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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真相。
在罗荣桓及其随行人员住的村子里,到处都贴着题为《为肃托的初步胜利告苏鲁豫群众书》的油印传单。罗荣桓看了王凤鸣编造的谎言,愤愤地说:“把党组织搞垮了,大批的党员干部被杀掉了,弄得人心惶惶,干部战士人人自危,还说什么‘初步胜利’,如果‘彻底胜利’,那要搞成什么样子!”
按照事先安排,郭洪涛与区党委书记谈,罗荣桓和王凤鸣谈。
王凤鸣一跨进门槛,就看到罗荣桓政委紧皱双眉,狠狠地盯着他。他知道事情不好,赶紧低下了脑袋。他手里拿着一叠事先赶出来的材料,但假的就是假的,汇报漏洞百出。平时非常耐心,总是让人把话说完的罗荣桓,这次实在没有耐心听下去了,便打断王凤鸣的话,单刀直入地问:
“你为什么把梁兴初抓起来?”
“他是托派,和徐州敌人有勾结。”王凤鸣硬着头皮回答。
“有什么证据?”罗荣桓追问。
王凤鸣举起手里的材料:“有别人的口供。”
“这口供是怎样弄出来的?”罗荣桓更加严肃起来,他根本不理那些材料,不等王凤鸣回答就进一步追问:
“你打人了没有?有没有逼供?有没有用刑?”
这一连串的提问,好像连珠炮,王凤鸣终于招架不住了,不得不吞吞吐吐地承认用了刑罚。
“用刑罚逼出来的口供,算什么根据!如果别人的历史你不了解,梁兴初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负了十几次伤,怎么会成为反革命?!”
王凤鸣还想狡辩,罗荣桓拍案而起,厉声责问道:“你抓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你无法无天到了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的。”
在罗荣桓义正辞严的斥责声中,在湖西地区专横跋扈的王凤鸣,此刻像泄了气的皮球,软在椅子上。
原先对王凤鸣唯命是从的区党委书记,经过郭洪涛的谈话,悔恨交加,意识到自己铸成了大错。罗荣桓同他谈话时说:“你们应当分析一下嘛!区党委的同志,像王文彬同志,我听六支队的段君毅同志说,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曾经当过北平学联的宣传部长,他和张如等同志在湖西拉起那么多武装,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如果他们是托派,能这样干吗?”
在牢房里似饥若渴的“犯人”们,从窗户看到外面有一些过去从未见过的干部,都估计:可能是罗政委的人已经到了。大家为很快就要被解救而感到欢欣鼓舞。然而,住在单人牢房的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并不知道罗荣桓的到来。前几天审讯者拿着一张纸在郭面前摇晃,说这是山东分局来的电报,电报里说,郭子化(当时是山东分局的统战部长,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已经交代自己是托派了,而且供出郭影秋是托派。郭影秋只好说:“我是由郭子化介绍入党的。既然他是托派,那我也只好承认我也是。”郭影秋被押回来后,越想越不对头,又翻了供,于是被关进了单人牢房。就在罗荣桓到达的这一天上午,王须仁再次提审郭影秋,因取不到口供,当着郭的面把另一名“犯人”民运干事陈景文打死,并气急败坏地威胁郭影秋说:
“如果再不承认,就将和陈景文同样下场!”
当时,郭影秋并不知道,这是王须仁的垂死挣扎,更不知道这正是罗荣桓即将来解救他们之时。
在陈景文死后不到几小时,郭影秋被带到一个四合院的西屋内。他抬头一看,对面桌后坐着几个他不认识的人。
中间坐着的那个人招呼郭影秋坐下后,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郭影秋。”
“你认为肃托怎么样?”
“我认为肃托是正确的,可我是被冤枉了。”他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只能这样回答。
“是谁冤枉了你?”
“是郭子化。”
“郭子化怎么会冤枉你呢?”
“郭子化在山东分局自首,承认自己是托匪,而且还供出我也是托匪。可是,我不是……”
“郭子化自首,还供出了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审讯我的人说是分局来了电报。”
“岂有此理!”坐在中间那人气愤地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说:“郭影秋同志,我不是来审讯你的。分局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电报,郭子化同志也从来没有自首过,这完全是捏造!”他走到郭影秋面前自我介绍说:
“我是罗荣桓。”他又指指身旁的两位干部说:“这位是张经武同志,这位是郭洪涛同志。郭子化同志也来了,你等一会就会见到他。”
罗荣桓命令立即释放郭影秋。
郭影秋一听,泪落如雨,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是的,如果罗荣桓再晚来一会儿,他就有可能会不明不白地死去,临死之前,他还会认为是郭子化害了他。现在真相大白,自己的上级,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居然会拿假电报来诱使他承认是“托匪”,真是人心难测啊!
后来郭影秋回忆道:“罗荣桓同志再晚来4小时,我和李贞乾、郝中士、梁兴初几位同志,也就被拉出去枪毙了。罗荣桓同志到了湖西之后,所谓的‘肃托’斗争才被制止。”
经过与郭影秋这次谈话,罗荣桓和郭洪涛、张经武一致认为,已经没有必要逐一进行甄别了。罗荣桓决定快刀斩乱麻,无条件释放一切被关押的同志,让他们返回原岗位,恢复工作。
接着,罗荣桓等又去看望了被囚禁的梁兴初和李贞乾。
衣衫褴褛、伤痕累累的梁兴初,看到罗政委走进牢房,立即扑上前去,紧紧抓住罗荣桓的手,泣不成声地说:
“罗政委啊,您再晚来一步,我们就见不到您了!”
罗荣桓搀扶他坐下,仔细察看他的刑伤,极为愤慨地说:
“这简直是犯罪!”
罗荣桓又向梁兴初问了一些情况,勉励他打起精神,好好工作。
罗荣桓等人又去看望了李贞乾。他是受刑最重的一个,受刑后一直卧在地铺上。罗荣桓进去时,他挣扎着要坐起来,罗荣桓赶紧迎上前去,随行人员介绍说:“这就是罗政委!”李贞乾没有见过罗荣桓,目光中还有一丝疑虑。罗荣桓立即安慰他说:“李贞乾同志,你受委屈了!你是一位好同志。为了开辟湖西根据地,你和区党委的同志做了许多工作,党是知道的。”
李贞乾听到这暖人肺腑的话,热泪夺眶而出。罗荣桓随即派人将李贞乾转送到卫生队,并再三嘱咐,要细心护理,精心治疗。
罗荣桓的到来,使得湖西的几百名“囚犯”一下子获得了自由,这就好像春潮冲破冰封,仿佛黑夜突见光明,长时间笼罩在湖西上空的乌云被驱散了,人们很难掩饰内心的激动。
随后,罗荣桓和郭洪涛召集被释放的同志开会。面对着一双双热泪盈眶的眼睛,罗荣桓亲切地说:
“同志们,你们受苦了,受委屈了!我代表中共山东分局和115师向你们表示慰问!慰问受冤枉的同志,慰问无辜受害者的家属!”
此时此刻,人们听到这些话,就再也控制不住各自的感情,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激动的哭声。这哭声是发自对党的感激,是失去亲人后的悲痛,是对刽子手的愤恨。
罗荣桓的眼睛也湿润了。这时他更感觉到对不起这些受害的同志。他在想,由于自己队伍中某些人的行为,给这么多人带来了痛苦,给党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死去的人已不可能再复生了,但这一事件给生者心灵上带来的创伤不知需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弥补。罗荣桓有一种负疚感,他恨自己对这件事了解得太晚了,恨在自己责任能够涉及到的范围内竟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低下头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讲:
“这不仅是哪一个同志的不幸,这是由于逼供信而造成的又一次惨痛的教训。这是我们党的严重过失!”他痛心地指出,由于湖西“肃托”的严重错误,破坏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损害了我党我军与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他号召全体同志,要加倍努力工作,尽快地挽回这一事件给党造成的严重损失。他要求受冤枉的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积极帮助党组织把问题搞清楚。
罗荣桓的心情依然沉重
“肃托”被制止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救,可是身为领导的罗荣桓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有一天,他散步时,遇到了在第4大队一营当组织干事的陈忠梅。陈是1929年后参加革命的红小鬼,曾在罗荣桓领导的第一军团政治部工作过。如果是在别的场合,罗荣桓见到他一定会亲热地谈一会。可是此时此刻,罗荣桓的心情很沉重,他一见到陈忠梅就表情严肃地说:“小鬼呀,你还记得打‘AB团’的教训吧?湖西事件又重犯了那种错误呀!”
这一事件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教训是什么?我们党内为什么总是有人制造于革命不利的事件?罗荣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苦苦地思索着。
在这一段时间内,罗荣桓脑海中总是浮现出红军时期肃“AB团”的运动。红军总前委对敌情估计错误,在红军中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肃反斗争,结果造成了乱捕乱杀现象。罗荣桓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任红4军政委,一位年仅十几岁的小战士也被打成了“AB团”,原因是他给被打成“AB团”的人买了酒和花生米,最后是罗荣桓救了这个小战士。当时有人说12师师长萧克也有“AB团”的嫌疑,准备抓起来,是罗荣桓保护了他。另外,还有一个罗荣桓“刀下留人”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红4军政治部通知说12师的宣传队长和一个宣传员是“AB团”,于是,师里立即将这两个人逮捕。提审时,这两个人不承认,一用刑,承认了,又供出十几个人。再抓,再打,再审,这十几个人又供出几十人,不到两个月,这个师抓了100多人。当时规定,捕人由各团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不须向军党委和总前委请示报告。
12师准备杀几十人。
就在准备动手的那一天早晨,12师领导感到杀这么多人有问题,萧克便骑马到军部向罗荣桓政委请示。罗荣桓和红四军军委秘书长黄益善接待了他,听了他的汇报。罗荣桓当即明确答复:“不能杀那么多人。”听了罗荣桓的意见,萧克心中有了底。他立即往回赶,救下了30多人。从此,“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便在红军许多部队中流传开来。
过去的事就不要去想了,先把“肃托”的事处理好吧。罗荣桓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罗荣桓一到湖西,就开始注意到王须仁这个人。他整天弓着腰,显出一副谦卑的样子,两只眼睛深深地陷在满是络腮胡子的脸上,加上一副眼镜挡在前面,很难看清他那诡秘的眼神。罗荣桓来了以后,王须仁很少抛头露面,话也不多,似乎并无多大本事。可是郭影秋、郝中士等都揭露了王须仁的大量骇人听闻的严重罪行。罗荣桓初步了解情况后,便很尖锐地向区党委书记指出:“现在可能是这种情况:好人牺牲了,坏人却在逍遥法外。”
罗荣桓指示保卫部进行调查:原来王须仁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物。据说在抗战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