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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军,着手培训特种兵,争取大股伪军起义,等等,这一切都是为反攻乃至战后做准备,也就是为防止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的进攻,准备一块完整的根据地,并积聚强大的武装力量。
长期的武装斗争,已经把罗荣桓锻炼成为一名合格的战略家。
但抗日战争毕竟还没有结束,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也曾于当年4月5日给山东下达指示:目前应争取国内平静,拉蒋抗日。因此,罗荣桓在文章中又指出:要紧紧掌握对敌斗争的原则。他说:“对友顽军还是以争取为主,打击只是为了向其反动行为作警告或正当自卫。”“……只要我们掌握了民族矛盾,集中力量在对敌斗争上取得更多的自主,我们就必然能成为团结抗战的中心,必然有政治优势,必然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对于日军,罗荣桓指出,不能因为它收缩防线,采取重点防御而低估他们的力量。他说:“肯定地说,今天敌人的力量还是很强很大的,既然有力量进攻正面(即同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也就有力量‘扫荡’我们敌后山东……虽然今天敌人撤了一些据点,但其战略据点和战略联系线加强了,机动兵力集中了,对我突然‘扫荡’和奔袭的可能性也就增多了。我们如果对敌人存在丝毫疏忽和麻痹,都必将付出血的处罚。”
此后,山东的日军对八路军虽然未采取大规模的进攻行动,但罗荣桓对那些有盲目乐观情绪的人的警告,为八路军的局部反攻和最后反攻扫除了思想障碍。
从“游击”到“运动”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指示》,强调: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就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根据地游击战争应采取各种妥善办法向城市四周与要道逼近,在那里建立隐蔽的游击区,以利城市与要道工作的进行。
7月1日,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指出:全军目前47万人,欲以此在反攻前坚持与发展根据地是够用的,但欲以此在反攻中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并对付国民党方面来的可能的国内突然事变,则是不够的。要担负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并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能胜任。
城市是各个地区的政治与经济中心,要想彻底打败日军,就必须攻占日军控制的重点——城市。八路军把作战的重点由乡村转向城市,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共产党不但在为最后反攻做准备,而且也开始为应付战后的不测事件做准备。可是,就在此之前的6月5日,国民党在《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中谈到,共产党的第18集团军及其在各地的一切部队,只能合编为4个军,计10个师,总兵力15万人左右。国民党限制八路军在15万人左右,共产党觉得自己47万还不够,双方矛盾在不断加深。
共产党、八路军不但在政策方针和兵力部署上为反攻做准备,而且在作战方法上也在进行准备,这就是从“游击战”发展为有条件的“运动战”。
在接到中央要求为反攻做准备的指示之前,山东的八路军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制定了总的战略部署,其内容是:完全控制沂鲁山区,扩大诸日莒山区根据地,夺取深入解放区的孤立的日伪军据点,扩大解放区,使胶济路南的三个战略区完全连成一片;向胶济路东段两侧地区发展,以打通和加强胶济路老山前线各战略区的联系;在胶济路北,彻底改变渤海区被敌封锁分割的局面,变游击区为根据地;进一步肃清胶东心腹地区的日伪势力,创造更有利的局面。
同时,罗荣桓在谈到作战原则时,也提到了运动战。敌人兵力的收缩,使得八路军的回旋余地增大,在运动中歼灭小股敌人的机会增加了,因而可以适当地集中兵力进行运动战。
罗荣桓所说的运动战,是发挥自己的特长,避免自己弱点的运动战。战术上要隐蔽突然,速战速决,作战地点最好选在八路军占局部优势的地区。兵力的分散与集中,又不能影响根据地的建设。如鲁中、胶东和滨海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各集中四五个团的兵力,渤海和鲁南可以集中二三个团的兵力,这样便达到了集中全区二分之一以上的兵力,从而使自己在战役或战斗上能以优势兵力对付敌人。
罗荣桓还指出了攻势作战的时机选择,一般是:乘敌收缩兵力、调整防务、立足未稳、部署混乱之机发起攻势;敌“扫荡”某一地区时,我可在其他地区迅速发起攻势;敌“扫荡”结束分路回窜时,兵力分散,情绪恐慌,可选择其弱点、尾敌发起攻势。为了迷惑敌人,不宜过早地暴露企图,也不在一个方向上连续作战,而是在各个不同方向,以此起彼伏的方法实施战斗。
根据上述原则,山东军区从1944年初开始,连续实施了系列攻势行动。首先于1月21日,在日(照)莒(县)公路的石沟崖歼灭了汉奸朱信斋部。接着,鲁南、胶东、渤海三个军区的部队,先后袭占和逼撤了一批日伪军据点,并歼灭日伪军一部。
1944年初,罗荣桓关注的重点是鲁中军区第三次讨伐吴化文部。
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以前虽然两次遭到八路军的打击,但到1944年仍有1万余人。这股伪军盘踞的地区,北靠淄(川)博(山),西通泰(安)莱(芜),连接着胶济、津浦两条铁路,包围着泰山地区,威胁沂蒙区。他们是山东八路军发起反攻的障碍。为了争取有利的反攻阵地,罗荣桓决定发动这次讨吴战役。他曾多次召集山东军区领导人,反复研究了吴化文部的情况。
1944年1月间,罗荣桓派参谋处长李作鹏专程去鲁中,同鲁中军区领导人一起制定了具体作战方案。李作鹏和鲁中军区的领导人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决定投入6个团,加上滨海军区的第6团和各县的地方武装与民兵,组织多路梯队发动攻势,进行第三次讨吴战役。
3月25日,正值日军调防、伪军整编,敌伪部署较为混乱的有利时机,八路军开始对吴化文部发起进攻。
吴化文遭到攻击后,就把其第6、第7两军残部集中于以鲁村、悦庄为中心的狭小地区。为挽救吴部,日军除每日派遣飞机轮番助战以外,还以其第54旅团、独立混成第5旅团各一个大队,于3月29日分别从莱芜、临朐出动,对吴部进行支援。
山东军区得此消息后,立即指示鲁中军区:“吴部集中鲁村、悦庄,死守待援,因此在运动中歼敌已无机会,强攻恐难奏效,应迅速结束战役,并防敌人向我出击报复。”鲁中军区接到指示后,除留一部分与敌周旋外,主力当即转移于机动位置,待机歼敌。至此,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4月初,日军从西南两面共2300余人的增援部队会合于悦庄,掩护吴部重新布防。山东军区决定抓住机会,不断以小部队向敌弱点进攻,使日军捉摸不定。来援的日军始终未能发现八路军主力所在,其歼灭八路军主力的企图落空,不得不于4月8日逐渐回撤。
罗荣桓当即抓住日军回防、吴部调整防务、部署尚未就绪这一良机,命令鲁中军区,对吴化文进行再次攻击。4月15日,鲁中主力围攻驻悦庄附近的吴部第49师一部,全歼吴部一个团又四个连,并以政治攻势招降了吴部独立第4旅的600余人(不久后逃散),迫使吴化文不得不亲率四个团由其总部所在地莱芜郑家王庄东援。八路军乘其后方空虚之际,于4月18日夜间集中兵力奔袭郑家王庄。19日夜,歼吴之总部,打乱了吴部的后方。20日,吴化文被迫率其增援部队及第49师残部撤至鲁村一带,悦庄地区为八路军所控制,整个战役到此结束。
在这次作战中,八路军共毙伤伪军1300余人,俘敌少将以下军官323人、士兵4800余人,连击溃在内共歼灭吴部7000余人,占其总兵力的60%以上。更为重要的是,山东战略要地鲁山山区的大部被八路军所控制。不久,延安的《解放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题为《鲁中讨吴战役的胜利》,对这次作战给予了高度评价。社论中指出:“这次战役不但对于山东的抗日根据地很重要,而且是敌后战场上我八路军、新四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行动的一部分。”
在讨伐吴化文战役结束后,为进一步扩大胜利成果,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保卫夏收,罗荣桓又指挥各军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到1944年8月,山东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更大变化,对八路军更为有利。
罗荣桓神算救机关
山东八路军发动春季和夏季攻势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后,日伪军于8月开始,频繁调动部队,准备进行报复。罗荣桓不断接到各地情报站的报告,说敌人正在集中,其中有日军一个大队、伪军吴化文残部及荣子恒部等共1万余人,集结于莒县、临沂、青口、海州等地。日照有敌600余人已经北进。敌人扬言,要向日照以北地区“扫荡”。
罗荣桓获悉上述情况后,进行了冷静的判断:一股敌人北上,只是佯动,他们的真实意图,是合击驻在莒县南部的山东军区和滨海军区的领导机关。
这时,罗荣桓在山东已呆了五六年,对日军的脾气和惯用战法已摸得八九不离十。当时我军住得比较分散,情报站遍布各地,每天都接到大量情报,其中有些情报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不对总的情况进行认真的分析,就会产生错误的认识。事实上,这次他又判断得十分准确。
当“扫荡”的敌人进入根据地后,遇上了倾盆大雨,道路泥泞,又怕踩上八路军埋设的地雷,因此前进的速度不快。加上敌人每路人马均在千人左右,而粮食都是由济南、兖州等地抓来的民夫挑运的。因此,罗荣桓估计敌人“扫荡”时间不会太长,便准备沉着应战。他命令胶东和渤海军区,当敌人集中兵力“扫荡”滨海之际,寻机打击守备薄弱之敌,以策应滨海区的反“扫荡”。
罗荣桓作了上述部署以后,于8月21日晚10时率领当时正在出席军区召开的军事会议的干部和军区机关,从莒县西南的洼子埠迅速南下。他知道两省的敌人建制不同,山东属华北日伪军辖区,而江苏则为华中日伪军辖区,两区之敌难以密切协同,其间肯定有机可乘,于是他按照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原则,回旋穿插于江苏、山东两省的边缘地带,在莒县南部、赣榆、郯城以北地区跳来跳去,同敌人“捉迷藏”。
一次,罗荣桓及其随从人员在沐河东岸一个村子里宿营。参谋肖剑飞正在同各个情报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