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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托马索·巴塞塔开始向美国审讯他的人提供人名单。他向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一些家系图、巴勒莫和纽约两地委员会的经营结构、黑手党战争中的一些杀人凶手、“名人的尸体”的杀手——可是他决定交待问题这点比他所交待的还要重要的多：他打破了黑手党所依赖的秘密禁规。
美国司法部长所说的黑手党的那种“战无不胜的神话”在巴塞塔“诚实的背叛”下被破坏了。
1985年2月26日，整个纽约委员会的成员被捕。正如鲁迪·居里安尼所指出的：“对执法来说，它是伟大的一天，可是对黑手党来说，它是倒霉的一天，可能是最坏的一天。这件案子在一次起诉中控告的黑手党头子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虽然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这个委员会的存在，当局从未真正有能力去识破它，或者对它日复一日的行动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虽然有大量书和电影，科萨·诺斯特拉依然是一个秘密组织，而且没有一个组织象它那样成功地避开了公众的注视或者调查员和新闻记者的调查。当那些上了年纪的和“受尊敬的”意大利一美国商人被捕时，同伙的反应是大吃一惊而且不相信。当一名上了年纪的黑手党头目在他那豪华的郊区住宅即将被捕时，一个黑手党士兵惊异得大声喊叫起来，向警察警告说：“嘿，你们不能进那儿去！”
多年来，美国黑手党的头目由于有金钱可以收买的最好律师辩护，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出庭问题，具有一种安全的轻松感。他们能够经常依靠钻法律条款的空子来逃脱罪责，或者最坏是被判轻刑，被指控的罪行只占他们累累罪行的很小一部分。
1985年2月被捕的那些头目的平均年龄是70岁。这既证明了他们生存的才能，也证明了美国当局揭露他们的罪行的无能。
被捕的委员会委员是吉诺斯家族的头目安东尼（胖托尼）·塞勒诺、甘比诺家族的头目保罗（大波利）·卡斯特兰诺、卢切泽家族的头目托尼（托尼·达克斯）·科拉罗、科洛姆博家族的代理头目金纳罗（格里·兰）·兰格拉以及伯纳诺家族的头目（他事实上被摒弃于委员会之外）菲尔（拉斯蒂）·拉斯太里。
那些上了年纪的黑手党头目显然受到了震动，可是他们的震惊很快转变为蔑视。保释金的金额相当巨大。“胖托尼”的保释金是200万美元。据官方档案记载，塞勒诺已经45年没有工作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就可能存在现金流动问题，而对塞勒诺则不然，仅仅30分钟他就付出了200万美元。
“大彼利”·卡斯特兰诺也同样被要求交付200万美元保释金，他也仅只在30分钟内筹措出了这笔款子。第二天他的保释金增加到400万美元，他也在规定时间里筹措出了这追加的200万美元。
1986年，托马索·巴塞塔在密不透风的保护下，再次从美国飞往西西里。他的证言成了意大利的头条新闻，而证言的分量与他出席一样将使他的黑手党同事们寝食难安。
巴塞塔直接面对着法官和陪审团，并且摘掉了有色眼镜。黑手党的一些被告在审判室后面的被告席。他们最恨的敌人现在被全副武装的卡宾枪手组成的一道人墙包围着。后来决定，甚至这种身体屏障的保护也是不够的。第二天，设置了一个防弹玻璃亭。虽然意大利广播电视台、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录下了整个审判过程，但他们也被禁止拍摄暴露巴塞塔脸部的任何照片。当巴塞塔的波塔·纳奥瓦家族的头目皮波·卡罗被允准来到法庭前面，正在离巴塞塔只有几英尺的地方坐下时，出现了最富于戏剧性的场面。
卡罗指责巴塞塔纯粹重复他从电影《教父》中所了解到的事。“他怎么知道我是一个头目呢？”卡罗装模作样故做幽默地问道。“我怎么知道？”巴塞塔回答说，“因为我是你家族的一员……”每一个人都极力控制他对另一个人所感到的强烈憎恨，卡洛装出冷嘲热讽和超然的神态，巴塞塔则严格地控制自己，可是这最终还是失败了。卡罗开始嘲笑并且辱骂巴塞塔，声称他曾经是巴塞塔的兄弟文森佐的好朋友，文森佐不赞成托马索处理他的家庭生活的方法；还有在他的儿子安东尼奥被监禁时，巴塞塔抛弃了他。巴塞塔开始激怒起来：“……在400页审问记录中，我从未触及到任何一个人的个人家庭生活……是的，你是我兄弟的一个朋友，而与此同时，你与整个委员会一起计划暗杀我兄弟和我侄子！”卡罗并没有停止。他继续刺激巴塞塔，指责他抛弃了他的妻子迈齐奥拉和他们的孩子，指责他不考虑他的家庭，是一个喜新厌旧的花花公子。巴塞塔勃然大怒：“你们把我全家人都杀害了，我妻子的兄弟、我的儿子们、我的女婿和侄子们，可是你们没有能杀死我。”
卡罗笑道：“你不用担心……”在西西里暗语中，卡罗是说：“我们会找到一种方法杀你。”巴塞塔好不容易才控制住他的情绪，要求法庭主席准许进行新的供述。“当然可以，”主席说道。
“是什么呢？”卡罗嘲笑道，“是最近的事……？”
“对，”巴塞塔平静冷淡地回答说，“最近的事……当我在监狱时，我打开了报纸，看到一个人失踪了。我在报纸上看到的这个人是你们家族中的一员，是卡罗家族中的一员……当我出狱时，我与卡罗头一次见面，我就问他：”季安纳祖为什么失踪了？‘卡罗回答说，’呃，是委员会干的这件事……‘我对他说：“可是你可以告诉委员会这是一个勇敢的年轻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是在狱中，为黑手党被判刑6年，他已经受够了罪。’我继续说下去，可是皮波·卡罗结束谈话说：”对，对，可是我什么也做不成。‘于是他停止了争论。于是我到方多法瓦里拉去找米歇尔·格雷科。我对他说：“为什么决定杀死季安纳祖呢？’米歇尔·格雷科对我说：”嘿，他与盖塔诺·巴达拉门蒂太密切了！‘我回答：“仅仅为那个理由吗？’他对我说：”是仅仅为那个……‘我对他说：“米歇尔，那不能避免吗？’‘不，这是不可避免的……’杀害季安纳祖的那个人叫乔万尼·拉利卡萨，他是波塔·纳奥瓦家族，也就是西格诺尔·卡罗家族的人，而西格诺尔·卡罗在这里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无辜的人！”
巴塞塔已经失去了控制自己的力量，可是嘲笑仍然在继续。
卡罗指责巴塞塔是一个谎言家并且给别人带来极大的痛苦。“你只想到你自己的痛苦，”巴塞塔回答说，“从来也不想到其他人的痛苦。我没有毁灭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卡罗用一种特别挖苦的语气回答说，“关于所有面对你的那些人怎么说？转过身去看看，我们有500人在受审，你毁灭了多少个家族？你毁了3000人。转过身去，巴塞塔！”
在审判室后面的一个受审席上懒洋洋地坐着一个魁梧的、衣着讲究的人，正吸着一支大雪茄。他住一个单人牢房。此人是科莱昂家族的头目露西亚诺·李吉奥，巴塞塔相信这个人在杀害他的科莱昂家族的头目米歇尔·纳瓦拉时就开始堕落并抛弃了传统的黑手党，因而发展了阴谋诡计、暗杀和背叛，使之变成了“体面社会”的特点。李吉奥曾经蹲了几年监狱，这并未阻止他通过他那忠实的助手贝尔纳多·普罗文礼努和萨尔瓦多·雷伊纳发出命令和死刑执行令。当前一年夏季行政司法长官到监狱中看他时，李吉奥装作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用一种嘲弄的话向他们打招呼：“你们是托马索·巴塞塔派来的人吧？”除此以外，李吉奥对那些行政司法长官什么也没有说。
依然有一种令人心寒的可能：李吉奥和米歇尔·格雷科会从监狱中继续管理黑手党，监督它的再生。历史表明黑手党如何能使其本身更新，正如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做的，而紧随着第一次黑手党战争，又是如此。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西西里还有另一种巨大的社会工作规划：近来意大利政府批准的9年发展规划。这笔基金可能正是黑手党帮助它恢复元气并补充新一代所需要的。甚至有迹象表明可能进行一场新战争。
实际上，从黑手党产生之日起，它就在内部播下了家族仇杀与内部分裂的种子，在外部站到了强大的政府的对立面，一方引致政府的强烈镇压，另一方面不断出现反叛。
首先是20世纪60年代的火拼，后来又出现了科莱昂家族的残杀。1986年9月21日星期天，黑手党内部又发生了一次惨烈的大仇杀。当时，7名武装人员冲进克佩多克莱港的一个小酒吧，向一群人开枪。他们杀死了当地黑手党家族的4名成员，其中包括居塞彼·格拉索尼里和他的儿子卢格。两名无辜的旁观者也在一阵子弹射击下倒下了。据说格拉索尼里卷进了与另一个黑手党家族对控制麻醉品运输的激烈争夺。虽然传说至少有100人星期日晚在城中散步对目击了这场袭击，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
这一切，是暴力、死亡和沉默的令人熟悉的循环。
在意大利和美国两地想要背叛黑手党的成员显然增加了，不是由于个人利益，就是有盼望赦免的动机。对甘比诺家族新头目约翰·戈蒂的审判，显示出纽约州团伙犯罪特遣队曾经使多米尼克·洛法罗“转变了思想”。洛法罗曾经因贩卖海洛因罪被捕，以后同意回到街上去“诱捕”。他冒着相当的危险，秘密地录下了与戈蒂以及其他人的会见。黑手党家族的行动人员被当局利用，这还是头一次。执法机关在使这个组织反对其本身方面是成功的。
在意大利，“体面人”用大规模地卷入海洛因交易改变了自己，这是他们从美国同行那里学来的。麻醉品变成了权势和金钱两者的源泉，但是又激起了执法机构日益增长决心去摧毁这个对如此众多的苦难与死亡负有重大责任的组织。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纽约甘比诺家庭的上了年纪的头目保罗·卡斯特兰诺曾经发布过一个命令，他家族的人一个也不允许进行海洛因交易。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西里派最旺盛的时候，卡斯特兰诺规定，他的家族内任何进行麻醉品交易的人都要被处死。他也禁止自从1962年以来因麻醉品被捕的任何人成为他家族中的一员。
这个命令在甘比诺家族内造成了紧张局势。与甘比诺首领竞争的约翰·戈蒂和他的一伙人担心，他们将要根据卡斯特兰诺的指示受到“攻击”。甘比诺家族的一些人员意识到，他们卷入麻醉品已经引起了甘比诺家族。尤其是大保罗本人的极大憎恨。所以，当甘比诺的副头领，他们的保护者阿尼罗·德拉克罗西于1985年12月2日死于癌症时，他们便首先采取了行动。
14天以后，卡斯特兰诺和比罗蒂在曼哈顿中心遭枪杀身亡。
后来，黑手党主要的处死行动是杀害卡迈因·格兰特，动机是与麻醉品交易直接有关的集中攻势。
卡斯特兰诺是对的：混凝土和家禽业是安全得多。
毫无疑问，麻醉品生意已经改变了意大利和美国黑手党。虽然它变成了黑手党最为有利的事业，但它也比任何其他犯罪行动导致更多的暗杀、暴力和背叛。当收益急剧地增加时，也就急剧地增加了保护这些利益的需要。
在意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