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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华德·林顿先生告诉他的消息，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哥伦比亚图书馆最近在整理资料时，从尘封已久的故纸堆里，发现一篇一九二四年一月该校的硕士论文。论文是用英文打字机打印。作者署名为“Chen Kungｐｏ”，而论文的题目令人注意——《Ｔｈｅ Ｃoｍｍｕｎｉｓｔ Ｍo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怎么会写出这么一篇硕士论文？“Chen Kungｐｏ”这名字，跟“陈公博”同音。稍知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此人乃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在汪伪国民政府中担任过“立法院院长”、“上海市市长”要职。在汪精卫死后，他取而代之，任汪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此人怎么可能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论文？也许是与“陈公博”同音的“陈恭伯”或者“陈功柏”吧？韦慕庭教授赶紧调阅学校的微型胶卷档案。从《注册登记簿》第三卷，即“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六年毕业生登记簿”上，查到了“Chen Kungｐｏ”其人，有三次注册记录：
第一次，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注册，他填写的生日是“一八九一年八月二十八日”，“生于广州”。
第二次，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注册，他填写的生日为“一八九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第三次，一九二四年九月注册，生日只写“一八九二年”。
真是个道地的怪人，他的生日怎么在不断“变化”着，每一回都不一样！赶紧去查日本一九四一年出版的《日本名人录，附满洲国及中国名人》，查到陈公博，生于一八九○年，广东南海人。这表明陈公博很可能就是那位“Chen Kungｐｏ”：他的生日不断“变化”，大概是因为他不会把中国阴历换算为公历。他的生日可能是阴历八月二十八日，头一回写的是阴历。第二回换算成公历而又少算一日——应是九月三十日。第三回也许是笔误，也许又一次算错，写成“一八九二年”。至于把出生地写成“广州”，是因为广东南海的名声太小，美国人不熟悉，干脆写成“广州”。那么，陈公博怎么会写起《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呢？韦慕庭在仔仔细细读毕《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之后，认为这篇论文倘若不掺杂着虚假的话，将是一重大发现：此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极为难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历史文献——写于中共“一大”之后的第三年。此文的重要性还不在于论文本身，而在于它的附录。附录全文收入六篇文献：
附录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一九二一年）；
附录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一九二一年）；
附录三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附录四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二年）；
附录五中国共产党章程（一九二二年）；
附录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三年）。
在这六篇附录中，附录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连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未曾找到的重要历史文献！作为历史学家，韦慕庭搁下了手头别的工作，全力以赴来考证这篇一九二四年的硕士论文。他把论文交给了多年的合作者——夏连荫女士，请她对论文本身进行初步评价。
他自己则集中力量，考证那个陈公博：他拜晤了纽约市立大学的唐德刚博士。几年前，唐博士曾一次次访问当时侨居美国的胡适博士，为胡适录音，写作《胡适的自传》。唐德刚熟知中国的情况，何况胡适当年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哲学系，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胡适参加过《新青年》编辑工作，后来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后去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甚至与蒋介石竞选“总统”。唐德刚迅速地向韦慕庭提供了许多关于陈公博的背景材料。唐德刚读了那篇论文，对文中一些疑难之处作出了解释。
他从纳撒尼尔·B。塞耶先生那里，得到了日文的关于陈公博的材料。他从中得知，陈公博写过一本回忆录《寒风集》，内中谈及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陈公博当年也是中共“一大”代表！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美国发现中共“一大”文献 2
他千方百计寻觅《寒风集》。虽然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洛氏大楼顶层收藏了许多中文书籍，但是却没有《寒风集》。他求助于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也找不到这本书。当他得知堪萨斯大学正在跟住在香港的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联系出版回忆录时，韦慕庭给张国焘写了信，问他有没有《寒风集》。张国焘此人，跟陈公博一样，最初参加过中共“一大”，是中共早期重要活动家之一。后来，他成了中共的叛徒，不得不在一九四九年冬躲到香港栖身。他给韦慕庭寄去了《寒风集》。
韦慕庭以急切的心情，赶紧打开一九四四年十月由上海申报社所印的《寒风集》。此书分为甲篇、乙篇两部分。甲篇是陈公博写的自传性回忆文章：《少年时代的回忆》（写于一九三五年）；《我的生平一角》（写于一九三三年）；《军中琐记》（关于一九二六年北伐的，写于一九三六年）；《我与共产党》（写于一九四三年）；《改组派史实》（写于一九四四年）；《补记丁未一件事》（写于一九四四年）。
乙篇则是陈公博的文学作品，收入《我的诗》、《偏见》、《了解》、《贫贱交与富贵交》、《不可为的官》、《上海的市长》、《海异》。
韦慕庭的目光，停留在甲篇第一九一页起的《我与共产党》一文。这篇文章可以说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Chen Kungpo”即陈公博。
在这篇文章的前言中，陈公博写道：
这篇文章我本来决定要写的，但我同时希望藏之书橱，待身后才发表。我不是想自己守秘密，我曾参加过共产党，并且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公开的事实，就是日本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也有这样的记载。……
陈公博既然是中共“一大”代表，那么，他在一九二四年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也就合情合理了。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陈公博详细记述了他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写及“一连四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内开会”。
陈公博还谈及，中共“一大”曾就纲领和决议案进行激烈的争论。“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向仲甫先生（引者注：仲甫即陈独秀，当时在广州，未出席中共“一大”，但被选为书记）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这清楚表明，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案是由陈公博带到广州去的，他当然有可能抄了一份留在自己手头。另外，陈独秀“决定不发”，使中共“一大”文献没有发表，于是留存于世的唯有手稿——正因为这样，此后多年找不到中共“一大”文献。
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陈公博还写及“在民国十二年（引者注：即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二日随‘美国总统’号赴美”。他说：“抵纽约之后，我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学院（引者注：似应为“文学院”），那时我又由哲学而改研究经济。……“我抵美之后，接植棠（引者注：即谭植棠，北京大学毕业生，一九二○年曾与陈公博一起在广州办《广东群报》。一九二一年初在广州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来曾任中共粤区委员）一封信，说上海的共产党决定我留党察看，因为我不听党的命令，党叫我到上海我不去，党叫我去苏俄我又不去。我不觉好笑起来，我既不留党，他们偏要我留党察看，反正我已和他们绝缘，不管怎样，且自由他。但我和共产党绝缘是一件事，而研究马克斯（引者注：即马克思）又是一件事，我既研究经济，应该彻头彻尾看马克斯的著述。我一口气在芝加哥定（引者注：即预订）了马克斯全部著述，他自己著的《资本论》和其他小册子，甚至他和恩格斯合著的书籍都买了。……”
陈公博在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二日从日本横滨赴美，而哥伦比亚大学档案表明他在二月二十八日注册，完全吻合。
陈公博在美国研读马克思著作，而且“倏忽三年，大学算是名义上研究完毕了，硕士学位已考过”，这也与那篇硕士论文的写作相吻合。
韦慕庭越来越意识到那篇在哥伦比亚大学“沉没”多年的硕士论文的重要性——当然，这也难怪，在一九二四年那样的年月，美国的教授们谁会注意一个二十多岁的中国学生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文呢？韦慕庭着手详细考证论文。他的书桌上，堆满了关于中共党史的参考书：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合著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陈公博的《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上海复旦书店一九二八年版），萧旭东（萧瑜）的《毛泽东和我都是穷人》（锡拉丘兹大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兴起》（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沈云龙的《中国共产党之来源》（台北，一九五九年版），汤良礼的《中国革命内幕史》（伦敦，乔治·拉特利奇——森斯有限公司一九三○年版）……通过何廉教授的介绍，韦慕庭访问了陈公博在美国的一位家庭成员，得知关于陈公博更加详尽的身世。
韦慕庭着手写作论文。他的论文，作为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绪言。由于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赞助，一九六○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收入韦慕庭的绪言和陈公博三十六年前的论文。
韦慕庭在绪言中指出：“直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保存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产生的文件；董必武认为所有的文件都已丧失。而附录一和附录二就是——我认为，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献终于在大洋彼岸被发现。陈公博沉寂了三十六年的论文，走出了冷宫。不过，陈公博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因此美国所发现的是中共“一大”文件的英文稿。
这些新发现的中共“一大”文件，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稿在第十条和第十二条之间，竟缺了第十一条！韦慕庭只能作如下推测：“陈公博的稿本无第十一条，可能是他打印新的一页时遗漏了，或在第十条以后排错了。”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在苏联找到了俄文稿
不论怎么说，美国韦慕庭教授的发现和研究，是对中共党史研究做出了贡献。
不过，在一九六○年，哥伦比亚大学印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在美国除了几位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有点兴趣，并没有多少人注意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