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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驾战斗机去卢沟桥，哪怕那里并不属于关东军管辖的范围。
可是辻政信又是聪明的，因为他迎合了“潮流”，而石原已经不合“潮流”了。果然，以石原为首的不扩大派日渐式微，扩大派占到上风，在天皇裕仁的支持下，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辻政信正是搭乘这列快车，一跃成为“华北方面军”最年轻的参谋，而且还是他本人最热衷的作战参谋。
等到出口转内销，返回关东军司令部作战课时，辻政信的处境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出名得趁早
关东军已经进行了人事更换。辻政信过去在第9师团的老领导植田谦吉出任关东军司令官，新任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也曾是辻政信的上司，两人都很器重辻政信。
在作战课内，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中佐曾是陆军大学“军刀组”成员，在军校算是辻政信的学长。辻政信在参谋本部任职时，两人曾同在一课，而且关系好到能穿一条裤子。
辻政信的军衔并不高，少佐还是刚刚晋升的，课里的很多参谋不是中佐就是大佐，但在这些参谋里面，以辻政信来关东军的时间最早，资格也就最老。另外，辻政信还有一个别人比不了的强项，那就是他参加过“一？二八”淞沪会战，实实在在地扛过枪，打过仗，负过伤，不像其他参谋，都是从军校到办公室，再从办公室到办公室，所谓“桌子上打仗”，从没真刀真枪地历练过。
因为这些原因，辻政信在作战课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和发言权，那些军衔比他高得多的同事常常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
重回关东军，辻政信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他自己颇为感慨地说：“通观前后，像当时关东军司令部那种上下一体、滴水不入的人际关系，是不曾有过的。”
辻政信天生就是一个没多少生活情趣的工作狂，这下干得更起劲了。同事形容他：精力旺盛，体力充沛，张起嘴来哇啦哇啦，做起事来风风火火，一时间，就好像整个司令部都在随着他一个人转一样。
在没情趣、有干劲方面，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倒与辻政信十分相似。辻政信好歹还娶了老婆，植田为免后顾之忧，连老婆都不想要，在“一？二八”淞沪会战后期，他和重光葵一起挨了炸弹，并且都被截去一条腿，自那以后，便誓不婚娶，成了一个单身将军。
对辻政信，老植田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他倍加赏识和信赖，称辻政信“言有说服力，动有实行力，是个杰出的人才”。
辻政信跟植田在一起，算是卖金的撞着了买金的。植田让他组织调研，他就不畏劳苦，亲自率领一支小部队到诺门罕进行了详细考察，从当地的气候土质，再到河流道路，一一进行分析记录。
在测绘队和辻政信所取得资料的基础上，植田和他的幕僚们重新对稻田的两个方案进行了对比，认为乙案要强过甲案。
苏军在沿海边疆构筑有纵深达200公里的要塞阵地网，还有十几个步兵师，纵然能从此处突破，日军也需付出极大的代价，这是甲案最大的缺陷。
按照辻政信的考察，乙案不仅可以避开甲案的问题，而且从海拉尔到哈拉哈河的路线，正是当年成吉思汗远征中亚及欧洲的进兵路线，史有前例，在日本陆军中素有小老虎之称的关东军，完全有望成为日本的“成吉思汗”。
两碗迷魂汤一灌，植田顿时飘飘然，便铁了心支持乙案，并得到了参谋本部的认可。当时陆军省更倾向于甲案，双方在内部进行了辩论，最后二比一，甲案输给了乙案。
因为要靠关东军来执行乙案，参谋本部同意今后非特别需要，不再从关东军中抽调部队，以便关东军一心一意地进行备战。
假如只满足于乙案，那你就小看了辻政信。
一直以来，辻政信都是以纯粹功利的角度理解石原莞尔，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要像石原那样，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走红，红到底朝天，从而成为日本的“民族英雄”。
出名得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了。稻田的作战方案，脱胎于石原的指导，石原一贯主张慢火炖汤，所以最后无论甲案，还是乙案，都把对苏作战的时间设计到了1943年，扳着指头数数，还有四五年哩，如何能等得及？
最好就是能出点事，然后以此为借口拨快时间表。
在日本陆军内部，无人不知辻政信喜欢制造事端的特点：一有什么事，他就会立即赶往现场，装作上级有命令，指挥这个驱使那个。
张鼓峰事件发生不久，辻政信就兴致勃勃地乘机飞往张鼓峰，在第19师团一个参谋的陪同下，他察看了现场，并且特地鼓动那位参谋：“喂，把那座山（指张鼓峰）拿下来，关东军在必要时会支援你们的！”
“朝鲜军”司令官知道后，赶紧命令这个祸星退出了张鼓峰。
辻政信和关东军虽未能插足张鼓峰事件，也知道第19师团在对苏作战中遭受了重创，但他们从中得到的不是教训，而是启发。1939年4月，经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签发，一份由辻政信草拟的“边界纠纷处理要纲”新鲜出炉。
对边境纠纷处理，辻政信的原则是“我不犯人，也不准人犯我”，为了突袭并歼灭越境苏军，哪怕暂时进入苏联境内也在所不惜。
他还通过“要纲”告诉驻边境的各师团长：当你们遇到与张鼓峰类似的问题时，用不着再瞻前顾后，完全可以自行划定边境线，然后决定是否要动用武力！
这哪里是处理纠纷的预案，根本是一份找机会打架的通告。它完全背离了军部在边境纠纷上暂时息事宁人的初衷，可当“要纲”被送交参谋本部时，却未遭到任何批驳。
关东军不是“朝鲜军”，在日本军界的地位非比寻常，一些高官显要，诸如板垣等人，最早皆服役于关东军。在参谋本部看来，关东军的方案再不妥，也绝不能轻易打压，以免影响“皇军之花”的士气。更有稻田等人，张鼓峰折戟之后，正急于寻找新的旗手，关东军的强硬姿态无疑投其所好，令他们击节叹赏，引为知音。
“要纲”下发到关东军各部队，部队长们对“要纲”的实质皆心领神会，认为这是关东军鼓励边境挑衅乃至大打的公开信号。
果然，“要纲”出台不到二十天，诺门罕便出事了。
燕子
诺门罕在蒙语中的意思是和平，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诺门罕的对峙并没有发展到剑拔弩张的程度。
在诺门罕巡逻的“满洲国”部队是兴安北警备军，这是一支由蒙古族士兵组成的伪军。不管内蒙古还是蒙古，左右都是蒙古人，皆奉成吉思汗为老祖宗，所以当蒙古边防军过河放牧时，北警备军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十分较真，可当贡布扎布换防上来，情况就不一样了。
贡布扎布只是个中尉骑兵连长，不过此君来头不小，乃是北警备军司令乌尔金中将的女婿。因为有这么一个背景和靠山，他一向目空一切，很把自己当个人物。
1939年5月4日，蒙古边防军的士兵照常赶着马群过来放牧，旁若无人的样子顿时把贡布扎布给惹火了：怎么没人拦着，闹钟、公鸡都下岗了？
贡布扎布二话不说，下令朝正在过河的人马开枪。蒙古兵措手不及，丢下马群扭头就跑，一名少尉军官和士兵被俘虏。
蒙古边防军的指挥官一听大怒，当即率兵过河反击。骑兵们你冲过来，我冲过去，越冲越上火，这下成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1939年5月12日，北警备军向海拉尔的关东军特务机关报告，说战斗已上升到团规模，总计有700名蒙古骑兵过河袭击，并占领了边防哨所。
机关一调查，蒙古骑兵的确再次过河，但并没有所称的700人，不过才60人左右。很明显，这是伪军在变着法请求“皇军”上场助阵。
对诺门罕事件的处理，海拉尔特务机关内部也存在分歧。有人建议：“诺门罕这个地方一向平静，又无任何军事价值，没有小题大做的必要……”
有没有必要，也不是咱们说了算，海拉尔特务机关长未予理会，他将警备军的报告整理后，直接送呈第23师团处理。
1939年5月13日，第23师团长小松原收到了报告，当时他正召集部下们开会，会议的主旨就是研究贯彻关东军总部下发的“要纲”。列席会议的还有参谋本部的稻田正纯等人，他们在海拉尔是为了搜集对苏作战的情报，以便充实乙案内容。
看完报告，小松原等人皆喜出望外：说要落实上级精神，这不正用得上吗？
“要纲”上说，师团长可以自行划定国境线。小松原就把“满洲国”与蒙古的疆界划在了哈拉哈河中线，以此作为标准，蒙古军毫无疑问属于“侵入国境”，完全可以动用武力解决。
小松原即将派出的是搜索队。搜索队由骑兵和轻型坦克组成，相当于一个合成化的骑兵联队，此前搜索队曾在诺门罕进行过侦察，对地形比较熟悉。
小松原从搜索队拨出一部分骑兵，加上北警备军的一个骑兵团，总共集合了700名骑兵，另外还配属了半个大队的日军步兵，从而组成搜索支队。为了保密，搜索支队于13日晚坐上汽车，悄悄地向诺门罕进发。
尽管知道上级一定会同意，小松原在部署完后还是作了汇报。
按照辻政信后来的记述，当关东军司令部接到小松原的紧急电报时，参谋们没人知道诺门罕的地名，他们瞪大眼睛，用放大镜才在边境附近找到了诺门罕。
诺门罕在地图上小到必须用放大镜去查，这或许是真的，但要说辻政信、服部这些人事前都不知道诺门罕，那基本上就是在欺骗外行了。
且不说辻政信曾亲自到诺门罕进行过详细考察，就说公开的新闻报道，日本报纸从1939年1月开始，便曾不止一次地对西部“满”蒙边境的纠纷进行过报道。关东军的幕僚，以辻政信为最，全跟工蚁似的勤劳，他们怎么可能一次都没查看过诺门罕在地图上的位置呢？
说不知道诺门罕，不过是欲盖弥彰，以便在事后做出一副比窦娥还冤的表情。
对小松原的出兵方案，关东军总部予以爽快批准，并立即决定调两个飞行战队、100辆运输汽车归第23师团指挥和使用。那种慷慨和大气，直令小松原有热血沸腾之感，想到自己身在关东军，而不是那个窝囊到死的“朝鲜军”，真是太幸福了。
1939年5月15日，在经过一番准备之后，由队长东八百藏中佐指挥，搜索支队向蒙古军发起了进攻。
蒙古军确实有700人的规模。海拉尔特务机关“60人”的调查结果，来自飞行侦察。在关东军航空兵中，有一个水平排序，战斗机和轰炸机飞行员的素质最高，里面藏龙卧虎，包括许多王牌级别的飞行员。侦察机飞行员的素质则被认为最差，很多侦察情报都得大打折扣。
情报不准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蒙古军在河东的驻军并不固定，时常会返回河西后方。日军侦察机飞行员没有经过反复核实，偶然两次看到一群只有60人的苏蒙军，便以偏赅全，匆匆忙忙地拿去交了差。
不过究竟是60人，还是700人，对东八百藏来说问题都不大。蒙古军被搜索支队冲得阵脚大乱，让他们乱成一团的，除了人数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