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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太重要了，所以有人说：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７日，爱因斯坦的传奇故事开始了。
★传奇的故事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７日，欧洲各国的报纸都把新闻焦点对准了爱因斯坦，对准了绝大多数人并不懂得的广义相对论。伦敦《泰晤士》报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７日第１２版第六栏的标题全是关于广义相对论，关于爱因斯坦的：
“科学上的革命”
“宇宙的新理论”
“牛顿的思想被推翻”
在第六栏的中间，还有一个简短而富于刺激的副标题：
“空间是弯曲的”
第二天，《泰晤士》报继续刊载报道广义相对论的文章，标题有：
“科学上的革命”
“爱因斯坦和牛顿”
“杰出物理学家的见解”
其中一篇文章说：
“在昨天的众议员会议上，相对论成了生动的话题，皇家学会会员、国会议员、约瑟夫·；拉蒙爵士到剑桥大学去时被询问包围了，例如牛顿是否已被推翻、剑桥是否‘完蛋’
了”。
还有报道说，爱丁顿在剑桥作关于新成果的演讲时，好几百人在外面不能进入会场，会场内人员爆满。
荷兰报纸立即转载了《泰晤士》报上有关广义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消息，各家日报在报道时还纷纷邀请著名物理学家进行评论。洛伦兹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在１１月１９日的《新鹿特丹思潮》上向读者解释广义相对论。他说：
“根据伦敦《泰晤士》报报道，有许多人抱怨相对论难懂，这很使我吃惊。爱因斯坦写的一本书名为《狭义和广义相对论浅说》小册子，很可能是由于在战争期间没法传到英国。”１１月２３日，玻恩在《法兰克福大众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名为：“空间、时间和万有引力”。
１１月３０日，弗罗因德里希在柏林的《沃赛西日报》上说：
“德国目前有一个意义十分重大的科学事件，然而却没有看到它应有的重要的反响。”
其实，反响是有的，不过迟了一点。１２月１４日，周刊《柏林画报》在封面上登载了爱因斯坦的画像，解说词是：
“世界历史中的新伟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的研究是对我们自然概念的彻底革命，他的研究洞察力可以与哥白尼、开普勒和牛顿相提并论。”
１２月１０日，瑞士报纸《新苏黎世报》的头条新闻说：据报道天文学家德兰德雷斯在１２月８日的法兰西科学院会议以前，叙述了５月２９日的观察，他用能量吸引能量总结爱因斯坦的理论。
爱因斯坦本人也怀着“喜悦和感激之情”接受伦敦《泰晤士》报的邀请，为１１月２８日《泰晤士》报写一篇文章，这样，他就有机会表达自己对英国的一番心意：
“在学术界之间以前的活跃往来可悲地断绝了之后，我欢迎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表达我对英国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喜悦和感激的心情。为了验证一个在战争时期在你们的敌国内完成并且发表的理论，你们著名的科学家耗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你们的科学机关也花费了大量金钱，这完全符合于你们国家中科学工作的伟大而光荣的传统。虽然研究太阳的引力场对于光线的影响是一件纯客观的事情，但我还是忍不住要为我的英国同事们的工作，表示我个人的感谢；因为，要是没有这一工作，也许我就难以在我活着的时候看到我的理论的最重要的含意得到验证。”
最后，爱因斯坦说了一段诙谐的话：
“你们报纸上关于我的生活和为人的某些报道，完全是出自作者的活泼的想象。为了逗读者开心，这里还有相对性原理的另一种应用：今天我在德国被称为‘法国的学者’，而在英国则被称为‘瑞士的犹太人’。要是我命中注定将被描写成为一个最讨厌的家伙，那么就倒过来了，对于德国人来说，我就变成了‘瑞士的犹太人’；而对于英国人来说，我却变成了‘德国的学者’”。
《泰晤士》报特地为爱因斯坦的文章写了评论：
“爱因斯坦博士善意地赞美英国科学的公正，实在是过奖了。”
对于爱因斯坦的诙谐，《泰晤士》报评论说：
“我们承认他有点诙谐。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根据他的相对论的要旨，爱因斯坦博士是不会对自己作绝对的描述的。”不过，爱因斯坦和相对论首次在报纸上出现并不是１９１９年１１月。早在１９１２年维也纳的一家报纸上就出现过这样的标题：
“时间危险数学激动”
很明显，这是指狭义相对论中的时间延迟。
１９１４年爱因斯坦还亲自给《沃赛西日报》写过关于相对论的文章。因此，爱因斯坦在１９１９年１１月之前就多少引起新闻界的关注，不过只限于说德语的国家罢了。自从１９１９年１１月起，爱因斯坦才真正成为一名世界风云人物。例如，《纽约时报》索引中直到１９１９年１１月才开始提到爱因斯坦。从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９日起到爱因斯坦去世，这家报纸没有一年不提及爱因斯坦的名字，通常是与科学有关的报道，更常有的是爱因斯坦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公众舆论方面说，爱因斯坦的传奇故事开始于《泰晤士》报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７日的报道。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９日，美国《纽约时报》以其惯有的耸人听闻的手法，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俄国十月革命政治事件的影响编排在一起。《纽约时报》头版文章的标题是：
“１１月７日赤色分子阴谋搞世界暴动”
“列宁的密使企图在整个欧洲发动起义”
紧接着，在关于爱因斯坦的专栏中，用６倍大的标题写着：
“天之光歪斜”
“科学家急切等待着日蚀观测的结果”
“爱因斯坦理论的胜利”
“恒星不是在它们似乎应该所在的或被计算出来的位置上，但不必担心”
“十二智者的书”
“出版家接受相对论时爱因斯坦说，全世界都不能理解相对论”
正文里显赫地描述了两件事。一是说在英国皇家学会的会议上，大家都说欧几里德被打倒了；二是说爱因斯坦在把自己著作交给出版商时，警告他们说：全世界只有１２个人懂得相对论。但出版商们甘愿冒这个风险。
前一种说法，是捕风捉影的新闻界根本不懂相对论而故意制造出的新闻噱头；后一种说法，倒是爱因斯坦一贯的看法，至于是否爱因斯坦如此说过，恐难以考证。１９１９年１２月，爱因斯坦在家中接见《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记者问他懂得他的著作的人是否多于１２个人，“博士温厚地大笑起来，但他仍坚持说外行人理解他是相当困难的。”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９日后，欧美新闻界对爱因斯坦的热切关注是极为有趣的事。特别是《纽约时报》，几乎是连篇累牍地渲染着相对论的神秘性与潜在的破坏性。
请看《纽约时报》的连续报道：
１１月１１日，“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令人震惊的消息，人们甚至会对乘法表的置信安全担心……。这使两个皇家学会的会长宣传‘光有重量，空间有限’似乎是合理的、可以想象的。可是根据定义恰恰不是这样，普通人的理解能力到此为止，然而或许更高一级数学家也只能理解这么多。”１１月１６日：“这些先生可以是伟大的天文学家，但他们是弊脚的逻辑学家。外行批评家已经提出反对说，宣称空间在某处有尽头的科学有义务告诉我们，尽头之外是什么。”１１月１８日，《纽约时报》针对一些人不理解广义相对论而提出的责难，劝告读者说，不要因为全世界只有十二人懂得“这位突然著名的爱因斯坦博士”的理论而怪罪。
１１月２５日新闻栏的标题是：
“爱因斯坦奠定了新物理学”
“奥利弗·；洛奇爵士说，相对论将传播开来，数学家将面临一个恐怖时期”
１１月２６日的新闻标题又变成：
“难以理解爱因斯坦”
１１月２９日社论标题更耸人听闻：
“学术界的厄运时期”
１２月７日，再次发表名为“向绝对进攻”的社论，社论中说：
“对时间和空间的侮骂之声四起，使一些天文学家陷于可怕的境况之中，在此境况中他们似乎觉得人类的一切思想基础全被破坏了，至少有些日子他们是这样感觉的。”
一个并不为大多数人们理解的物理学理论，刹那间成为各种新闻媒体关注的中心，引起种种猜测、联想和非议，实在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爱因斯坦不仅创立了二十世纪的新物理学理论，并由此获得世界的注意，而且也在二十世纪初的新闻史上留下了传奇性的名声。这种名声很大程度上是新闻媒介制造出来的。把爱因斯坦事件和稍微早些时候的事件对照一下，就可发现一种有趣的变化。１８９５年伦琴发现X射线时，新闻界也渲染得很厉害，而那时关注的中心是科学发现的价值，是科学发现给人类带来的福音。如今，人们更关注的是广义相对论的创立者本人，他的一切与科学创造之外的东西的新闻价值超过了科学价值。人们对新理论带来的某种破坏性津津乐道，而很少注意其巨大的建设性。
当然，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确实包含着某些令人恐慌的信息。在广义相对论面前，旧的稳定的宇宙秩序轰然倒塌，一种未知的宇宙新秩序的信息让人们激动而又恐慌。爱因斯坦仿佛是从神界下来的、带来法律的新摩西，是操纵天体运动的新约书亚。他用奇怪的，谁也无法理解的语言说话，但是聪明人断言说，无言的星球可以证明他的正确和伟大。爱因斯坦的理论唤起了人们心理深层的波澜。古往今来，男女老少都对星球和光线有着亘古不变的惊异和畏惧。人们的梦中，出现得最多的是遥远的星辰日月，人类的神话中，出现得最多的也是遥远的星辰日月。人们不理解，无法控制的对象就是神秘向往的对象。如今，有人来解释，有人来诉说。懂与不懂，又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它和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愫有了共振，有了牵连。
“相对论热”引发的条件还有当时的文化心理背景。
《泰晤士》报记者就相对论问题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天体力学教授普尔，普尔说：
“过去几年整个世界处于骚动不安之中，精神和物质均如此。物质的骚动不安，如战争、罢工、布尔什维克起义等可见事件，实际上是以精神深处的骚动为基础的，具有世界性……。这种同样的动乱精神已侵蚀了科学……”
还有人解释：
“还有一个看来是最重要的原因：新现象是一位德国学者预言的，而英国的一些学者验证了它。不久前还属于两个敌对营垒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们又开始一道工作了。或许，这就是新的时代、和平时代的一个开端？据我看来，人们向往和平是爱因斯坦的荣誉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
不管怎么说，爱因斯坦一下成为世人崇拜的偶像，他的传奇故事有了普遍的世界性。请看德国外交部收到的各国对爱因斯坦访问的报告：
１９２０年６月，奥斯陆：“爱因斯坦的演讲受到公众和报界异乎寻常的好评”。
１９２０年６月，哥本哈根：“近来，所有不同观点的报纸均发表长篇文章和访问记，强调爱因斯坦的重大意义，‘当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和‘伟人’”。
１９２２年４月，巴黎：“……轰动一时的新闻是，首都的自以为学识高深的人都不愿放过机会”。
１９２３年１月，东京：“当爱因斯坦到达东站时，那里人群密集，连警察也无力应付这些危险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