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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口语融和得那么自然，使刘真散文富有巨大的魅力，这是她艺术气质的突出表现，也一定反映了她本人的性格特征。
透过一篇篇优美动人的散文，我仿佛看到了过去的刘真，也看到今天的刘真，沿着她艺术的脚印，我还要继续寻找。
刘真善写散文，更善写小说。在她众多的短篇小说中，有一类这样的作品，即饱含着对新社会强烈的爱，深刻地揭示出现实生活中丑恶的一面。早在五十年代她就写过一篇，名叫《在我们村子里》，对农村中官僚主义作过深刻的反映。但她这方面的思考与才能，在后来很长时间里，没能得以表现，恐怕是有历史的原因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刘真的才能和思考得以施展，她在1979年10月号的《鸭绿江》上发表散文《死水》，其中有一段：“眼睁睁地看着党的工作受损失，看见人民的疾苦不反映，人民要这样的共产党员干什么？倒不如死了好，少一个吃饭的，还能给人民减轻负担。活着，只顾自己，那不是变成寄生虫了吗？我越想越痛苦，就像我的灵魂上了绞刑架一样，我拼命挣扎着。”基于这种思想，她在一两年内，发愤写下几个短篇小说，篇篇份量都很重。这些小说不仅深刻地揭示文化大革命中的祸患，而且向历史的深度开掘，把一场又一场灾难的真相亮给人们，把一个又一个在新中国风风雨雨里产生的正反面人物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其中写得最多的是她所熟悉的农村和农民。《黑旗》（载1979年《上海文学》三月号）是在当时文坛上这类作品中出现较早的一篇，也是刘真的这类作品里的代表作。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盲目混战，险些把中华民族彻底毁掉。这种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仍然避免不了的一场空前的悲剧，是有它的序幕的。当我们从黑暗中挣扎出来，见到阳光的时候，严肃地找出十年动乱的历史原因，艺术地再现生活中的弊病，是有良心的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刘真发表《黑旗》就是出于这种责任感。
《黑旗》是从一个对于我国经济生活与社会心理发生深远影响的事件写起。那段历史，中国当代文学在《黑旗》以前，还很少有作家作认真的反映。那段历史，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对广大农民有过痛苦的创伤。农村大跃进起来后，一些干部头脑发热，折腾起每一个人来快速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们还来不及搞清楚啥叫共产主义，英美是什么样子，就你争我抢，狂热地表态。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虚报成绩，说大话，榨干农民血汗讨好上级，瞎指挥的人步步高升，老老实实说真话，为人民群众着想顶上级的人被逼疯，被革职劳改，再经过文化革命中残酷的你争我斗，农民沦落到逃荒要饭，流离失所的境地。
小说中的人物各式各样，不同的身分、经历、品质组成了一个中国社会主义的农村社会。县委米书记表面上是社会主义的带头人，骨子里却是个专横片面的封建长官。他的话就是圣旨，吹牛拍马在他那里吃得开。1958年全县的恐怖气氛就是他一手造成的。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也挨批挨斗挨坏人的打，才清醒过来。这种人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占据高位，他们是中国社会多年来盛行极左思潮的社会基础。罗萍从小当八路，后来当干部，是个老右倾，从省下放到公社，步步不得志，但一步也不肯后退。人家吹牛的数字像气泡一样往上涨，她关心农民半句假话也没有。为了农民的利益，她遭到众人的辩论也不屈服。上级给他们扣上黑旗，她把它当成布料，给穷孩子做成裤子和小帽。天大的压力顶在头上，她不畏惧。罗萍是一个真正与农民群众血肉相关的共产党员形象。中国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她一样的好干部和人民一道顽强地抵制黑风恶浪，才能够在一次又一次的浩劫后复苏过来。老实热情的公社书记丁尽忠，对待事业像闺女描花绣朵一样认真仔细。他不说违心话，不做亏心事，被逼疯逼傻。刘大伯是一个没有地位、没有文化的普通农民，他从旧社会的苦海中挣扎过来，爱共产党，爱社会主义，爱人民公社，他无职无权，但以社会主义的态度对待邪恶势力。在愚弄人的环境里能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为真理牺牲是烈士，现在说出点真理儿，就像个反革命。”刘大伯这样一个硬汉，经过历史的变迁，落到讨饭的境地。刘大伯就是千千万万劳动农民中的一个。他们勤劳朴实，直言不讳，敢做敢当。他们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社会主义农村不断向前的中流砥柱。
刘真饱含着对农民大众深厚的感情写成这篇小说。她曾说，我想说的话，一直憋在心中不能说，憋了多少年也痛苦了多少年，通过《黑旗》总算说出了一部分，透了一口气。小说用第一人称写作，尽管作者很少出面，但我们在罗萍、李大伯、小冯等人身上又时时会感觉到作者的存在，这不仅仅是作者对这些人物的喜爱和同情，而是刘真似乎就分身在这些人身上，却又不妨碍他们各有自己的性格。这恐怕只有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并且真正同他们共命运的人才能做到。对于米书记、刘大炮，甚至很少出现的人物，刘真都不是为他们画出一张张脸谱，推出一个个概念，也都是有血有肉的。刘真的新小说，发挥了她以往的艺术特长，就是在这样一个重大主题的严肃描写中，仍然透出劳动人民那种健康的诙谐、幽默、泼辣的情趣。
继《黑旗》之后，刘真又发表了《她好像明白一点点》（1979《清明》第二期）、《余音》（1980年《江城》一月号）、《姑姑鸟》（1989年《北方文学》四月号）等短篇小说，均把重心放在揭示历史的灾难给人们灵魂深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的创伤，特别是给朴实、善良的农民带来的苦难。刘真通过描写发生在农村干部、老大爷、大娘、女青年、小媳妇、四清工作队员中间的故事，阐明着一个值得认真探讨，永远记取的历史教训——“文化大革命”不能重演。
刘真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类，除了反映农村斗争和社会矛盾的小说以及题材广泛的抒情散文外，还有一类是反映战争岁月“小鬼”生活的短篇小说，这些为数众多的作品，创作于五六十年代，激动过不少人的心。作品多是描写战争环境里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友爱，无论是干部、战士、大爷、大娘还是天真活泼的小八路，尽管年龄、性别、职务、性格有很大差异，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和恨，崇高的感情把大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三类作品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的特点的话，那就是一个“真”字，仿佛许多作品使用了她自己的生活和经历，给人物注入了自己的性格，当然，那些完全从客观社会中提炼的人和事，也给我们留下了相当真实可信的印象。一个“情”字，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漾溢着炽热的激情，储备了感染人的力量，像一篇篇撩人心弦的抒情诗。一个“敢”字，敢写情、写人性、敢抨击生活里的不良倾向，写起来锋芒毕露。真、情、敢，铸成刘真的特色。不是从革命深处走过来的人，《好大娘》、《我和小荣》写不了那么真切，没有像《好大娘》、《我和小荣》等许多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的革命经历，她的爱和恨不会那样鲜明，她更不会在打倒“四人帮”后，那么早就写出像《黑旗》那样的好作品。
一定要见一见刘真，这对研究她的创作将是极为重要的。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见到了刘真。她面孔清瘦黝黑，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却极有光彩。她的穿着朴素至极，可以说连半点打扮都没有。从她的目光中，从她的声音笑貌里，仿佛还能看到在过去的战争年代中推着光头，爬山越岭，倔强勇敢，机智调皮的假小子，刘贞儿、刘清莲（刘真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印记，至于《黑旗》中与农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罗萍，与刘真本人的相似之处就更多了。
以后，我又见到她几次。在她那儿，听到许多难忘的故事，充实了我对这位作家——刘真的认识。
二
1930年1月26日，这是北方极寒冷的一天，在山东和河北交界的夏津县运河东岸的太平庄，刘真出生了。父母给她取名九儿。她的大哥是后来的作家晋驼，比她大二十岁，那时，刚读完师范，流亡东北。二哥在家乡小镇的杂货铺里当学徒。家里，除了父亲都是女人，祖母、母亲、嫂嫂和她。
这是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七十亩地，两头牛，还雇个长工，过着自给自足的庄户生活。吃的是玉米、高粱，穿的是家织土布。在这个封建社会的偏僻角落，女孩子六岁学纺线，十三岁会织布，读不上书。她们的文化生活几乎只有每年正月十五挤进人群观看踩高跷、跑旱船，要不就是听那两出从未变换过的《后娘打孩子》、《王大娘锯大缸》。偶尔见过路来村耍猴、说大鼓的民间艺人，孩子们是死追不放的。
可是刘真幸运，她比一般农村姑娘得到的更多，因为她有一个出身穷苦、勤劳、聪明、要强的母亲，她从小便从不识字的母亲那里得到了文化营养。一个个数不清的夜晚，小姑娘钻进被窝，劳累了一天的母亲，坐在女儿面前的炕头上，一只手飞快地摇动纺车，一只手拉出长长的棉线。她一边纺线，一边教女儿背诵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小九九”和“百家姓”。嗡嗡的纺车声，有时又牵动了母亲的思绪和幻想，她低声唱起《英雄的十二月》，讲述义和团起义的故事和梁山好汉的传说。民间歌谣、唱词故事渐渐为幼年的刘真展示出中国古代历史、文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画面，中国文化，在这颗天真纯洁的心底留下了烙印。
太平庄离县城三十里，对天外的事情刘真渴望了解。她常常跑到运河堤岸上眺望，那一队队白帆给她带来过许多美丽的没有眉目的幻想。纤夫们在逆风中艰难地迈着步子，腰身几乎弯到沙滩，他们喊出的沉重悲凉的号子，不也是刘真幼时接触的文学艺术么！
1937年“七·七”事变，土匪拉伙抢夺，难民逃荒要饭，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村里的年轻人有的投入地主民团，有的当了土匪，而刘真的两个哥哥都参加了革命队伍。一年以后，当游击队指导员的二哥回来了，他带领群众支援抗战，为了照顾贫苦农民，他们把缴纳公粮的任务摊派到地主、富农和上中农身上。刘真的父母带头交了公粮。地主富农对他们的爱国行动恨之入骨，勾结日寇伪军放火烧了她家的房屋，逼得刘真全家老小四处流浪。
生活的变迁，使八岁的刘真突然长大了。这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刘真和她最小的侄女被敌人抓住，凶残的伪军挥起皮鞭，刘真抱住四岁的侄女，用身子挡住她。鞭子打落了刘真的头发，脸上流着血，她一声不哭，就像挨打的是块木头。但仇恨的火焰却在胸中燃烧，她心里数着敌人的罪恶：一下、两下……一共十八下。她俩煎熬了一天，枪一响，敌人滚蛋了。两个女孩儿饥饿难忍，踩着一尺厚的大雪寻找亲人。在一个讨饭的男孩儿的帮助下，终于找到死里逃生的母亲。
从此，刘真小小的年纪懂得了爱和恨。
后来，党组织把刘真全家接到根据地，大人进了被服厂，给八路军做鞋做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