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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蒋介石也感到应准备在日方扩大事态时，与之抗争，不可麻痹大意。所以他在７月８日接到日军进攻卢沟桥报告后，当天就指示宋哲元：
“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经过一夜的考虑和思想斗争后，蒋介石于７月９日定下了准备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并立即召何应钦自四川返回南京，着手编组部队，同时又电令宋哲元严阵以待：
“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
蒋介石也吃够了日本人狡猾的苦头。
在当天，蒋介石还派孙连仲第２６路军北上保定、石家庄地区，准备同日军作战。
１０日，蒋介石又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
一是编组作战部队。第一线为１００个师，预备军为８０个师，并要求于７月底前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等。
二是将供６个月用的弹药围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一旦被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是准备后备兵员１００万人，军马５０万匹和６个月的军粮。
老蒋这次是真的要干了，并且态度还十分坚决。
当被中国一直视为抗日英雄的宋哲元也被迫向日军妥协时，蒋介石也没有改变他要抗击日本人侵略的立场。
７月１０日，宋哲元派出代表张自忠，与日方代表松井太郎进行谈判，并于１１日下午达成屈辱协议：
同意向日方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宛平城和龙王庄不驻中国军队；彻底取缔抗日团体等。
但是这一协议未经蒋介石批准，它只是宋哲元对日的妥协，因此蒋介石对此屈辱和约不予批准，并命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的形式通知日本驻华使馆：
“任何谅解，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
１３日，蒋介石又向宋哲元发出电报，表示其抗战的决心，指出：“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蒋介石不但已定下了抗战的决心，并且也意识到，只有抗战，才能维护国家的尊严。
宋哲元仍抱着局部解决的幻想。当时日本代表香月清司于１４日派参谋向宋哲元提出七项苛刻的、完全控制华北的条件，最主要的是撤退中国军队，撤走中央机关，取缔“排日”活动。而宋哲元居然派张自忠于１９日签署了该协定及其７项条款，并报请中央批准。
蒋介石对宋哲元擅自签署的协议不予批准。在此之前，蒋介石就多次电示宋哲元切勿对日军抱有任何幻想。其中１８日的电文中说：
“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约，乃于签字后８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特供参考，勿受其欺。”
看来，这时蒋介石是真的看透了日本人的野心和一贯使用的花招，日本人的最终目的就是吞并整个中国，或者是让中国臣服于它。蒋介石是万万不会答应的。
再说，蒋介石也不想成为日本人的傀儡，不想任别人摆布，他想一直当中国的老大，不想有其他人来管他。
１７日，蒋介石在庐山再次表达了他的决心。他说；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讲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完全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全国民众要认清‘最后关头’的意义。……”
“和平已非轻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日本）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６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变为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河北和察哈尔省）将变成为昔日的东四省。”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最后他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些是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和维护国民党政治统治的根本大计。
蒋介石的抗战决心能如此迅速地坚定起来，其根本原因是日本侵略者要灭亡整个中国。蒋介石已经意识到，如果再不抗战，就要亡国；北平就要成为沈阳第二，南京就要成为北平第二；国民党政府就要倒台或充当日本的傀儡，对此，蒋介石无论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民族观念考虑，均无法接受。就蒋本人来说，他从来都不愿受人管束，况且他现在已为一国之尊，要他对日本人称臣纳贡，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虽然蒋介石到日本留过学，但他对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却非常崇拜。在蒋介石看来，泱泱文化古国，怎么能受制于倭寇。他曾对斯诺说：
“我国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留给我们的历史上的责任。”
蒋介石之所以能坚定其抗战的决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已与共产党达成谅解，统一战线不久也将建立起来，对共产党会坚决抗日这一点，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也有可能，蒋介石觉得共产党当时已对他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建立统一战线后共产党也会受他的左右。
当然，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致于在抗日战争结束时，八路军的力量已经能与国民党军队分庭抗礼。
共产党与国民党虽然已经达成了妥协，但开始时，蒋介石还是准备在谈判中同共产党讨价还价，从而进一步削弱共产党的实力，限制共产党的活动。但是，由于日本人挑起了卢沟桥事变，使得蒋介石没有更多的精力来顾及与共产党的斗争。此时，蒋介石政策的重点已不是“安内”，而是把“攘外”放在优先的位置上。蒋介石重点考虑与日本人作战，在与共产党的谈判中多付出一点代价已算不了什么。“七七事变”的爆发，无疑加快了国民党与共产党达成最后协议的速度。
可以这样说，卢沟桥事变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催化剂。
国共两党达成了协议。共产党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得到了确立。虽然国共两党内心的想法是不大相同的，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又走到一起来了。
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终于成为现实。
第二章 八路军第一师
八路军第１１５师，不但是八路军编制上的第一师，而且也是八路军中最先从陕北出发，渡过黄河，并第一个与日军进行交战的师。它是名副其实的八路军第一师。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在庐山交给蒋介石。在这个宣言中，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中国共产党摒弃前嫌，已与国民党取得谅解。为此，中国共产党重申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并为之奋斗；取消武装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名义；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等四项保证。
８月２２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每个师１．５万人。２５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改编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９月１１日后，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９月１１日后，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１１５师、第１２０师、第１２９师和总部特务团。
改编后的红军就要开赴抗日前线了。抗日虽然是每一名红军指战员梦寐以求的事情，可现在要与国民党一起，并要在国民党的指挥下进行抗日，有些人便想不通。因为他们参加红军后的一切仇恨、奋争都是与国民党连在一起的。试想一下，要与曾经夺去了战士们亲人和无数红军战士生命的“白狗子”共同作战，他们心里能很舒服吗？在红军改编的时候，很多人的身上还有不少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留下的伤疤，甚至还有国民党给留下的弹片和子弹。有些人之所以要参加红军，其主要原因就是不堪忍受国民党的高压统治，或是为了给自己的亲人报仇。有的人离开根据地后，他们的亲人都被国民党军队处死，有的几乎整村整村的人被杀害。可如今却要与国民党军队共同作战，原来的死对头变成了“亲兄弟”，并且国民党还成了大哥哥。改编就改编吧，特别是还要把头上戴的象征革命的八角帽摘下来，头顶“青天白日”徽，并且在作战中打国民党的“狗牙旗”，指战员们的感情实在接受不了。他们的目光一齐冲着新发下来的帽徽，那“青天白日”像疯狗的牙齿一样，阴森森的，狰狞可恶。在红军的眼里，它就是残酷和毒辣，就是凶暴和卑鄙。以前这个帽徽多是在战场上从敌人的头上或俘虏的头上看到的，而今却要戴在自己头上。有些人气得把它扔到地上。这么些年来，多少血，多少泪，多少辛酸，多少悲痛，哪一件不和这个标记连在一起？战士们的牢骚可就多了。
罗荣桓正在深入红４师第１０团了解部队的情况。这支部队是红一方面军的老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一直打到陕北，在长征路上打了许许多多的胜仗、恶仗和苦仗。这支部队很多人都牺牲在长征路上，不少指战员的亲人都死在国民党军队的屠刀下。有一部分战士，特别是经过长征的老战士们心里的怨气就不少。罗荣桓一来，他们可就打开了话匣子：
“国民党是咱们的死对头，为什么要和他搞合作？”
“蒋介石杀害了我们多少同志，他逼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连草鞋上的牛皮鼻子也吃了，这仇怎么能忘记！”
“我们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来打去，要戴青天白日徽了，我们自己也成了国民党军，这叫我们还有什么脸去见父老乡亲？”
“……”
在红军中，罗荣桓一直以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和善于做思想工作而闻名。他耐心地听完大家发牢骚，然后像拉家常一样说：“共产党人要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暂把阶级的仇恨吞在心里，与国民党一起共同抗日。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１１５师了。”“换个帽子算不了什么，那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