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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估计，以及如何贯彻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等问题上。有的领导认为，共产党在山东的武装力量已能同日伪军相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初步取得了优势。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已占全山东省的６０％，人口也占５０％。基于对形势的这种乐观估计，他们便倾向于强调建设正规化的主力兵团，认为打游击战已经不过瘾，要打大仗，打运动战（或称运动游击战），而对于坚持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却不够重视，也缺乏更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罗荣桓和一些人不赞成这种对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他们从山东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八路军对敌伪军还是劣势，在当时组建正规兵团、打运动战的条件尚不成熟，应坚持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
会议期间，八路军总部来电，对桃峪高干会议作出指示，批评了１１５师军队纪律和干部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１１５师已经作了严肃的处理，罗荣桓也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但是，尽管如此，山东分局个别领导人还是以南大顶事件作为把柄，对１１５师进行严厉的指责。
山东分局个别领导人对１１５师的不断指责，有些是针对罗荣桓个人的，罗荣桓觉得山东的工作很难作。他认为，如果自己不在这一位置上可能会好些。于是，１０月４日，罗荣桓以个人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总部并转中央，表示完全接受八路军总部对１１５师工作的批评，并请求将他调离山东去学习。１０月１７日，毛泽东起草并签发了以他和朱德、王稼祥名义的复电，在肯定八路军总部批评的同时，指出：
“１１５师有极大的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均应继续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接到这一电报后，罗荣桓就放弃了个人的要求，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
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在桃峪会议上暴露出的各种分歧，在会议期间没有得出统一认识。
桃峪会议结束后，为了便于实行山东军事上的统一指挥，１１５师决定按照山东分局的意见，将师部转移到沂蒙山区。但考虑到鲁南地区是通向华中的枢纽，又是沂蒙山区的屏障，这个地方也不能放弃，于是，又把教导２旅一部，转移到沂水县青驼寺以西的聂家庄。
解决“家庭困难”
１１５师师部同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机关靠拢之后，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多粮少，部队和机关的日子都非常艰苦。
１１５师驻地抱犊崮山区和天宝山区田少石头多，是山东有名的穷地方。由于山东八路军和共产党机关都挤在这一地区，吃饭成了问题。部队日常吃的都是煎饼，是用高粱面或其他面糊糊在平底锅上摊成的。高粱煎饼又黑又硬，咬起来十分费劲。一些煎饼中的糠很多，吃下去容易便秘。为了便于下咽，在天宝山区烙煎饼时，还在面糊糊里掺一些山梨或柿子。当地蔬菜十分罕见，战士们时常将柳树叶子腌一腌，卷在煎饼里吃。如果是北方人，习惯于吃面食，不管面的质量如何。可是，师部有一些知识分子是南方人，习惯于吃米饭，又不会卷煎饼，双手拿着煎饼吃很像看报。于是，开饭吃煎饼时，他们便开玩笑说：“读报了，读报了。”
１１５师的领导也同大家一样。当时罗荣桓虽有很厉害的痔疮，但也是每天“读报”不已。
穿的是羊毛棉袄。这乍一听，穿羊毛棉袄，还以为满不错，然而，却是名实不符。
１９３９年，１１５师从晋西出发时带了６万元，到鲁南后不久便花光了。于是南下郯城码头，才筹款解决了当年的棉衣问题。桃峪会议以后，又到深秋，因搞不到棉花，棉衣仍无着落。后来发现，当地养的羊不少，便决定就地取材，搜集老乡未经漂洗的羊毛，指战员每人发几斤，发动大家自己动手，用羊毛做絮，缝制棉衣。
正在大家忙于洗晒羊毛，制作棉衣的时候，陈士榘到任了。一天，罗荣桓同陈士榘沿着河边散步，见到许多战士在岸边石头上用柳条抽打羊毛。陈士榘就问罗荣桓：
“这羊毛能不能像弹棉花那样弹呢？”
罗荣桓摇摇头说：“如果有一台破毛机就解决问题了。”停了一会，他又说：“这只有等到胜利以后，现在只能是望梅止渴。”
这一年冬天，１１５师的领导与其他人一样，也是穿着这种羊毛棉衣。穿这种棉衣，羊毛一根一根地往外钻，弄得到处是羊毛，而且一它一它地向下坠，往往是棉衣的下部厚厚的，而上部却成了单衣。就是这样的衣服，帮助１１５师的指战员度过了鲁南的严冬。
在那种十分艰苦的战争年代，部队有困难只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
１１５师到山东后，本想就地获取一些给养。但山东的国民党政府却百般阻挠，说１１５师的防区不在山东。从根据地里搞吧，当地的老百姓本身也苦得很。没办法，一开始八路军主要是靠打仗来维持生计，但打仗也需要一定的条件，不但要有好的作战目标，而且也应有足够的实力。
后来，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山东境内的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发动全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先是开荒种地，帮助群众耕种和收藏。但是，不久很多地方又出现军民争荒地的矛盾。罗荣桓得知此事后，就找山东军区司令部管理科长何敬之商量。何敬之提议到海边去开盐田，罗荣桓当即表示同意，并亲自参加了盐场的规划、建设和后来的晒盐劳动。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军区直属队组织了一支运输队，把自己生产的食盐运到边沿区去卖，来回１００多里路，每一头牲口驮的盐可以赚３０余元。
后来，罗荣桓又指示机关开展多种经营，这样，机关又成立了生产大队，下设３个生产队、２个油坊、１个酱园，还开办了供销店。当时的买卖做得还不算小，他们把山东根据地出产的花生油、豆油，有时远销到上海等地，换回根据地军民需要的药品、纱布、火柴、布匹等生活物资，甚至还可以换回军需用品。
为了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山东八路军甚至把当时在抗大华中分校工作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留在山东帮助工作。１９４２年，返回延安的薛暮桥经过山东，在山东停留了３个月，后来中共中央来电催他回延安。罗荣桓就一面复电中央，要求将薛暮桥留下，一面征求薛的意见。后来，薛暮桥认识到山东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就留了下来。
另外，八路军还开了金矿，在根据地内发行自己的货币（即抗币，山东称为北海币），以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通过自力更生，到１９４４年，山东八路军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当年，罗荣桓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
“部队在生产初步发展的基础上，一般主力机关每日可以吃到５钱油盐，１斤多菜，每月１斤多肉。并能补助牙刷、牙粉、黄烟等日用品，今年上半年，由于生产盈余，每人解决衬衣１套，体力亦渐增强。”
八路军自己动手，战胜生活困难，不但顺利地渡过了难关，而且也减轻了根据地群众的负担，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你还我干部”
从根本上讲，部队的战斗力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二是武器。其中人是最重要的，而那些经过多次作战锻炼的人则更为重要。他们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有较好的心理素质，还有那种在作战中能随机应变的本领。这些人是部队的宝贵财富。长征结束时，红军只剩３万多人，但后来却不断壮大，战斗力仍没有减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八路军保留了相当一批红军骨干。在抗日战争那种艰苦环境中，这些骨干却是越来越少，少也是正常的，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但有些却是可以避免的，这关键是一个战术问题。
抗战以来，１１５师有一些指挥员习惯于１０年内战中那种猛冲猛打的战术。在与优良装备的日军作战时，有时伤亡过大。
１９４１年２月７日，教导２旅副旅长，人称“张疯子”的张仁初带着一个团，在郯马地区奉命出击时，在重坊附近与从新安镇（今新沂县城）出来“扫荡”的数百名日伪军相遇。敌人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向八路军实施进攻。张仁初跨上战马，举起枪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战士们跟着他勇猛地拼刺刀，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是八路军的伤亡也很严重，特别是许多长征过来的老战士和干部都牺牲了。战后，罗荣桓看到牺牲名单时，十分惋惜而又沉痛地说：“都是多么好的战士啊！”
就在这时，张仁初来了。他一脸兴奋的神情，老远就喊“政委！”罗荣桓这次既未让坐，也没有给他倒茶，而是狠狠地盯着张仁初，劈头就问：
“张仁初，你是来请功的吧？你是来领赏的吧？”
张仁初懵了，愣愣地站在那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罗荣桓厉声说：“告诉你，我这里没有功给你，没有赏给你。你真是个疯子！你还我干部，你还我战士！”
一向稳重的罗荣桓政委，此时怒容满面，透过黑边眼镜，可以看到眼睛里饱含着泪水。
“你违反了游击战的原则，拚掉了我们的红军老干部。你赔我的干部来！”
在那种你死我活的战争岁月里，作战经验就是本钱，就是财富，有时可以说就是胜利。在作战中损失了那些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老战士、老干部，对八路军来讲，就意味着遭到了比较大的损失。特别是那些红军干部，他们都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不但具有十分丰富的实战经验，而且还经受了意志上的磨练。他们很多都曾与罗荣桓一同战斗过，罗荣桓非常深刻地了解他们。一旦失去他们，无论于公于私，无论是从理智上还是从感情上讲，都是难以接受的。
张仁初一声不吭，低着头站在那里。抛开作战的胜利，去想一下所遭受的损失，他的那种兴奋感陡然消失。想到那些永远也不会再见到的战友和部下，他的眼圈也红了。
罗荣桓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语重心长地说：“干革命不能单凭一股冲劲，打仗也不能只靠勇敢。现在我们是开展游击战，不是打阵地战。只管打得过瘾，动不动就硬拚，革命的本钱被拚光，我们怎么向党和人民交待？”
张仁初低着头，十分沉痛地说：“政委，我错了，我请求处分。”
“处分你有什么用？好好地记住这血的教训吧！”
是啊，打仗不能光靠勇敢，要有勇有谋。既讲勇气，也要讲战术，讲谋略。
张仁初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件事。每逢提起，他总是十分后悔地说：“唉，罗政委说得对，我真是个疯子。”
针对重坊战斗这一类情况，罗荣桓和陈光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认为有必要提醒下属各部队。４月２４日，罗荣桓在司令部研究整军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的具体条件不同了。我们在国内战争时期的经验，不是全部都可以适用于今天的。”
７月间，陈光和罗荣桓在发给各单位并报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的一份电报中指出：“部队对军事学习和战术素养的提高未引起重视，以致虽在实践中表现英勇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