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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外地请来一位公办教师任南山中学校长。
弱者为什么总是这么窝囊？被人宰割了，还说是工作需要，属正常调动。领导把我从中学副校长调任小学正校长，还能说领导亏了我么？至于那些是是非非的问题，能向谁说呢？告状么？人家有无数条理由，无数条渠道开脱得一干二净，谁会相信你一个平民百姓片面之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尽管这些年来我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怨言，但一直没闪现过向上级党政部门反映的念头。
我忍气吞声还有一个原因。我一直认为，我是a领导提拔的人，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把一切都忍了下来。我希望他总有一天能明白真象，能回过头来想想！但是这一天何时能到？其实他现在可能什么都清楚明白，只是走远了就是不想回头。身处困境的我，尽管深知走投难寻路，可心里还是觉得三十六计“走”为上。
现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线光明。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多么难得的机会呀！如果第一关就被卡住了，调动就有可能泡汤。想到这里，心里又涌现一阵无奈。有时我也想，万一走不了就算了吧，在南山呆了这么多年还不过来啦。但是我了解a领导的性格，他既然盯上我了，往后的日子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了。左思右想，前后总横着一个“难”字。
然而，事后我才认识到，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永远都不是孤立的。不管是谁，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必然引起周围人群的各种反应。支持反对，赞赏唾弃，同情厌恶……，这些褒贬迥异、是非分明的情感表白，总是要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或近或远地扩散流传。这是正义的评判，公正的土壤。所谓凡事自有公论，不管你信不信，它确是一种社会主流，不以你我也不以a领导d老师的意志为转移。正是这种社会主流，使许多沉冤昭雪，把无数坎坷荡平，为弱者撑腰鼓气。我——一介平民，与a领导d老师之间的一场风波，居然惊动了上级领导，并在他们的支持下，让我因祸得福，一举改变命运，就是一个例证。
县委领导大概是在八六年底考察基层班子的时候，就知道南山中学有这么一个校长有这么一件事。记得那年年底，有几位场领导先后对我透露，说县委领导来南山考查班子时，他们都谈到a领导与我的关系问题……。听语气看表情，显然对我不怀恶意。
我是一九八五年五月五日的预备党员，可是一直到一九八七年底，已经预备了三个年头，还在预备，这就又让组织部领导知道了金成这个人和金成这件事。场部分管组织工作的领导告诉我，在一九八七年底召开的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县委组织部的龙部长在总结报告中曾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一个单位，预备党员拖了近三年，既不给人家转正，又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这是党章所不允许的，这种做法是极不严肃的。”听某领导说，组织部就我的问题还曾到南山调查过。难怪一九八八年初我去组织部反映我的预备党员转正问题时，几位在场的同志都愤愤不平地说：“真不像话。”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也找过县委书记，简略汇报了我的情况，要求领导帮我调离南山。书记也好象早知此事，明确表态说：“你放心，我会要主管部门去解决。”书记所说的主管部门就是县教育局。
我说：“主管部门与南山是同级单位，恐怕南山不会卖账。”
书记毫不含糊地说：“那我就派一位副书记去。”态度的明确，答复的干脆，出乎我的意料。
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的事情好像在县政府院子里早就传开了。一些熟人碰到我就拉着我打听详情；甚至还能听到一些不认识的人也在议论南山的a领导与一位金校长……。听到、看到、得到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此时我才感觉到，弱者并非有话无处说，有理无处诉。
但是，县官不如现管，我的调动问题一直拖到一九八八年仍是毫无进展。壳仍卡在a领导那里。看来我只有痛下决心，该说的话不能不说！
一九八八年三月，我向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一封署名信，如实反映了我的情况，要求纪委领导过问此事，促a领导放行。明人不做暗事，第二天上午，我告诉a领导，我已向县纪委写信了。
a领导好象有点吃惊地说：“想不到你金成对我有这么大的意见！”
我说：“是有意见。a领导，如果你有空，我想当面对你谈谈我的意见。”
于是，我们在总场接待室展开了一次正面交锋。我利用这次机会把话摊开。一坐下，我就单刀直入地说：
“a领导，d捏造事实，挑拨离间，说我讲了你的坏话。在调查之前你将信将疑，对我有些看法，我可以理解。可是经过两次调查，事情已是真相大白，而你还要黑白混淆，是非颠倒，叫我怎么不会有意见呢？d冒充三个学生向你写匿名信，你不分清红皂白，叫办公室全文抄写，贴在校园的墙上。那是一张什么呢？你叫我这个校长怎么当？”
a领导听到这里，打断我的话说：“你和d的问题，希望你能理解我的态度。我举个例子，我们县有一个乡，党委书记与乡长的关系总搞不好。开始，县委总以为是书记的问题，就把这个书记调开了，将乡长提为书记。这个乡长提了书记后，不久又与其他人闹矛盾。这样县委就看清了，原来是误会了那位书记，责任完全在乡长。”
我说：“县委的处理与a领导对我的处理完全是两码事。如果县里接到谁的匿名信，比如接到我的这封信，也抄了往场部墙上一贴，你会怎么想呢？”a领导没有回答我的提问，于是我接着说：“我的组织问题，已经拖了三年，就算我金成不吭声，党章也不允许嘛。够条件就转正，不够条件就取消，这是党章的规定。既不转正，又不取消，这样无限期地拖着，你让我怎么想得通呢？”
a领导工作那么忙，面对一个下级如此滔滔不绝、毫无保留地谈这么一大堆意见，他不但允许我说，而且还耐心地听，显得那样冷静，那样宽宏大量，富有涵养，我真有点不忍心再说下去。于是，把原本想透彻一说的话全咽了回去。但我刚一停嘴，a领导竟慢条斯理地作出了这样一段与他的性格和身分不太相称的解释：“你的组织问题就不要怪我，我派了两个调查组去调查，这你知道。可是没一个调查组写一份材料给我，我凭什么研究呢？”最后他也好象有些委曲似地发了一句牢骚：“操！这些家伙，调查了也不给我一份汇报材料，现在把意见全堆到我一个人头上了！”
a领导今天对我真的是够客气了，居然在一个他并不看好的下级面前诉起苦来。我显然也受了他的感染，此时，作为一个下级，我在顶头上司面前的怯懦与紧张已淡化了许多，言行也有些随便无拘。听了a领导最后一句感叹，我居然忍不住开了一句很不得体的玩笑：“领导，调查组是你派的，你要一个材料他们敢不给？你这个领导还不至于当得这么窝囊吧！”
我这句玩笑也许开得过份了些，a领导终于也说出了一句满腹情绪的话：“不要说这么多，你要走就走，写报告来。”于是我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听说下午开党委会，我中午就写了一份请调报告交给办公室。我对办公室主任说：“听说下午开党委会，请主任一定帮我提交上去尽快研究，拜托了。”
下午党委会散得很早，散会前，办公室主任把我的报告拿出来说：“金校长写了请调报告，要不要研究一下？”
a领导说：“先搁几天，以后再说。”而散会之后，他又指示办公室主任按他的意思签了一句话：调入单位签署意见后再研究。
第二天，我拿着这份签了字的报告送教育局。曾楷祥局长看着这一行签字，难解其中之意——这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他沉思片刻后说：“老金，你等一下，我们商量商量。”曾局长马上下了楼，找来三位副局长，临时开了个碰头会。不一会他又噔噔噔地上楼对我说：“这样，你暂时先回去。过几天我抽空去一趟南山，专找你们的a领导协商你的调动。”
有教育局的一把手专程去南山协商，看来我的调动已是不成问题。我接着考虑的是，我的去处是哪里？想到妻子的工作和全家的生计，仍心中无数。下了楼，我找到人事股的漆芳林股长，一是想探探口气，二是想请他帮帮忙。因为我们是老熟人，一直关系不错。
我来到他的办公室，说：“股长，我们是老朋友了，这一回一定要拉兄弟一把……。”
漆股长不假思索地说：“还有什么难处，要我帮什么忙？”
我说：“你与下面学校很熟息，麻烦你给我找个合适的单位。”
漆股长听了，笑着说：“你放心，局党委早就考虑好了，把你放到县城，工作问题，家庭问题，什么都好解决。”
啊！这又是一个天大的惊喜！我祖宗十八辈都是乡下人，到我这一辈要变城里人了，这不又是一步上了灵霄殿吗？我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与局领导非亲非故，我当校长的时间不长，连工作上的接触也是刚刚开始，私人关系更是谈不上，曾局长有时甚至连我的姓都叫错。可是在我身处逆境的时候，局领导对我的关照却是如此无微不至。看来人间自有真情在，官场不乏爱民心啊！
我高高兴兴地回到学校，等待曾局长早日来到南山，替我打破坚冰，排忧解难！可是，我等啊等啊，一个礼拜过去了，两个礼拜过去了，一直不见曾局长的人影。这是怎么回事？是曾局长工作太忙还是另有枝节？我沉不住气了，立即赶赴县局一探究竟。
原来a领导早已获悉了局领导对我的支持，可能还闻到了其他什么风声。于是，他不等曾局长下去，先行来到教育局，就我的调动问题，对局领导谈了三条意见。实际是设置三个门槛，堵我的出路。a对局领导说，金成要调走，第一，党籍要取消。第二，你教育局到我南山来挖人才，我没意见。只是不能光调他一个人，我来养着他全家。金成一家六口，要调就一齐调。这是主要的两条（另一条我已记不清了）。就是这硬梆梆的两条让局领导犯了难。
我真想不通，为什么原来对我那么信任、那么贴心的好朋友好领导，如今却这样对我冷酷无情？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啊！至于别人挑拨引起的那些误会在真相大白之后，按理也应该化解了呀！可为什么总是对我按住不放呢？
解铃还需系铃人。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再向a领导求情。回到场里，我找到a说：“a领导，我那个报告能不能请你签几个字？”
a说：“不是签了字吗？”
我说：“可人家怎么理解你那个签字？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请你明确表个态好么？”
a领导有些不耐烦了，说：“调动手续就是这样的，接受单位签署意见后，我们才好研究。”话说至此，他拂袖而去。我怎肯罢休，仍跟在后面纠缠乞求。a领导边走边说：“你不要缠我，你先到教育局签字嘛，他签了字，我保证放你。”
我知道要他马上签字是不可能的。现在他对我抛出了这句话，不管是真是假，反正他是实实在在吐出了“我、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