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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不变，等于世代相承；三是税费，即每张盐引必须向政府缴纳多少税费。
然而乾隆年代也是人口增长最快、最多的时代，由于人口增长，食盐消费增加，而盐引数量相对固定，也就是说售卖多少盐的数量是固定的，不能随便增加，这就致使原有的食盐数量不够销售，于是出现了变通办法——将后来的盐引预先提前使用一部分，增加当年允许销售的食盐数量，这就是预提盐引，通俗来说，就是卯吃寅粮。
预提盐引本来也是合理的举措，为何会成为大案呢？这里面涉及财政，更涉及政治，还涉及皇帝的旅行经费和官员们的公款吃喝经费等，说起来就复杂了。
乾隆下令追查，从乾隆十一年至三十二年间的三任盐政均被牵涉其中。吉庆（满洲镶黄旗人），两次出任；普福（满洲正黄旗人），三次出任；高恒（满洲镶黄旗人），一次出任。
后来查出历年以来盐政借称办公动用白银467万余两，还有未缴的余利银六百数十万两。
六月二十五日，乾隆下达圣旨，勃然大怒：商人预提盐引，应该交纳的银两有1090余万两之多，可历任盐政没有如实上奏，而是营私舞弊，据为己有。高恒、普福等，久任盐政，竟将预提盐引，散给商人，将国家税银任意侵蚀肥己，肆无忌惮地乱花国家税银，实在出乎情理之外，高恒、普福革职查办。
同日，乾隆还特地下旨给军机大臣，要追究早已卸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的责任，认为预提盐引一事，都是他经手承办，像这样上下沆瀣一气，他岂能推诿说不知道？
然而在查抄卢见曾家产的命令下达之前，出了点问题，结果只查抄出铜钱数十千文，家中“并无金银首饰，即衣物亦甚无几”。乾隆对此大为光火，下令由大学士刘统勋负责审理此案。
卢见曾（1690—1768）此时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卸任在原籍老家养病，为当时的知名学者、文坛领袖，被称为“主东南文坛，一时为海内宗匠”，“生操如椽之笔，主盟坛坫三十载”，在扬州任职盐运使期间，“四方名流咸集，极一时文酒之盛”，与《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书画名家“扬州八怪”等有深交。他在乾隆年间曾两次出任两淮盐运使。
刘统勋审讯卢见曾经的俩个儿子卢谟和卢荫恩，最后查出是大学士纪昀事先走漏了消息，卢见曾提前转移了家产，纪昀就是铁齿铜牙纪晓岚。
卢见曾其实并不是贪污了多少银子，而是收受了估值16241两的古玩，卢见曾是文人，喜好古玩，商人们投其所好，卢见曾因爱古董而惹祸，故称之为“古董祸”。
由于通风报信，泄露朝廷机密，所以纪晓岚被免去官职，充军边疆，直到乾隆三十六年六月才得以回到京城。
盐引其实就是权力垄断，盐政一职成为天下第一肥缺，上有所好，下必附焉。
清乾隆十三年（1748），时任两淮盐政的官员名叫吉庆，有一天接到江南大盐商江春的一张请柬，请盐政出席某一活动，就像当下请某位领导去剪裁助兴，每当接到这样的大红请柬，吉庆便会暗自高兴，凡是出席这样的活动，可都是有红包可拿的，也已经是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了，至于封多大的红包，早已经有一套不成明文的潜规则了 。
江春行贿，自然是另有所图，盐商们要求朝廷增加每年的盐引发放数量，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增加配额，请求盐政官吉庆代为向皇帝奏请，这对于吉庆来说，向朝廷申请增加配额本是他份内的工作，何况还有红包可拿，他更要写好这份奏折了。
？？吉庆的奏折送到户部，乾隆皇帝很快有了批复：同意在不增加当年盐引的前提下，下一年度的配额可提前使用，同时要求盐商对提前使用的盐引向政府另外支付一笔“预提盐引息银”。
皇帝的批复虽说打了折扣，但还是松开了一个口子，大盐商江春等人无不满意，又给吉庆送了个五万两银票的红包，既是表示感谢，也是一桩幕后交易，并请吉庆出面担保，盐商们预先交纳部分盐引息银，余下的暂时赊欠，等变现之后再还上，收人钱财，□□，各得其所，大家都高兴。
吉庆带头开了先例，这套官场潜规则就在盐业圈中流传下来。继任的两淮盐政普福、高恒等，每年都能收到肥得流油的大红包，收受贿赂均达十万两银票以上。
到了乾隆三十三年，继任的盐政官员名叫尤世拔，上任之时，此时江南盐商们拖欠的盐引款息银已是天文数字，却已经形成惯例，结果被乾隆发现蹊跷，经过长达四个多月的审计，对统辖苏、皖、赣、湘、鄂、豫六省的两淮盐政二十年的财务收支兜底清理，结果竟查出了贪污受贿金额高达一千万两、涉及官员数十人的惊天大案。
有权力垄断就必然有可能产生腐败，盐业销购大权全部由盐政盐运使之类的官员掌控，在缺乏制度监督和权力制衡的情况下，腐败自然应运而生。
案发之后，原两淮盐政普福、高恒，盐运使卢见曾，三人均议斩监候，后来随着黑幕的逐渐曝光，乾隆皇帝的怒火日益上升，下令将他们三人行刑示众。大盐商黄源德、徐尚志、黄殿春、江启源等，均被逮捕，有的杀头，有的流放。
至此两淮盐引案终告结束，但老百姓并未就此获益，案后乾隆加大了盐务的监管力度，一切收益上缴内务府，由官员们的小金库变成了自己个人享乐的小金库，但皇贡依然要办，皇贡一直来自盐商门的捐献，从前不够的部分，便是用截留款来补贴，现在完全被皇帝拿走了，盐商们只能提高盐价，导致盐价不断攀升，食盐售价过高，有些人就只好少吃盐或购买私盐，无论是少吃盐还是购买私盐，都会造成官盐销售不畅，官盐销售不畅，盐商利润减少，最终破产，税费也难以交清，税费难以交清，官方自然要追责，一些盐商就只有逃亡，盐商逃亡的结果，更会造成部分地区官盐无法销售，私盐大行其道，形成了恶性循环。
贩卖私盐有多种途径，渐渐由小变大，以致猖獗，其中又以漕运水手居多，因为共同的利益，渐成团伙，最后形成帮派，这其中更有不少人还有反清志向。
盐政将这前因后果细细说来，永琪总算明白一二，以前官盐价格公道，销路畅通，除了缴纳正常税费和送完红包之后，盐商的利润依然颇丰，所以甘愿捐献，现在销路不好，无利可图，故不愿再捐献了，这皇贡银还缺着好大的一个口子，所以盐政大人要来叫苦了，永琪安抚一番之后便让他们先离去。
盐政走后，便有人将一人犯押上大堂，看年龄，大约在十□□岁的样子，永琪见他生得眉清目秀，不禁心生怜惜，只听盐运使大人一拍惊堂木问道：堂下跪的可是李思名？那年青人答道：是。盐运使又道：这位是京城来的。。。。。。。话未说完，一旁的永琪示意他不要说下去，然后向那年轻人说道：你不要害怕，你母亲姐姐们说你遭人诬陷，有什么冤情，你只管说出来，自会还你一个清白的。
那年轻人听罢，泪眼汪汪地说道：只因我，连累了母亲和姐姐们。那盐运使大人道：你先不要难过，且先把你的事情说一说。那年轻人止住眼泪，说道：我父亲李xx，曾官拜扬州参将军，只因早亡，后来家道中落，本在学堂读书上课，利用闲暇时间在码头上帮工，挣点零钱补贴家用，码头上的管事见我读书识字，就常常把我带在身边，有一天从江面上驶来一条小船，船上下来一个一袭长衫的中年秀士，四十多岁，文质彬彬，白白净净，手里拿着一把折扇，很是儒雅，另有一个老道士，脾气古怪，邋里邋遢，可管事的对这两个人毕恭毕敬，我站得远，还是听见管事的称呼那位白衣秀士作：总舵主。我只是好奇，想看一看是什么样的大人物？晚上的时候，就早早的溜进房间，躲在一个暗处偷听，然来这位白衣秀士是红花会的总舵主。
我大气也不敢出，一直躲到深夜，等他们离去之后才离开房间，出来时，正好碰见其他人往船上搬盐，他们说人手不够，让我帮忙，还有报酬，我本来就是打零工挣钱，巴不得多挣一点，就跟着一起干，后来就被抓了，说是贩卖私盐，我实在是不知道他们这是在贩卖私盐，我是冤枉的，请大人明鉴。
说罢，叩头不止。
如果李思明所言属实，那的确构不成犯罪，属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利用，可关键是怎么证明李思明并不知情，还是心知肚明却明知故犯。
其他人的证词对李思明极为不利，永琪吩咐暂时收监，择日再审。待李思明下去之后，永琪问盐运使道：这一带有些什么帮会盗匪之类？那盐运使回道：在江浙沿海一带，有一个秘密帮会，以红花为记，自称红花会，帮众多是漕运水手，他们控制码头，贩卖私盐，官府曾多次打击，却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永琪说道：王大人，能说得更具体一些吗？那盐运使回道：近年以来，私盐大行其道，贩卖私盐已经成为暴利，一些不法之徒因此挺而走险，他们越聚越多，最后结成团伙，又有一些前朝余党从中蛊惑，渐渐形成秘密帮会，红花会是其中最大的一个，他们同拥护台湾郑氏家族的天地会，串通一气，相互勾结，据传他们的总舵主陈家洛，此人庐山真面目，下官也不曾见到过。永琪道：关于这位陈家洛的名号，我亦有所耳闻，只是一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夜里永琪依然下榻在江府，闲谈之际，永琪有意无意之间，拐弯抹角地向江鹤亭询问一些关于乾隆早年扬州之行的事情上来，江鹤亭怎知永琪的真实用意，尽自己所知，和盘托出，据江鹤亭所言，雍正三年，大将军年羹尧被贬杭州，雍正欲治年羹尧死罪，一些大臣附和，当时还是宝亲王的弘历力排众议，以为年羹尧罪不至死，为此还亲自来到杭州见年羹尧，途经扬州，下榻江府，故而有些事情江鹤亭是知情者，永琪在心里面其实是更想知道一些关于额娘愉贵妃的事，但又不好明说，只能旁敲侧击，江鹤亭谈兴正浓，顺带又讲出了一个发生在雍正初年震惊朝野的大案，主角便是当时功高盖世，权倾一时，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还被加封太保、一等公，高官显爵集于一身的年羹尧。
关于年羹尧一案，为雍正朝八大案之首，雍正能够坐上皇位，离不了年羹尧和另外一个大臣□□多的鼎力相助，年羹尧为人聪敏豁达，办事能力极强，被当时的雍亲王所倚重，各皇储争夺皇位时，他利用自己的精明才干，不时向主子出谋献策，奔波游说，深受青睐，更使主子高兴的是，年羹尧还将自己的亲妹妹献给他作了王妃，以示忠诚，那时，主仆二人曾经发誓，生死不负。
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更是倍受倚重，和隆科多并称雍正的左膀右臂，雍正还告诫云、贵、川的地方官员要秉命于年羹尧。同年十月，青海发生罗卜藏丹津叛乱。青海局势顿时大乱，西陲再起战火。雍正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驻西宁坐镇指挥平叛，大获全胜。年羹尧“年大将军”的威名也从此震慑西陲，享誉朝野。
在年羹尧管辖的区域内，大小文武官员一律听从年的意见来任用。四川陕西以外官员的使用，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