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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加顺利地进行贩毒活动和有效逃避法律的制裁，埃斯科瓦尔不惜重金贿赂政府官员、法官和军队高级官员，以求他们网开一面，并成为麦德林卡特尔贩毒集团的保护伞和支持者。
1983年秋，司法部长拉腊下令逮捕“可被引渡者”，埃斯科瓦尔和乔治·露易斯逃往巴拿马避难。他们在那里会见了代表政府前来秘密会晤的哥伦比亚前总统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
阿方索一行不仅没有把这些逃亡国外的罪犯的藏身之所通知美国当局，而且他们协商达成了某种交易。
受埃斯科瓦尔贿赂的高级官员涉及各个行业、部门，也涉及参议员、法官、律师以及军警情报人员等。例如，警察从麦德林卡特尔集团“五虎将”之一的豪尔赫·奥乔亚的表兄家搜出了一份贿赂清单，受贿的有政府官员、律师、警察和大学校长，仅1985年和1986年的贿赂金额竟达150万美元，付款地点在卡塔赫纳和麦德林两地。其条件是：降低对贩毒者的罚款、阻止向美国引渡、免罪释放贩毒者。
“可卡因美元”产生了巨大效力。哥伦比亚唯一和毒品集团斗争的武器——警察和军队，由于得到贿赂，实际上已形同虚设，他们谁也不愿干涉毒品巨商的活动。
“议会充斥着由毒品赃款资助而当选的政客，他们对毒品问题都保持缄默。传统的自由党和保守党这两大政党中的显要人物，据悉也都牵涉进了毒品垄断集团。就连罗马天主教会直到三年前还在接受这些毒品大亨为求得社会地位而做的慈善捐赠，在毒品问题上他们自然也就没有发言权了。”甚至连哥伦比亚的“左”派游击队也在为是否应接受毒品巨头的“接济”而进行辩论。最后，看来是赞同接受的一派占了上风。
1985年11月，左派的“4。19运动”（简称M—19）的一支突击队占领了哥伦比亚首都彼哥大市中心的司法部，按照同毒品①（美）文伦·赖丁：《哥伦比亚毒势力猖獗》，徐广柱译，（编译参考》1987年第8期第34页巨商达成的“协议”，突击队迅速毁掉了有关引渡毒品商们的全部文件。当政府的反击部队到达时，他们已经杀死了哥伦比亚最高法院24名法官中的11人。
由于行使贿赂，麦德林卡特尔已经渗透到哥伦比亚社会的各个阶层，埃斯科瓦尔也到处都能得到庇护。一位名叫维克多·费雷拉的中校曾被调到警方的一个反毒品检查机构工作。在工作中，他发现在卡利市警察局工作的一名中校和两个警卫员都在秘密地为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效劳，便向检察院提议进行调查。不料，他被突然调离工作岗位。事后，他打算把上述情况向国家警察总署负责人报告，但被拒绝。最后，维克多·费雷拉中校决定把情况向更上一级负责人串诉，也遭到断然拒绝。不料，他就被解雇了，理由是他患有精神玻埃斯科瓦尔的麦德林卡特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腐蚀了哥伦比亚的国家机器，而他的集团所制造的恐怖活动则又使政府方面穷于应付。
哥伦比亚是南美暴力恐怖活动最猖獗的国家。首都波哥大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首都之一。而其第二大城市——“贩毒之都”——毒枭们的老巢麦德林，则有“杀人城”。“谋杀之都”和“美洲最危险的城市”之称。麦德林市所在的安蒂奥基亚省则是“真正的射击地带”，每天都有几个人死在那里。人们对暴力流血事件早已习以为常。相反，如果某天未发生谋杀事件，则将被视为重大新闻，出现在各家报纸的头版头条上。
在埃斯科瓦尔的家乡——有“乐园”之称的恩维加多市，1992年平均每个月有用起凶杀案发生。1990年共发生167起凶杀案，平均每月14起。毒品集团的影响已冲击到所有的道德领域。一个18岁的普通年轻人，只要从事一种“工作”——杀人，就可得到汽车、女人和住宅等一切。
埃斯科瓦尔贩毒集团的各种恐怖活动始于70年代中期。
1976牛，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因毒品案被捕不久，就有两名当时亲手捉拿他的警官被杀害。在审理埃斯科瓦尔的毒品案过程中，一位女法官收到一封恐吓信，声称，如果她坚持审理此案，就将被杀死。法院因此被迫休庭。而参加审理此案的另一位法官的妻子在一次驱车外出时，被几名歹徒拦劫，她的汽车被推到陡峭的公路坡下面，歹徒威胁说，如果她的丈夫再继续参加此案的审理，下次她就将连同汽车一起被推下峭壁。但这位法官并未怯阵，反而以更高的热情工作，决心对以埃斯科瓦尔为首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然而，不久以后，这位坚强的法官就被歹徒杀害了。
从1984年起，埃斯科瓦尔贩毒集团的暗杀行动进一步“升级”。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新任司法部长罗德戈·拉腊·博尼利亚。他在1983年年中，揭露出，身为哥伦比亚议会候补众议员的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是麦德林卡特尔贩毒集团的第一号头目。
1983年秋，拉腊·博尼利亚担任司法部长后，力主肃毒，并下令逮捕那些“应引渡到美国”的毒品巨商，这使贩毒头目们有所恐慌。特别是1984年4月，哥伦比亚和美国的肃毒军警袭击了麦德林卡特尔设在一处森林中的毒品提炼厂，缴获一批数量空前的纯海洛因—重达30吨，市面零售价可达12亿美元。这使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进一步仇恨起拉腊·博尼利亚。他决心除掉这位对贩毒集团威胁极大的司法部长。果然，就在同月30日晚，当拉腊·博尼利亚驱车回家时，被一名骑摩托的持枪暴徒打死了。
为了掌握情报，有预谋地进行暗杀，埃斯科瓦尔集团大肆进行窃听活动。1984年，哥伦比亚缉毒警察局局长——海梅·戈麦斯在进行一系列调查后在其备忘录中写道：司法部长拉腊·博尼利亚在家中和办公室的电话都被人窃听；两年后，海梅·戈麦斯又写了一条备忘录，揭露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派了一名代号为“维他命一0”的人打进了代号为“F—2”的国家负责缉毒的秘密警察组织内部。但是，海梅·戈麦斯对麦德林卡特尔的贩毒活动的调查和跟踪很快被埃斯科瓦尔发现。时隔仅仅几周，这位已经辞去职务的反毒品专家便于1986年11月被杀害了。
埃斯科瓦尔贩毒集团十分关注新闻界对毒品走私和暗杀案件的揭露。埃斯科瓦尔派人经常到街头的报摊头买来各种报刊，收集有关毒品集团活动的资料和报道，然后制定对策，进行恫吓或下毒手。他还派人扛进一些大报社内部，窃取记者发回的有关稿件，以避免他们集团的活动“曝光”。而一些记者。编辑也就成为埃斯科瓦尔等人意欲拔掉的眼中钉了。
哥伦比亚第二大报纸——（旁观者报）在社长吉列尔莫·卡诺的主持下，多次发表社论，尖锐抨击贩毒活动。特别是1986年12月，哥伦比亚最高法院根据所谓的“严格的法律意义”为由，裁决哥——美引渡协定不符合宪法。哥伦比亚总统比尔希略·巴尔科驳回了这项裁决，使之无法生效。吉列尔莫·卡诺主持的《旁观者报》对最高法院进行了批评。然后，仅仅在总统驳回最高法院裁决之后3天，即12月17日晚7时15分，卡诺下班回家，他的汽车刚开出报社门口20米远，两名刺客坐在一辆摩托车里，举枪向他猛烈扫射，卡诺身中5弹，一个小时后，他就死在医院里。
另一家站在反毒品斗争前列，就在贩毒集团老巢麦德林出版的报纸——麦德林市《哥伦比亚人》报社的社长胡安·莫尔蒂内斯也曾遭到过埃斯科瓦尔集团的袭击。1987年秋天的一天，“胡安·莫尔蒂内斯忽闻有人叩击他家前门。他让23岁的儿子何塞前去开门。何塞挂上门后的保险链条，将门开了一条小缝。还没等他探头去看外面是谁，一支手枪从门缝中伸了进来。
‘快来，爸爸！’何塞尖叫道。
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带上枪！‘莫尔蒂内斯社长急忙端起一支勃朗宁自动步枪，疾步上前，连连扣动扳机。
砰、砰、砰，一梭子弹向门口飞去。
暴徒们发现从正门无法突破，转而跳上汽车，绕到旁边的汽车间门前，开足马力，企图用车子把汽车间的门撞开，然后通过里面的旁门闯入室内。还算幸运，莫尔蒂内斯家的汽车正顶在门口。暴徒们撞了好久，才撞开一条勉强伸进脑袋的缝。他们见无法闯入，又跳下汽车，试图从那条缝里挤进去。这时候，早已等候在里面的何塞朝缝隙处连连开火，又一次打退了暴徒们的进攻。暴徒们见此行动的目的难以达到，便朝汽车间的大门胡乱扫射了一阵，然后大夫所望地溜走了“。
新闻界面临的暴力威胁与日俱增。哥伦比亚第一大报——《时代报》的社长埃尔南多·桑托斯哀叹道：“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得不乘坐防弹汽车，但我知道这可能无济于事。”
为了保证组织的安全，埃斯科瓦尔集团从国外购进了大批先进的武器装备，从事毒品走私押运工作。
为了同围剿的政府军作战，埃斯科瓦尔集团还以高薪从以色列、南非、法国、英国以及美国招聘了大批雇佣军，组成强有力的武装集团。面对这一武装集团，连政府军也要畏惧三分。
埃斯科瓦尔集团雇佣来的职业杀手，都接受过严格、系统的训练，具有侦察、爆破、应急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并绝对忠诚贩毒集团。帮规是极其严格的。如果背叛了组织，那只有死路一条。他们在杀死“变节者”以前，要先割掉其耳、鼻或者舌头和生殖器，让你饱尝痛苦以后再给致命的一刀，杀死以后，甚至还把尸体绑在铁棚上示众。帮规中还有一条，就是对“变节者”的全家要斩尽杀绝：先杀亲属，再杀本人。在麦德林，常常会发现①李景卫：（麦德林卡特尔贩毒集团），《人民日报》1988年5月22日。
一些无名尸体，口中含着性器官，这一定是背叛组织或泄露秘密而被处死的毒品集团分子。
麦德林卡特尔贩毒集团的暴力行径在哥伦比亚造成了巨大的恐怖气氛。经过严格训练的职业杀手，专门绑架、枪杀那些敢于伸张正义，揭露、审判他们罪行的人——从法官、记者、官员、警察、编辑，到该集团内部的“叛变者”。结果使哥伦比亚这个资源丰富、有着29万人口的南美洲国家每年总要发生上万起谋杀案件，闹得社会动荡，人人自危。
那些国家法官们整日生活在恐惧之中。本来，在哥伦比亚，人们一直认为，能被选进最高法院是一种很崇高的荣誉。但是仍有一些法官宁愿辞掉他们的职务。1987年1月，最高法院院长费尔南多·乌里韦·雷斯特雷波就辞职去了厄瓜多尔。他的临时继任人内梅西奥·卡马乔·罗德里格就职时还声称：“我们都处于威胁之下，但是我并不感到畏惧。”但是，仅仅过了5天，他也突然辞职不干了。
美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建成了一座地堡式的建筑，许多外交官员还须待械巡逻，以防不测。1983年，哥伦比亚总统贝尔萨里奥·贝但库尔曾发动过一场反毒品运动，招致了毒枭的忌恨，以致政府为他配备的保卫人员竟达40人之多。其他政府要人也费尽心机地寻找“安全住所”。以至有的溜到国外。前司法部长恩里克·帕雷霍（他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