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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共辑短篇小说八篇，作者形象地再现了抗日战争中太行山根据地各方面的伟大斗争。这些故事，有的描写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太行山群众与敌人进行尖锐复杂艰苦的斗争，有的表现军民粉碎敌人频繁而疯狂残忍的扫荡及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和坚持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作为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历史记录，这些文字的价值不可低估。其中短篇小说《掩护》和《爱》都是优秀之作。《光荣的人们》是新社会的颂歌——“……再也见不到挨冷受饿和没有工做的人。大家都在用劳动养育自己，用手创造自己的幸福。千年来压迫人和寄生的剥削阶级，受到了制裁，广大的工农劳动大众抬起了头、人类纯良的本质，高度的同志的友爱，沸腾的领导热情，是这社会的基本内容。仇恨只用在对付破坏这新生活的进犯者。眼泪虽然还会在最欢乐的时候进射出来，那也只是过去受难的即将消逝的影于。这儿人民走出贫穷、封建和愚昧，残废者各尽所能，组织起来互助的工作，连监狱都成了学校。”曾克在这里所描写的，正是这本书里的光明主题，是人民朴素的理想，是日后我们这块土地上的美丽风景——一个新社会的蓝图。
四
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给中国这块苦难的土地带来最后的和平，中国人自己还得来一次你死我活的最后较量。1947年春——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的前夜，曾克正式参加野战军，在野战军新华总社任随军记者，跟着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南正北战，在战士的行列中和行军、作战及大小会议上，都经常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同年夏，刘邓大军接受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要执行挺进大别山的反攻任务，部队决定，除了卫生部门和文工团的女战士外，女同志一律不参加南征。而这时已是一位母亲的曾克焦急万分，月夜向刘邓亲自请战，而终被获准，一时成为部队的美谈。
在跃进千里无后方的大进军中，曾克和野战军部队一起，冒着飞机的轰炸扫射，爬险山，涉恶水，终于进入大别山，她积极投入重建根据地的斗争，担任土改工作队队长，到岳西县二区发动群众，支援野战军。这时，她创作了著名的报告文学《挺进大别山》。茅盾对这部作品予以充分的肯定。他在该书序文《读〈挺进大别山〉》中说：“严格说来，《挺进大别山》这集子内的各篇，还不是短篇小说，而是一种速写，或报道。正如作者在《前记》中所白：'这些东西，都是时间性较强的新闻，由于当时交通阻隔，发稿困难，而只将它简单地随时记下来，现在仅仅是想做为材料保存起来。'然而正因为是'随时记录下来'的，所以有一种新鲜活泼的气韵保存在字里行间，现在读起来，神味仍然是隽永的。”这本集子包括六组速写，综合来读，可以“看到挺进大别山这一伟大的英勇的进军的轮廓”。在各篇中，茅盾喜欢《送别》、《沙原上》、《史玉伦同志永垂不朽》、《突击》、《我认识的第一个营长》、《过涡河》、《陈锡联司令员会见了妈妈》等，这些篇章里的人物虽然还是一种素描，一个剪影，“可是很生动，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里也时常有小段的风景描写，周围人物的衬托，也颇轻灵可爱。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涉笔偶感'的风景描写大抵是能够和人物的行动有机的联系起来，换言之，作者并不是为了要给人物找衬托这才描写风景的，更不是为写风景而写风景，——风景和人物相当地做到了'血肉相关'。”
之后，曾克便又投入淮海战役、渡长江战役，解放大西南，亲眼目睹和参加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成为军内军外闻名遐迩的战士作家。
1949年9月，在共和国成立前夕，曾克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会、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全国文协（即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在极端艰险的战斗岁月里，除了信念、战友和群众的帮助与鼓励，与河南同乡、上海大夏大学同学——第二野战军新华社记者柯岗在战争空隙的短暂相聚，总是互相鼓励，彼此关怀，时时提醒记者的责任，询问笔耕的收获。于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把他们从友情、同志之情中拉了出来，送他们踏上爱情之路。柯岗在一首《夏日的清晨》一诗里说：
这花朵样的夏日的清晨
我出发到火线
朝阳把东方的浮云镶着金边
有小雀飞过开满红花的石榴树
把晶亮的露珠落进怒放着的花心。
淡色而修长的路
从我家门前劈开了熟透的麦田
直伸向老远老远的地方
那里有炮火激响。
我的马背好了鞍子挂在路旁
它心急地吹着鼻子
敲着前蹄。
我是刘伯承将军的老战士
我曾经跟着他把日本强盗杀死
我必须跟着他打倒卖国贼
我跟着他习惯了胜利。
我懂得胜利的诗要用英雄的血来铸成
我懂得那诗里要有自己的血
我的亲属、爱人和朋友就更光彩。
现在我要出发到火线
再有一分钟我就跃马扬鞭
我的美丽的夏日的清晨
将被我保护得更美丽
我的嫣红的花要为我怒放到凯旋……
这首感人的诗，和那些爱呀恨呀的爱情诗不同。这是一个战士扑向枪林弹雨前向自己亲人的表白。关于这首诗，曾克对我说：“这首诗是1947年夏天柯岗在平原到前线之前写给我的。当时我们并没有结婚，也没有想到结婚。因为何岗也是已婚的人，他妻子是我最知己的同学，因此，虽是血与火的战争岁月，也不可能失去理智。但我们很明显地彼此相爱着，因此他才将这诗给我。”直至1950年，曾克与黑丁的感情疏远了，柯岗妻子的感情也转移了，他们才正式结婚。曾克在给我的信里说：“我和柯岗从相爱到共同生活，虽然坎坷多难、分离时间多，但通信却少。就是那些不多一些信件，也在文革十年中毁掉，所能珍藏的只有他写给我的这两首诗。”曾克所说的两首诗中的另一首诗，就是1952年5月柯岗从西藏高原归川途中遇雀儿山雪崩路断滞留德格，偶见白发丛生，拔除三株，置于云南昆明花都寄来之红花袋内，信手自题，藉记心痕的《雪山情思》：
红花白发共一包，春霄酷寒情梦扰，雪崩路断行不得，冰封 三月音信杏；边疆雀懒误家书，寄语万里阳关道，遥祝花都春长 在，五月高原花开少；形影憔悴思情浓，扬骨天涯爱难消，卫国爱 家生命任，云端峭峰人可到；夜间孩啼唤爹娘，惊魂白发似秋草， 且将白发件红花，红花白发慰寂寥；关山重重自题心，心随冷月 上树梢，但愿冷月识真情，抛寄我心莫辞劳。
这诗的字里行间仍然是战士的浩荡情怀，虽然更多了些亲情。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开展西南地区的文艺工作，曾克转业到地方；自1950年至1978年，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及重庆市文联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一二三届理事、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云南省文联副主席。她在担任党和文艺行政领导工作中利用一切机会到工厂、边疆、海防部队深入生活，创作了不少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作品。同时又完成一些对外文化交流的任务。
五
像许多作家那样，文化大革命给她一家带来的是灾难。柯岗无辜地遭受四人帮的逮捕和杀害（未遂），虽然反动派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柯岗留下了严重的残疾，尤其给他们一家人的精神上留下了不可治愈的创伤。曾克的全部作品遭禁，书的封面上统统用大黑笔涂写着“黑书，禁阅！”的字样，写作更是寻找不到那份自由和空间。由于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理想、事业、信任、理解的基础上的，所以，他们才经得住生死的考验。曾克说：“我们生死相依，风雨同舟，四十多年来，经历了许多坎河和生离比别的痉和考验。也许，这就是人生。
1978年，雨过天晴，春满人间，这是曾克调到北京，担任中央恢复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小组党组成员。参加中央军委组织的《刘伯承传记》编写工作，任中国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关心下一代艺术委员会顾问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和《中国风》杂志社长、主编。
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曾克用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赤诚个和汗水，辛勤耕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自1938年以来，她先后出版了报告文学《在汤阴火线上》（1938年，武汉上海杂志公司）、《铁树开了花》（1950年，天下图书公司）、《光荣的人们》（1950年，上海杂志出版社）、《走向前线》（同上）、《挺进大别山》（1950年，华中新华书店）、《计划及其它》（195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挺进大别山》（新版；199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小说集《边疆》（与柯岗合著；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新人》（1955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同成长》（与柯岗合著；1957年，作家出版社）、《前仆后继》（1963年，辽宁文艺出版社）、《第十四个儿子》（198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散文集《因为我们是幸福的》（与柯岗合著；1951年，重庆人民出版社）、《遥寄祖国的孩子们》（195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曾克散文选》（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水晶般的心》（1993年，新华出版社）及电影文学剧本《中央突破》（与何岗合著；197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主编大型回忆录《春华秋实——开封北仓女中回忆录》，还与柯岗、薛洪兴合编《刘伯承中原逐鹿》（1983年，解放军出版社），《刘伯承传》也已出版。她的作品先后被收入《英雄谱》（1954年，重庆人民出版社）、《解放区短篇小说选（1942一1949）》（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短篇小说选（1949…1979）》（同上）、当代女作家作品选》（1980年，花城出版社）、《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1919…1949）》（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七分册；1982年，长江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延安文艺丛书》（“报告文学卷”、“小说卷”、“散文卷”；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一1966）》（1989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报告文学编”、“散文杂文编”；1992年，重庆出版社）、《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文库》（“红杜鹃”卷；1995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等近四十来种文学选本中。
六
曾克是一位能文能武、勤苦干练、朝气勃勃的人民作家，是中国延安和解放区文学中的重要作家。在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