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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女人和我这个厂长。白天由办公室几个女人轮流值班；晚上无人可派，就只有我自己出马了。
每天晚饭后，我披着雨衣，穿上套鞋，拿支手电筒，或蹲或坐在江边那棵老树下，监视着四周的动静，每隔不久，还要下船去排水。就这样通宵达旦，彻夜看护。尽管如此，有一天晚上，大概是我太疲倦了，打了一会儿盹，不知是有人破坏还是船体漏水太凶，船还是沉入了江底。不久，船上的一台柴油机也不见了……。
我想，干脆让它沉在水里，还可省了许多事。可是晚上还得有人守灵，否则机器会被拆光。再说在别人的眼里，几十万元的设备沉入江中，腐烂生锈，无人问津，舆论的压力更加伤人。这个烫手的山芋，真是蒸不烂，煮不熟，嚼不碎，咽不下！
领导也说，我也想，这堆破铜烂铁还得打捞出水。出水后，能修则修，不能修就争取转手出卖。
两条大木船装满两船泥水，上面还承载着一台庞大的采沙机和其它设备，足有上十吨重，要从水底捞出水面已非易事。况且船出水面还要赶快排水清泥，塞洞堵漏，工程之大决非少数人所能完成。经学校领导同意，我请来了一部大吊车，雇来了十多个临时工，折腾了整整一天，才把沉船吊出水面。但船体几乎散架，机器变形改样。经过长时间排水清淤堵漏，吊车才可松下挂勾，机船才勉强浮在水面。这次打捞花费两千多元，这可是大集体工人身上的肉啊！
显然，船不但没指望，而且还是个沉重的负担。不赶快甩掉这个包袱，什么事也干不了。我认为，卖船是最好的选择。虽是一条破船，现在出手，说不定还能值几个钱。更主要的是，卖了船，也好腾出手来做点别的事情。
在请示领导之后，我把船撑到对岸浅水处，委托一位退休老船工看守。然后，一方面四处张贴广告推销，一方面奔赴附近县市找买主。跑了几天，终于在高安找到了一个想买船的人。现场看船之后，人家最多只肯出价八千。我心中有数，一条几乎报废的船，能卖八千是八千，拖下去就有可能一文不值。可是，集体的事七嘴八舌就是通不过。一条花了几十万元成本的机器船只卖八千元，亏得太多了！至少也要卖个三、四万才说得过去……。第一个买主就这样打发走了。接着我又跑了几天，但再也没找到第二个买主。我便拉着有关领导，开着专车到新余、吉安、高安一带连续招售了两天，根本无人认购。卖船之路就这样断了。
破船停在江面，不但丢人现眼，而且每天还要花上十元请人保管，实在令人心神不安！其实，我原来就有过修船的想法，但是明摆着的许多难题让我望而却步。首先，船破损成这个样子，即使修了，能否正常作业，让人怀疑。如果为了修船把仅有的几千元活命钱花光了，仍不能创造效益，我怎么向学校交待？怎么向工人们交待？再者，当年锦江水面仅一中独家一条机械船，尚不能立足，现在江面仅机械船就有多条，小木船更是无数，都是各占一方，水面早已瓜分殆尽。我们的船修好了从何下水也是大问题。当然如果花大力气，利用国家权威，通过法律手段争得一段江面是完全可能的。但明的赢了，暗的能否斗过人家也要打个问号。如果能保证船的正常运转，再花大力依法捍卫倒也事有所值。但如果花钱修了船，官司又破费，船虽下了水，而机器不争气，河沙捞不上，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最终我觉得这船修也不是，不修也不是。
我多次请示，这条船怎么办？领导也很为难，但又没有别的办法，最终表态先修好船再说。修船实在不是我的所愿，但又别无选择，只有姑且为之，边修船边想辄。
我从机械厂请来几个工人，先把机器拆下来移到码头上；然后与班主任联系派了一个班的高中男生把木船拖上岸；再到造船厂请来几位师傅，给船大动手术。
船刚刚动工修理，附近就传出了一种声音：“嗨！一中修船，我看他到哪里取沙！”船未修好，就有人出来叫板，我感到这是不祥之兆！
正在此时，我听说有人想承包这条船。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我立刻委托传话人约见这位陌生老板。
此人姓傅名绍文。见面后的第一印象是年轻，机敏，见识广，有承包经营能力。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他还是我们杨校长的亲戚，称杨校长姑夫。我想，由他承包至少杨校长对其有一定的约束力。有这层关系，量他不敢乱来。只是不知道杨校长会不会支持他承包？如果杨校长反对，事情肯定告吹。
我问傅绍文：“小傅，你姑夫知道吗？”
傅绍文说：“我到县城时间不长，还没去过姑夫那里。”
我心里暗暗高兴，决定打通杨校长这一关节，促成承包成功。说不定借助承包人的力量会让死船出现生机。
首先，我们共同商定，修船经费由双方负担，甲方（一中）已为修船付了一部分现金，剩下的不足部分均由乙方（傅绍文）负担。船修好后由乙方组织生产，并向甲方按期交纳一定承包费。接着，我就找杨校长汇报，并特别强调，请校长不要给傅绍文泼冷水。我说：“如果你把傅绍文吹了，我就辞职不干。”他虽然不太赞成，但驳不下我的面子，也就勉强默认了。
尽管我与傅绍文的协商基本达成了一致，但是我仍为船的出路担忧。
当修船快要完工，我心里愁云不散的时候，又有一位姓胡的老板找上门来，想与我们联营到新余去采沙。据说新余沙源丰富，建筑用沙供不应求，而且价格也比本县要好。更为重要的是小胡老板是新余本地人，他的父亲是沿河某乡的领导，船到新余就在他的河段采沙。与他联营，就可避免在本县采沙的诸多困扰。
经过一番考查之后，我们的谈判很顺利，三方很快达成了协议。机械船由原来的傅绍文一人承包改为由傅、胡二人共同承包，校办厂派刚调来不久的黄德辉老师赴新余协助承包人操作，并监督合同的履行。
搭上校办厂的全部家当，总算把船维修组装下了水。但柴油机早已被盗，需要配置；挂桨机也锈损报废，需要更换；变速箱又不知什么时候不翼而飞，需要重装；加上船开新余的柴油，一路的其他费用开支，算起来，船到新余至少还需两三千元！
可是，校办厂已是山穷水尽，向学校要又不可能。为了成行，我只得动员有关人员各掏腰包，许诺先借后还。我是厂长，首先瞒着妻子偷取了家里仅有的三百元存款（至今妻子不知）；黄德辉老师也拿出了七百多元现金（我与黄德辉的钱至今未还），其余不足部分由承包方自负。七月一日趁着锦江梅雨水满，船总算启锚出发了。
船到新余，形势确实喜人。机器未响，立足未稳，就有不少人前来订购河沙，并当场预付定金。面对大好形势，我仍然忧多喜少。忧的是机船修好后，匆忙上路，未作充分试产，机子性能如何没有把握。万一机器不能正常运转，河沙打不上船，岂不是劳民伤财，空忙一场？但心里还是抱有一线希望，如果机器能挣扎着转动，只要捞得上沙来，其效益无多有少，也不枉这段时间的辛苦。
第二天鸣爆开机，旁边十多条运沙船排队等着装沙运石。可机器没转几圈就熄火断气了。连续几天都是活短死长。一天到晚，不但沙子捞不了几勺，就是卵石也上不了几块。那些老板们见这儿不是养家的主，吵着退回了定金，一哄而散。而我们的那条船孤伶伶地躺在江心，就象一个早已生命垂危不治待寝的老人，根本无动于医生的救药和亲人的呼唤，始终不现丝毫转机。更为致命的是，不到半个月，机船又沉入了江底！
见此情景，新余的小胡老板很快就退出了承包，结帐散伙。破船又回到了傅绍文一人手中。小傅惜于已经搭进的老本，仍不死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船打捞上岸，自己投资再作一番修理，并将木船换成铁船。下到江中，虽然再不用担心沉船，但机器运转仍是有气无力，难以维持正常生产。更为艰难的是，一个外地人，孤身谋生，每天机器难响还不算，村干部天天上门高额摧缴地皮费，资源费，这个税，那个税……。而那些无赖地痞的明抢暗偷，敲诈勒索更是难以招驾！最后逼着小傅只好把船如废铁一般卖给了当地人。船终于甩掉了，甩得一片不剩，颗粒无收。
船虽然没了，但目前一无项目，二无资金，三无技术，在短时间内无法组织其他生产。因此，我又打起了校内的主意。
我们学校大门口有几间私人搭建的简易瓦房，开了几家小百货店和饮食店，生意非常火爆。我想，如果我们利用集体事业的优势，在校内开一家两家店铺，经营文具，百货，零食，冷饮等。既可安排一部分大集体工人，说不定还能给集体积聚一点资金。同时，我又建议学校少请一点临时工，安排几个大集体职工到食堂等力所能及的部门，以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也给校办厂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可是校委会通不过。因为担心校办厂工人不熟悉食堂工作，怕不能按时开饭而影响正常教学秩序；至于校内开商店就更不允许，因为学校是教学单位，不是贸易市场。
人贵有自知之明。看来我天生就不是这块料。到校办工厂以来，我不但没有办成一件事，还把原来的一条大船玩得连木板也不剩一块；不但没有为校办厂工人们谋一点福利，还把他（她）们赖以生存的一点活命钱花得精光。我无颜再待下去，只有向校长辞去厂长职务，请求调换工作。可校长说，等有人接手的时候再考虑。全校近两百教职工，能人贤士多的是，可谁会来接这么一个烂摊子呀？一九八九年，我费了很大的劲把黄德辉老师从白云山调来校办工厂，他本是我心目中最好的接班人选。可没干完一年，他就改行调总工会去了。
我空着两手，孤军作战，也曾小打小闹先后搞过几个小项目。但都不到三、五天就偃旗息鼓。我实在无所事事，就常到校长办公室去蘑菇蘑菇。可校长也是无可奈何，说：“你没事就到校办工厂去坐，这里来往人多，影响不好。”
干惯了活的人，一下子冷落下来，我还从未象现在这样度日如年。
从一九八八年六月到一九九二年八月，我在校办厂足足度过了五十个月，也就是说我虚度了四年多的光阴。人生有多少个四年啊！如果要说这四年的收获，那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无能和无奈！这个“第一次”对充实和认识自我也许是有益的。我同样在心里珍藏着这个人生的“第一次”。
第十二章弱弩之末之二求证未知
一九九二年下学期开学前，我再次向学校请辞厂长职务，要求下班任教，并要求当班主任。学校见我态度坚决，终于同意了。但只同意当老师，不同意任班主任。
黄校长问：“你以前当过初中的班主任吗？”
我说：“没当过。”
黄校长说：“初中的班主任不好当。你这么大年纪，任几节课算了。”
我知道，领导是怕我不能胜任，难下台阶。当然，我自己也有些担心，主要是怕误人子弟。我感谢领导的照顾，既然领导不松口，我也就只好算了。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