘氏与周氏为姻戚，（见第贰章所引松陵文献。）乃缺书道登之卒岁，可知章作传时已不能详矣。但力田所作道登传末云“道登事兄如父。无子，以兄子振孙为后”数语，与茲所考证者有关。其他如道登人品学术之记载，于此姑置不论。
总而言之，道登之卒早则在崇祯五年壬申，迟则在崇祯六年癸酉。或者其卒实在五年，而京师恤典之发表乃在六年，致有卒于“癸酉”之记载耶？
寅恪以为道登之卒在崇祯五年或崇祯六年固未敢确定，但河东君之出自周家流落人间则当为崇祯四年辛未，可于卧子几社稿中崇祯五年绮怀诸作及“癸酉长安除夕”诗考之，（见下引陈忠裕全集拾属玉堂集所论。）复参以陈卧子崇祯五年所赋柳枝词“妖鬟十五倚身轻”（见陈忠裕全集壹玖几社稿“柳枝词”四首之四）及王胜时虞山柳枝词“章台十五唤卿卿”诗句，尤足证河东君于崇祯四年辛未十四岁时出自周家，流落人间。其始遇卧子实在五年，其年龄正为十五岁。
或疑让木秋塘曲序中“坐有校书，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之“新”字其界说如何？鄙意欲决定此字意义不必旁征，即可于卧子诗中求得例证。如陈忠裕全集陆陈李唱和集“酬万年少”五古二首，其一云“与君新结交，意气来相凭。帝京共游戏，江表观徽绳”，其二云“秋英粲林麓，扬舲大江湄”。考万寿祺为崇祯三年庚午举人，与卧子为乡试同年，卧子之得交年少应在崇祯三年秋南京乡试时。榜后，陈万两人并与诸名士会饮于秦淮舟中。（见陈忠裕全集年谱上崇祯六年癸酉条附考证，并显西草堂集附刻李辅中编万年少先生年谱崇祯三年庚午条。）自陈万两人结交之日起，下距卧子崇祯六年秋作此二诗时止，其间已有三年之久，卧子于距离三年之时间既可云“新”，则让木于崇祯六年秋作秋塘曲时，上溯至四年，更得谓之“新”。然则陈宋辈之作诗文，其用“新”字之界说亦不必泥执为数旬数月之义，固可包括至三年之时日。由此言之，河东君在崇祯四年辛未出自周家，流落人间，让木仍可谓之“新”也。
又让木秋塘曲中“平津”“丞相”之辞自指道登本人而言，其家庭诸男子，如其兄或振孙等，皆不足以当此“平津”“丞相”之名，故河东君其初必为周道登之妾可以推知。若王沄虞山柳枝词谓河东君为“吴中大家婢”，则婢妾之界线本难分判，自可不必考辨。然则钱肇鳌质真谈耳谓河东君乃“吴中周氏宠姬”，要是可信。至言周氏主人在崇祯四年时尚有母在，固为可能之事，但无证据，未敢确定。或者此端乃是传闻之误，亦未可知也。
让木诗中所言河东君事迹，辞语不甚明显，但以其关系重要未可忽视，故姑就鄙见，推测解释之于下。
诗云：“校书婵娟年十六，雨雨风风能痛哭。自然闺阁号铮铮，岂料风尘同琭琭。”寅恪案：“校书婵娟年十六”句，“婵娟”不仅为通常形容女性之美辞，疑亦兼寓河东君原名“云娟”中之“娟”字。此点已详第贰章所论，茲不复赘。“年十六”则正是河东君纪年实录，盖崇祯六年河东君之年岁如此。以若是之妙龄女子，而能造诣超绝，与几社胜流相比并，固不必同于世俗之女性往往自隐讳其真实年龄也。“雨雨风风能痛哭”句，初读之颇不能解，后得见河东君戊寅草，并取卧子集中有关之篇什参互证之，始恍然知让木实指崇祯六年春季河东君所赋风雨诸篇什而言。
如“游龙潭精舍登楼作，时大风，和韵”云：
琢情青阁影迷空，画舫珠帘半避风。缥缈香消动钱钥，玲珑枝短结甃红。同时蝶梦银河里，并浦莺湖玉镜中。历乱愁思天外去，可怜容易等春蓬。
“伤歌”（寅恪案：乐府诗集陆贰伤歌行古辞云：“春鸟向南飞，翩翩独翱翔。悲声命俦匹，哀鸣伤我肠。”河东君盖自比春鸟，赋此伤春之辞也。）云：
翔禽首飘翳，白云寄贞私。岁月荡繁圃，风物遑弃时。揽衣眷高翮，义大难为持。沙棠亦已实，鸟椑亦已侈。渌水在盛霄，碧月回晴思。厉飙忽若截，洞志讵有私。人居天地间，失虑在娥眉。得之讵有几，木叶还辞枝。诚恐不司此，一日沦无期。俦匹不可任，良晤常游移。我行非不远，我念非不宜。忧来或不及，沾裳不能止。春风易成偶，春雨织成丝。谁能见幽隐，之子来何迟。一言达至道，谅为达士嗤。
又“寒食夜雨十绝句”其五云：
房栊云黑暮来迟，小语花香冥冥时。想到窈娘能舞处，红颜就手更谁知。（寅恪案：全唐诗第贰函乔知之“绿珠篇”有：“此时可喜得人情”，“常将歌舞借人看”及“一旦红颜为尽”等语。河东君诗句，盖即用乔氏诗语也。）
今取陈忠裕全集所载卧子之诗其作成时间确知为崇祯六年癸酉春季者，如“花朝大风”、“寒食雨郊行”七古二首（见陈忠裕全集拾陈李唱和集）及“清明”四首之三（见陈忠裕全集壹玖陈李唱和集）云“梨花冷落野中分，白蝶茫茫剪翠裙。今日伤心何处最，雨中独上窈娘坟”，河东君之“画舫珠帘半避风”、“可怜容易等春蓬”、“忧来或不及，沾裳不能止”、“春风易成偶，春雨织成丝”，即让木所谓“雨雨风风能痛哭”者，而“想到窈娘能舞处”与卧子“伤心独上窈娘坟”同用一典，其相互关系自不待言。又李舒章所谓“春令之作，始于辕文者”（详见下论）当亦指此时而言。盖崇祯六年春季特多风雨，而辕文与河东君此际关系甚密，宜有春闺风雨之作也。
抑更有可论者。据钱肇鳌质直谈耳柒“柳如之轶事”（寅恪案：“之”当作“是”。下同。）条载宋辕文因受责于其母，遂与河东君遗迹稍疏事（详见下引），推计其时间约略相当于河东君赋“伤歌”之际。此歌云“人居天地间，失虑在娥眉。得之讵有几，木叶还辞枝”“俦匹不可任，良晤常游移”“谁能见幽隐，之子来何迟”，岂河东君以征舆遗迹稍疏，出此怨语耶？后来终与辕文决绝，而转向卧子，其端倪盖已微见于此诗矣。
诗云：“绣纹学刺两鸳鸯，吹箫欲招双凤凰。可怜家住横塘路，门前大道临官渡。曲径低安宛转桥，飞花暗舞相思树。”似谓河东君最初所居之地也。其地虽难确定，若依前引沈虬河东君传所云“听其音，禾中人也”之语，应是指河东君原籍之嘉兴而言。但鄙意此点不必过泥，颇疑宋诗之“横塘”，即谓吴江县盛泽镇之归家院。陈卧子为河东君而作之“上已行”云：“重柳无人临古渡，娟娟独立寒塘路。”（见陈忠裕全集壹壹平露堂集。）陈诗之“古渡”即宋诗之“官渡”，陈诗之“寒塘路”即宋诗之“横塘路”。卧子赋此诗时在崇祯十二年己卯，河东君于崇祯八年乙亥秋深离松江往居盛泽归家院，虽其间去来吴越“行云无定所”（此句见太平广记肆捌捌莺莺传续会真诗），然其经常住处当仍为归家院，故可以取归家院地理形势以统属河东君。据此陈宋两诗可以互相证明也。余参后论陈卧子“上已行”节。
更考“横塘”地名之出处，时代较早且为词章家所习用者恐当推文选伍左太冲“吴都赋”：“横塘査下，邑屋隆伟。长干延属，飞甍舛互。”其地实在江宁。后来在吴越间以“横塘”为名者更多，故文人作品中往往古典今典参合赋咏。即就让木同时人之诗言之，如吴梅村圆圆曲“前身合是采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