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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雷和杨和德于一九二一年六月离开伊尔库茨克，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这位“杨和德”，又被译为“杨厚德”。在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回忆张太雷》一书一九三页中，特地加了一条注释：
“按俄文音译，应为杨厚德，旧译杨和德，系从英文转译。”
不论怎么译，这位“杨和德”能够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派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而且又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当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
不过，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屈指可数。就连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也有名册可查。查来查去，没有“杨和德”、“杨厚德”其人。
其实，“杨和德”、“杨厚德”都只是音译罢了。他的准确的中文名字应为杨好德。
杨好德又是谁呢？
杨明斋的本名叫杨好德！
杨明斋本来作为俄共（布）党员派往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如今，又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派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这完全合乎情理。确实，他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往伊尔库茨克的最恰当的人选。
杨明斋是在张太雷抵达伊尔库茨克之后，去到那里的。
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另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上海出发，单身一人前往莫斯科。他便是俞秀松。他的英语也不错。他是受少共国际的邀请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委托，到苏俄出席少共国际的“二大”。
共产国际“三大”和少共国际“二大”交错在莫斯科举行：
共产国际“三大”于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十二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安德列大厅里举行。
少共国际“二大”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九日至七月二十三日在莫斯科齐明歌剧院举行。
代表也是互相交错的：张太雷既是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又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身份出席少共国际“二大”。
俞秀松呢，既是少共国际“二大”的中国代表，同时也列席共产国际“三大”。
此外，杨明斋的一批学生，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过的学员，正好在这时来到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学习，也轮流列席共产国际“三大”。内中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任作民、廖平化、胡士廉、任岳、卜士奇、彭述之、谢文锦、华林、曹靖华等。
抵达莫斯科不久的瞿秋白，作为记者，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他，异乡遇故知——张太雷。他向张太雷表示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太雷也答应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
共产国际“三大”是一次气势磅礴、规模宏大的会议，因为苏俄已经击败了入侵者，结束了四年内战，踏上了胜利的阶梯。诚如共产国际的名誉主席列宁所说：“我们现在是第一次在这样的条件下开会：现在共产国际已经不只是一句口号，而真正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组织机构，它在各个最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有了自己的基础，真实的基础。”《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一五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也就是说，苏俄已经牢牢站稳了脚跟，从四年的围困之中解脱出来。
出席共产国际的有五十二个国家，一百零三个组织的六百零五位代表，出席开幕式的达五千人。
记者瞿秋白当时是这么写的：
“共产国际举行第三次大会开幕式。大剧院五千余座位都占得满满的，在台上四望，真是人海，万头攒动。欣喜的气象，革命的热度已到百分。”
大会由季诺维也夫主持。在他宣布开会之后，大厅里响起了嘹亮的《国际歌》歌声。歌声使人们记起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的巴黎公社最后一个堡垒——拉雪兹神甫公墓被凡尔赛军队攻破时，那血流成河的壮烈的场景。受诗人鲍狄埃所写的歌词的深深感染，瞿秋白首次把《国际歌》译成中文，后来在一九二三年，又经萧三转译，陈乔年配歌。那“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歌声，从此在中国四处传唱。
列宁出现了，大厅里掌声雷动。瞿秋白是这么描述的：
“安德列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电气照相开灯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
瞿秋白还写道：
“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有一次在廊上相遇略谈几句，他指给我几篇东方问题材料，公事匆忙，略略道歉就散了。”
在七月十二日的共产国际“三大”闭幕式上，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作大会发言。由于发言者多，限定每位代表发言时间为五分钟。
张太雷说：
“共产国际和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今后有必要对远东的运动更多地加以注视，不惜一切给予支援。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就是世界三个资本主义支柱之一的倒塌。……目前，中国正面临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极需活动的时机。”
张太雷最后说：
“在必然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看共产国际的支持如何而定了。”
他高呼：
“世界革命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第一回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发言——虽然在共产国际“一大”时，有刘绍周、张永奎参加；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有刘绍周、安恩学列席。出席“一大”，刘绍周、张永奎所代表的是“旅俄华工联合会”；出席共产国际“二大”，刘绍周、安恩学代表的是“俄国共产党华员局”。
在如此庄重、宏大的会议上，却不见那位在共产国际“二大”上被选为执行委员的马林。
马林哪里去了呢？
如同本书第一章所描述的，他成了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他在那里转往中国，执行列宁交给他的任务——帮助中国正式建立共产党……
第六部分：聚首密探监视着来到上海的马林
马林，这个来头不小的“赤色分子”一九二一年四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又获释之后，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
马林离开维也纳南下，登轮船经过地中海，通过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印度洋，朝西进发——他走的是一条与维经斯基、张太雷、杨明斋、俞秀松、瞿秋白不同的路线。维经斯基他们走的是上海—北京—哈尔滨—满洲里—赤塔，然后沿西伯利亚大铁道，经伊尔库茨克、鄂木斯克、秋明，抵达莫斯科。这条陆路，不知多少俄共（布）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来来往往，人称“红色丝绸之路”。
马林与众不同。他不是俄共（布）党员。他是在一九二○年八月，直接受命于列宁。他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而维经斯基来华时是俄共（布）的代表。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马林的职务远远高于维经斯基。
由于种种耽搁，马林在一九二一年四月动身来华。他实际上正是继续维经斯基离华之后尚未完成的工作，然而，他与维经斯基却未曾见面，彼此之间没有交接。他甚至没有去过伊尔库茨克。
马林来华是列宁向共产国际推荐的。列宁在推荐书上写道：斯内夫利特（即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中国，他的任务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同时，责成他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建立联系，并报告它们的社会政治情况。
列宁的推荐书的内容，原是马林来华之后，在一九二二年五、六月间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的。这份报告共十三页，用德文写的，当时马林在荷兰。当他把报告寄往莫斯科时，荷兰中央情报所截获了这一邮件。如今，这一文件保存于荷兰司法部档案处之中！在这份报告里，马林详细写及他在中国的一系列活动……
正因为马林早已引起警察的注意，所以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
尽管如此，马林在路过新加坡时，还是秘密会见了正在那里的印尼共产党人巴尔斯和达尔索诺。
马林尚在途中，荷兰驻印尼总督府一等秘书分别于五月十七日、五月二十六日、五月二十八日三度致函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密报马林行踪，并寄去了马林的照片。荷兰外交大臣也于五月十八日致函荷兰驻华公使，要求公使“将荷兰危险的革命宣传鼓动者出现在远东的情况通报中国政府”。
最为详尽的，要算是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三十日致荷兰驻华公使的信：
“不久前，荷属东印度政府电告，谓被从殖民属地驱逐出境的共产党人斯内夫利特已乘‘英斯布鲁克’号汽轮（原名‘阿奎利亚’号）从新加坡来上海。稍后几日，其同党和支持者巴尔斯亦偕妻动身来沪。……
“‘英斯布鲁克’号将于六月初抵沪。……
“此间，我已将他们即将来沪一事通知各捕房。
“鉴于我认为目前尚无理由对此三人立即采取行动，而应首先弄清他们的行动计划是否属实，因此我已请各有关捕房采取必要的措施，对他们保持监视。”
也就在这一天，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致函上海工部局，通报了斯内夫利特和巴尔斯这两名“共产党人”正在前往上海，务必“密切注意他们的行动”。他还同时“通知中国警察界和公共租界捕房”。
六月三日，意大利的“阿奎利亚”号轮船徐徐驶入黄浦江。马林刚刚踏上上海码头，密探的眼睛便盯上了他。
现存于档案之中的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致荷兰驻上海总领事信，第一二四号，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七日，G类一五六（所有G类材料统属荷兰外交部文件），总号二三四九，清楚地记载着马林的行踪：
“斯内夫利特乘意大利船‘阿奎利亚’号到达上海，住在南京路东方饭店，化名安得烈森。”
这“东方饭店”，实际上就是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旅社。维经斯基一行刚抵上海之际，也下榻于此。
马林下榻于大东旅社三十二号房间。翌日，他化名“安德烈森”，前往荷兰驻沪总领事馆办理手续，他声称自己的职业是“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记者”。不过，当他与中国人交往时，则用了一个中国化名——“倪公卿”。
马林的同事、印尼共产党人巴尔斯偕其十七岁的爪哇妻子，也住进了大东旅社。巴尔斯化名“达姆龙”。
荷兰驻华公使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致荷兰外交大臣的信中，这样透露巴尔斯夫妇的行踪：
“巴氏夫妇于六月十日离开上海前往哈尔滨，拟赴西伯利亚，荷属东印度政府已请我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监视其乘火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