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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心事重重，记不清是怎样换上由汉口到上海的大轮船的。在船上，她碰见了学校的一位女佣陈妈，正伴进一个教员回上海。陈妈一见黄彰，非常吃惊地大声问：“大小姐，你怎么跑出来的？校园、大门、学校的周周围围，全站着岗，铁桶一样把你围困起来了，你是怎么跑出来的？说也奇怪，你又没犯事，为什么让那么多人把你包围起来？”
陈妈说着难过起来，“小姐，你真可怜，是你妈害了你，叫你受这样的罪……”陈妈扯着衣角擦眼泪，也不断给她擦干泪水。船上的人都投以诧异的目光。陈妈从里衣袋里掏出两块光洋，塞在她手里：“你没有钱，在外面没有熟人帮助是不行的。我这里只有这一点儿，到了上海，再帮你十块八块的。”
真是慈爱的母亲！她感动得无法形容。但怎么能接受陈妈这来之不易的钱呢？推辞再三，陈妈怎么也不依，硬塞给她，并领她到住在官舱里的女主人房里。哪知那位衣着华丽，像个官太太一般的教员反训了她一大顿，说她是个不知贵贱的女人，放着在家里舒服的小姐不当，倒要反抗父母，跑到外省去……最后竟禁止陈妈和她接近。
在船上，她患了痢疾，撑持到上海，住在同学魏文媛的母亲陈夫人家里。陈夫人请医生给她治好了病。音乐教师陈组威闻讯，也叫丈夫送来一点钱。原来陈先生离开湖南答应资助她八十元到日本留学，可是由于刚生了小孩，只给了她五元。加上自己身边还剩下的五元，仍然不够到日本的船费。幸亏好心的陈夫人又在自己的生活费中挤出七元，她才买了一张到横滨的四等舱票。开销了轮船上的伙食费，到横滨上岸时，她只剩下两角日元，写了一封信寄给东京的熟人，口袋里就全空了。
到了东京，找到了陈、童两大姐的寓所。她俩是湖南最先留日的两位女学生，也是黄彰在国外唯一的“亲人”。在两位大姐处只住了两天，她就开始做工自谋生路了。
她被介绍到一个在东京的英国传教士家里当佣工。每天她得打扫教堂、客厅和所有的房间；在花园里剪草、培花，管理上架的葡萄和喂养兔子；洗菜、烧饭、刷靴、洗尿布；教女主人学中文；晚上还要缝制大量的军衣，直到深夜。没有工钱，只吃两餐淡饭。腊月寒冬，她依然穿着从湖南出走时的那件发了黄的浏阳夏布上衣，系着一条变灰了的黑布裙，上街买菜时，冻得发抖，只好飞跑。英国太太毫无怜悯心，不但不给钱添衣服，还说她年轻、能干、能跑，越发加派她的工作。有些在东京的中国人，看到这个衣单瘦削的中国女子在街上飞跑，互相传说“有个湖南女子流落在东京”。不但没有同情和帮助，反而对其藐视与非议。
她吃着主人的残羹剩饭，喂兔子时，看着兔子快活地吃着洗得干干净净的嫩草，常常不由得想起自己竟不如主人的一只小兔。每当此时，母亲、父亲、弟妹们、爱她的二舅……便一个个浮现在她的脑际。
每逢星期日，主人硬要她跟着做礼拜。她不愿唱那赞美“主”的诗，牧师夫妇大为不满。为了有个兔饲料房暂避风雨，她只得加倍努力劳动，熬夜多缝些军衣，希望能博得主人的喜欢。不料，她的拇指被机器压坏了，狠心的主人不给医治，只涂些碘酒，终于化脓而成残疾。
后来，女主人见她身体实在太虚弱，不仅深夜缝军衣打瞌睡，就是白天也常常把活儿掉在地上，索性辞了她。经过争执，只给了1／3的工钱。这个宣扬“天国”福音的伪善者，原来是个吃人的魔鬼！她出卖了全部的劳力和精力，到头来只剩得自己面黄肌瘦皮包骨。拿了几块钱，不够吃几餐饭，索性一个不收，她愤慨已极，把钱扔下就走了。
不久，长沙第一女师马校长来了信，寄给她一些钱救了急。马校长说，他已给黄彰的父亲写了信，要他寄钱供女儿读书，如果不寄，就叫他放弃父女关系，并将把他女儿呈交湖南省教育厅负担。父亲怕丢面子，只好让步，寄来了七十元，她才进入东亚日语学校补习日语。
“五四”运动在祖国轰轰烈烈地展开，科学、民主的大旗，“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反响极大，不少人纷纷回国投入斗争。她因经济条件所限，未能及时回国，但精神上却受到“五四”浪潮的振奋。
从东亚日语学校结业后，她以优异的成绩叩开了日本女子最高学府——东京御茶囗水高等女子师范的大门。从此，生活露出了笑脸，一条坦途，向这个飘零异国的孤女展开着。走上去！那里五彩缤纷，那里有成功和光明！
二年级第二学期，她选的是生物为主，数理为副，从此和显微镜、解剖器械结了缘。忘记听了谁的话，她课余猛读起美学来。又听人说“哲学能解决宇宙间一切问题”，于是她在课余又学了哲学。后来，她又认认真真地学了两年佛学，能看《法华经》和《华严经》。
考取女高师，是官费的。在这之前，仍靠课余劳动维持生活。有时做家庭女佣，有时在街上卖水，最多的时间是“挑码头”。她每天从下课一直挑到晚上。四个小时挑八十件，收入可供三四天的生活开支。后来，她因病留级，停了官费。日中联谊会通使和东京的中国青年会马干事介绍她到美国牧师司坦勒家做工。她住在浴室隔壁一间又潮湿又阴暗的小屋里当了下女。
司坦勒太太家里共七口。七口人的家务事并不轻松，每人一张床上薄薄的毯子、被子六七件，要一张张、一件件叠整齐，要擦地板、家具和门窗，这就占去一个上午的大半时间；然后去买菜、寄信、送信……每个孩子一天换下几套衣服要洗，要熨烫平整，直到晚上，累得昏头昏脑，每根神经都紧绷绷的。
有一天，日中联谊会通使和马干事到司坦家里找她，抱着几大包衣服，有中式的、西式的、华丽的、高雅的，还有高跟、半高跟鞋，手表、项链及美丽的羽扇——这都是从中国留日学生那里借来的。他们说，她的日语讲得好，又有比较丰富的知识，中国留日女学生推她当代表，当晚出席一位伯爵夫人招待东方各国妇女的宴会，让她挑选最合适的衣饰穿戴起来。
司坦勒太太很高兴，忙着帮她洗刷身上的煤垢，精心替她化装。她挑选了一身中式衣服，上身是桂花色的绸衣，配上同色多褶的裙子，右襟上扣一朵红晶晶的绢花，戴上手表，握着羽扇，一霎时，下女竟成了大家闺秀。司坦勒还亲自驾着汽车送她到伯爵大院。走出车门，人们便争相迎接，纷纷上前同她握手。不料，却有人借机中伤，诬她为茶花女式的女人。流言不翼而飞，竟传到了远隔重洋的父母耳中。父亲气得声言要与她脱离父女关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家乡传来四妹被迫出嫁的悲惨消息，新愁旧怨一起涌上心头。她责怪父亲不该这样扼杀自己的女儿，当即写了二十多封信向父亲进行说理斗争。她的信措词大胆、激烈：“我且离开父女的地位，像兄妹那样，坦白地说道理吧！你处处退让，一向让母亲逞能，听她操纵一切，她做错了，她也不扭转过来。这对吗？把女儿做人情，乱七八糟断送女儿的前途，一个个全都投进苦海去，你全不管，也不心痛。你全没有责任吗？母亲把女儿做第一道人情，订了婚，你就附和着做第二道人情嫁出去，而且是那样悲惨地嫁出去，演着人生鲜有的悲剧。你的良心忍吗？害得一窝儿女在痛苦里煎熬。以你一个革命者，何以竟做出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来？！在你们是及早把女儿嫁了，完成任务。在女儿是比卖到妓院还遭殃。这些苦痛，你都看不到吗？如果看得到，而忍心一做再做，只管你们的人情做得厚，不管女儿怎样痛苦、悲哀、凄惨，生或死，或浮沉在生死线上，那惨苦难堪的岁月，等于把女儿赐死，比断送于无穷无尽的苦痛里还可怕啊！”
父亲回信痛骂，说她是：“家庭革命”、“父子革命”、“大逆不道”的孽种。从此，家庭彻底地把她抛弃了，她对这个家庭也再无一点留恋。
异国生涯，一年又一年地摧折着这个孤女的肝肠；金钱与权势的压力，毁坏了人性的天真。她憎恨人世的虚伪，她怀疑生物中最高等智慧的人类，何以甘心把人类社会建筑在残酷、刻薄、昏暗、虚伪的基础之上！
她痛苦之极，想用解剖刀，剖开这人类社会看个清楚。用那些实验药，点只酒精灯，把这些家伙分析来看看！割下些人类社会的小片，摆在显微镜下，察看那些组织的究竟！
可是，这些蠢笨的道具，只能验物，不能验社会、人类。她烦闷极了，刻骨的烦闷逼迫着她在痛苦里打圈圈。
她急切地需要一种武器，像解剖刀和显微镜一样，能解剖、验证人类社会！她要用武器刻画出被压迫者的痛苦，暴露压迫者的罪恶，给权势者一点讨伐！
“我要宣战的武器！我要学习文学，掌握文学这个武器！”她无声地呐喊着。这，便是她由生物学转向文学的初衷。
指引她迈进文学之门的导师是田汉。
她当时曾和田汉的爱人易漱瑜同住。田汉教她们学英文，读易卜生的《娜拉》，看文学概论。后来，她把学校图书馆所藏的莎士比亚、斯特林堡、霍普特曼、梅特林克诸人的剧作都借来读。从此，日本朋友和老师都知道她喜欢文学。
每月用三块钱订十本“回读”文学书，从寓所带到学校，晚上又带回住处，拼命地读。凡是名家杰作，只要能到手的，她无所不读。在很短的时间内，她涉猎了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陀斯妥也夫斯基、王尔德、左拉、莫泊桑、福楼拜等人的小说、戏剧，歌德、海涅、拜伦、雪莱和济慈的诗，以及日本当代文学作品。她很喜爱斯特林堡、卡夫卡等表现主义的东西，未来派的东西也看。
这么一来，她对于学校，简直是挂招牌了，有岌岌站不往脚之势，各科主任对她都讨厌起来，但许多爱好文艺的教授，常叫她到他们家里去玩。
有一次，她应邀到了中村吉藏家里。中村吉藏是研究法国文学的，小说、戏曲都写了不少。他问她喜欢什么派别的文学？她说喜欢梅特林克的《青鸟》。
中吉村藏不大高兴：“唔，唔……你喜欢象征派、神秘派的家伙？那么，你喜欢霍普特曼的《沉钟》罗？象征派、神秘派是老早就过时的潮流了。现在还喜欢那些，简直是思想落伍！”
听了他冷峻的话语，她羞愧得直想掉泪。
中村吉藏又问她，喜不喜欢易卜生的作品。鼓励她多看些社会问题的书，并说：“今日的文学，是社会问题的文学。你看过高尔斯华绥的作品吗？”后来，她认真阅读了这位英国著名社会戏剧家的《银匣》、《争斗》等作品。那里面的社会意识之浓，是前所未有的。这给了她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