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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东欧的民族可分为四类。（1）欣欣向荣的巴尔干基督教国家的发展趋势被第十四世纪土耳其的征服打断了，这就摧毁了它们的贵族统治和新生的中产阶级。这些巴尔干民族于十九世纪反抗土耳其帝国的复兴运动反过来又摧毁了土耳其的官僚和贵族阶级，留下一些完全是由农民组成的国家，它们只有一个第一代的统治阶级。其中有两个是例外。希腊人从未成为一个无历史的民族，因为他们不久就成为他们的征服者的不可缺少的人，并确立了一种特权地位而成为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的行政管理和经营商业的阶层。独立的希腊由于其地理位置和传统，是一个航运和商业国家，易于取得海上权力，因此，尽管它是当年东方基督教世界核心的希腊帝国的后裔，在感情上它却是土耳其继承国家中最亲近西方的。再有一个便是罗马尼亚，它已产生了一个有部分希腊血统的地主阶级，他们与犹太人以及开发油田的外国企业界结成联盟。（2）东欧中部既包括东方基督教世界的东北屏障，也包括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东层，这里的决定性的事态发展不是土耳其的征服，而是两个世纪以前的蒙古人入侵。这次入侵使罗马尼亚诸公国、匈牙利和波兰的人口减少；波兰和匈牙利的统治者曾把德国移民召进来弥补损失。与此同时，一些劫后余生的卢西尼亚、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统治阶级都已波兰化或马扎尔化了。（3）捷克的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两地的情况特殊。它们和波兰、匈牙利不同，是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蒙古人的入侵并没有到达它们的国土。它们完全被德国手工艺人与商贩所拓殖和开发，它们维持了高度发展的民族独立，直到他们在1526年选出一个哈布斯堡的国王。它们在三十年战争开始时企图拒绝哈布斯堡王室的继承，因而招致了被战败、被征服和民族覆灭。一个德意志化和天主教化的进程消灭了波希米亚的当地贵族阶级，正如土耳其的征服摧毁了巴尔干当地的贵族阶级那样，接着捷克人也加入了无历史的民族之列。（4）波罗的海地区是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殖民领域。那个地区信奉异教的野蛮人在芬兰的是被瑞典人征服的，在立窝尼亚和普鲁士的是被条顿骑士团征服的。在那些国家里，当地的农民都是在一个外国统冶阶级管辖之下。在这些野蛮民族中只有立陶宛人由于和波兰联合才维持了它的独立，其代价则是迅速地波兰化，此种模式以后又再次出现。
然而长期积累的民族斗争和民族伤害致使东欧多少世纪以来分裂为有历史的民族和无历史的民族，同样也给它们大家以较之西欧民族更尖锐和更深刻的历史意识。德意志人不会忘记1410年败于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的坦伦堡之战，1914年8月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终于在同一战场上战胜了俄国军队而报仇雪耻了。马扎尔人一心想湔雪莫哈奇之耻，即东方的“弗洛登”，匈牙利的国王和骑士都是在那儿遭到土耳其人残杀的，并以此作为他们保卫基督教世界的部分传奇。无历史的民族的农民即便在民族沦亡时期，也保持了他们的历史传统。塞尔维亚人有一组诗歌，记述他们在科索沃被土耳其人战败的经过，捷克人的文学传统虽然在白山战役以后的一个世纪中实际上已经消失，可是波希米亚的农奴们在1775年起义反对他们的德国农奴主时却高唱胡斯党人的歌曲。正如西欧唯一有着类似经历的民族爱尔兰人一样，这些民族之所以能重获自由，乃是因为他们过去的冤屈和光荣一直活在他们的心头。历史是他们的政治实质，他们的全部政治都要从历史中吸取力量。
这就象一个人驾车沿着南丘陵疾驰，然后拐弯转离大路，沿着小道驶抵苏林顿、华盛顿和斯特宁的草原，在那里他会看到一些房屋，里面住着与理查二世的悲剧有关的人，他们才脱下他们的丧服，但哀哭的声音还没有完全平息下来。
东欧狂热民族主义者的极端主张同各自政府的目标接近的程度，同西欧相比要大得多，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深受历史的权利要求和对历史的回忆支配，如果要在西欧找一个类似例子，除非是英国政策的基本目标旨在收复吉延和诺曼底。特里亚农条约后被割去了土地的匈牙利丝毫不愿放弃圣斯蒂芬王家的历史权利；为特里亚农条约所扩大了的罗马尼亚是由达西亚神话支持的；波兰共和国念念不忘的是亚盖隆王国，保加利亚萦绕于心头的是阿森帝国和更早一些的西蒙君主和塞缪尔君主的帝国，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但不是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所怀念的是斯提芬·杜尚帝国；阿尔巴尼亚人为自己当前的虚弱所提出的慰藉，则是声称自己是“原始的、土生土长的巴尔干民族”，对他们说来，斯拉夫人只不过是刚来不久的移民，不但斯堪德培是阿尔巴尼亚人，而且连埃皮鲁斯的皮洛士和亚历山大大帝都是阿尔巴尼亚人。东欧民族中唯一没有自己背上伟大的过去这种历史包袱的民族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但甚至在芬兰人中间也还有一些人梦想要有一个包括全部东卡累利阿和科拉半岛在内的大芬兰。
从中世纪开始，东欧的中产阶级就由德意志人充实，不过后来还有犹太人补充。在1939年3月，犹太人仍然还是东欧的主要民族，大约从1800年以后一直是如此，“犹太人被迫流亡”这一章现在即将结束。他们首先是在十四世纪由卡西米尔大帝指定在波兰定居的，到了十九世纪，背后有俄国政府的迫害在驱使他们，前面有新兴的自由社会和发展商业的机会在吸引他们，于是大批犹太人移居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他们便把特别是马扎尔人自己不愿执行的中产阶级任务接了过来。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犹太人恰好与德意志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犹太人没有祖国，没有大国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注定是发泄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的对象，掠夺犹太人已成了国际都感兴趣的事了，德国便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
缺乏一个确立了的由当地人组成的中产阶级便决定了东欧各国的社会史，而缺乏资产阶级文明则又决定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史。除捷克斯洛伐克和芬兰以外，各国既没有立宪政体的社会基础，也不存在立宪政体的道德传统，只有在匈牙利有议会体制的传统，但这种体制是由少数人操纵的，不是自由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出现了为西方所欢迎的国际礼让的继承国。它们有着不能取消的民族自决的凭证，它们又宣称是民主共和国和君主立宪国家，由于有马萨里克和维尼齐罗斯这样的人物挡住了视线，人们很容易把它们放在一起看，好象东欧是自由主义政治家的养成所。到了1939年3月，东欧除芬兰或许还有捷克斯洛伐克之外，所有国家的议会政体都在某种程度上被独裁政权所取代。在当时，也许人们很少认识到这些继承国家注定要在一场大动乱中诞生，这场大动乱摧毁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立宪政府，东欧只是未能取得半个西欧所未能保持的政体罢了。马其顿恐怖主义组织在保加利亚的统治，1930年波兰对东加里西亚的残暴镇压，罗马尼亚对比萨拉比亚的掠夺和失政，这些不仅都符合土耳其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传统，而且预示了一种政体，它在一个独立的间隔期后很快就要再次从外部强加绐东欧，同时还反映了为外部干预创造必要条件的内部冲突。从波兰到巴尔干各国，在农民群众和统治阶级之间都有一道鸿沟，下层充满怨恨和往往是真正的痛苦，上层则使用警察压制，又残暴又腐败。东欧处于革命前夕状态，它的社会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按照邻近两个革命大国之间的对抗意志而向两极发展。统治阶级终将是容易受到德国的反革命宣传影响的，他们却又早已在害怕群众容易受到俄国的革命宣传影响，并且加以夸大，无意中也就助长了这种感受性。
一个农民为蒙受不公正待遇发了几句牢骚，便被指控为共产主义分子，被送上军事法庭，不时遭到拷打，并被判处监禁，或在军事管制下强迫劳动……。一个不愿让自己的女儿被宪兵强奸，或不用让自己的财产被宪兵掠夺的农民必然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东欧每个国家的地平线上，在压力或冲击下，几乎都会出现分裂。
东欧是一个农业地区，东欧民族也是自觉的农民民族。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不到一半。大部分东欧国家的人口是过剩的，东欧农业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就象西欧工业就业不足的情形一样。这是自1919年以来扩大工业化的又一原因。但工业化的主要原因还是要在经济生活中实施民族主义原则。继承国的建立意味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一起分裂了。两大经济单元之一的俄罗斯帝国，被夺去了欧洲边境上最先进的工业化省份；另一个单元奥匈帝国，本是多瑙河流域中部联成一体的统一关税区，这时却分裂为五个各有关税壁垒的独立经济单元。对多瑙河流域的经济合作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也曾作过微弱的努力，但未取得成果；世界经济萧条又加强了各国闭关自守的趋向，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不自然地发展农业，农业国家则不自然地发展工业。其结果是多瑙河贸易和整个东欧的贸易普遍减少。因为东欧国家在经济上并不相互补充，它们都有大量剩余农产品需要寻求国外巾场。此种经济需要的压力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越来越严重，致使它们落入准备收购它们出口品的大国之手，德国因此于1939年3月前就得以在经济上征服东南欧，并以此作为政治上征服的先声。
在1918年出现于东欧的新国家中，民族主义是早熟的，社会是分裂的，经济是不平衡的，国际地位也是岌岌可危的。凡尔赛解决方案的力量在于它符合于民族自决的原则。它的弱点则在于它不符合于可以预见的力量均势。
凡尔赛解决方案只是承认东欧的新体制而已。这个体制是从1918年而不是从1919年开始的；各国的革命在巴黎和会以前已经发生了，会议的主要决议，比以前每次大战结束后的任何一次会议所作的决议更多，那是由和会本身以外的力量所决定的。新体制是从下面的一股压倒一切的政治冲力创建的，也就是一股民族主义的冲力，在1939年3月看来，这一变化似乎是长期性的。1939年3月正是强烈要求修改凡尔赛解决方案的时候，但并不要求从民族原则回到王朝主义的旧民族原则。提出的要求倒是要实现民族主义，继之以把1919年所理解的民族原则加以窜改和歪曲。
民主民族主义正如所有伟大的政治力量一样，也提供了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正义概念。当东欧帝国崩溃而实现民主民族主义时，对参与这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