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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等愚不及此，乞陛下哀怜，指示一条生路。”太祖见这班功臣正如自己预料，如此知趣，心中非常高兴，便说道：“人生匆匆，如白驹过隙，生老病死，实难预料。故生时当多积金银，及时行乐，方不虚度此生，也可造福子孙。卿等不如解去兵权，多买良田美宅，歌童舞女，日夕安乐，颐养天年。朕与卿等约为婚姻，世世亲睦，上下相安，君臣无猜，岂不两全其美？！”石守信等武将见太祖虽然削夺其兵权，却并没有恩断义绝，而是恩赏有加，连忙拜谢于地道：“陛下怜臣等一至于此，正所谓生死而肉骨也。”于是皆大欢喜而散。次日，诸位军帅纷纷上表称疾，请求罢去兵权。宋太祖一一准奏。就这样，宋太祖在杯酒谈笑之中，便巧妙地削夺了这些开国元勋对禁军的统领权。
宋太祖解除了石守信等人对禁军的统领权后，又开始着手解决地方节度使的问题。于是他故伎重演，召永兴节度使王彦超、安远节度使白重赞、保大军节度使杨廷璋等同时如朝，赐宴后花园。当酒宴正浓时，太祖举杯对这些节度使说：“卿等皆国家旧臣，长期镇守边镇，风沙雪雨，辛苦至极，此非朕优礼贤臣之本意。朕今召卿等归朝，欲使卿等安享富贵，不知诸位意下如何？”说者有意，听者有心，王彦超立即品出了太祖这番话的真实用意，立即离席跪奏道：“臣素乏功劳，蒙圣上恩宠，叨占节度使重职。今已年老腐朽，请准老臣解甲归田，以享天年。”太祖见王彦超对自己的意旨心领神会，非常高兴，大大夸奖了他一番，并予以恩赏。谁知节度使中有一位名叫武行德的人，为人耿直，且不懂人情练达，他居然不明白太祖的用意，反而以为太祖真的抚劳边镇，于是便滔滔不绝地夸耀自己的战功，表白辛苦。太祖冷笑一声，打断他的话，说道：“这些都是前代的故事，也不值得再提起了吧。”武行德自讨没趣，灰溜溜地退了下去。次日，太祖下旨，革去武行德等人的节度使之职，唯有王彦超留任如故。为了从根本上铲除节度使割据一方的弊端，紧接着太祖便采纳赵普的计策，“夺其权柄，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所谓釜底抽薪，使地方节度使完全被架空，有名无实，丧失了与中央对抗的实力。
节度使虽然被剥夺了权力，但军队还得由他们掌握，南征北战更少不了他们。为了进一步控制武将，太祖思来想去，决定对武将采取“用其长技，厚之以财，限之以权，警惕其变”的谋略。公元974年，宋太祖决意征南唐，任命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都部署，潘美为都监，率十万大军南征。为了激励曹彬征战，临行前，太祖特地为他举行壮行宴会。太祖对曹彬说：“江南之事，朕就托付给卿了。切忌暴掠生民。”又亲赐曹彬尚方宝剑一把，说：“十万大军由卿一人节制。凡副将以下不听命者，可先斩后奏。”宴会后，太祖又私下对曹彬说：“卿若攻克江南，活捉李煜，朕定封卿为相。”当时副将潘美在一旁听得仔细，出朝后便向曹彬预祝官运亨通。曹彬早已看透了太祖的用意，便笑着说：“此次出师，上赖祖宗庇护，下靠众将士奋勇拼杀。我虽为统帅，如果有幸获胜，也不敢居功自傲，宰相之职，位极人臣，岂敢觊觎。”潘美说：“天子无戏言，攻下江南，自当加封。”曹彬却不以为然地答道：“攻下江南，还有太原。”潘美仍然似信非信。第二年，曹彬就攻克江南，俘获南唐后主李煜，凯旋回朝，向太祖奏捷。太祖见曹彬果然不负所望，大获全胜，心里十分高兴，但一想起自己对曹彬的许诺，不觉犯难了。他认为宰相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任最重，断不能由武将担任。如果拥兵权者为相，军政大权操于一人之手，势必震主凌上。因此决不能封曹彬为相。于是他和颜悦色地对曹彬说：“朕本想任将军为宰相，但而今北汉未平，待将军攻平北汉后，自当加封。”结果正如曹彬所料，太祖果然自食其言，背约失信。潘美与曹彬相视，不觉会心一笑。二人的表情正好被太祖瞧见，便追问原因。潘美便将前次二人所言如实禀报。太祖听后，也颇有内疚之色，便赐曹彬50万钱作为补偿。曹彬退朝后自我解嘲道：“人生何必做宰相，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而已。”
历史上那些以非常手段夺取政权的人，他们往往对自己的统治能否巩固特别关注，深恐别人也用同样的手段夺走他们的政权。靠政变上台的人特别怕别人对他发动政变，靠施展阴谋手段上台的人必然对别人的阴谋诡计保持高度的警惕。那些用不正当手段夺取政权的阴谋家，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尽管他们用各种方法掩饰，为自己披上一层又一层合法的外衣，但他们仍害怕不能尽掩天下人的耳目，认为天下不服之人很多，因此产生多疑、猜忌、残忍、歹毒的心理，采取极端手段诛灭那些参加夺权的知情者。雍正皇帝就是其中之一。
雍正即位为皇帝的真相，虽然至今仍是一桩历史疑案，但据现在所能查阅的文献资料，其舅父隆科多和四川巡抚年羹尧肯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故雍正皇帝刚即位，就对隆、年优宠有加。隆科多被封为公爵，又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雍正帝特下诏称隆科多为“舅舅”，同时又把整个西部的军事大权交给年羹尧执掌。不久年羹尧又平定了青海罗卜藏丹津的叛乱，雍正帝封年为一等公爵。故隆、年二人在雍正初年权重位高，远出众臣之上。但雍正帝是一个心思非常缜密的人。隆、年二人以参与夺权密谋而身居高位，这本身就对雍正帝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年羹尧以封疆大吏而手握重兵，日渐骄横，更使雍正帝不能容忍。年羹尧平定青海、西藏以后，奉圣旨班师回京。一路上年大将军抖擞威风，所过之处，凡供帐稍不如意，不论文武官员，轻则捆打，重则砍头示众，一路骚扰到京郊。雍正帝率领百官前往郊外亲迎。文官自尚书、侍郎以下，武官自提督以下，一齐跪下迎接。君臣礼毕，雍正帝传令为年羹尧设宴接风。当时正值六月天气，酷热难当。行幄外数万兵士全身甲胄，挺立在烈日之下，任凭汗流浃背，纹丝不动，军容雄壮而严整。雍正皇帝见了，深深叹服年羹尧治军之严。为了表示自己对将士的仁慈厚爱，雍正帝乃令内侍传旨三军，卸甲散队休息，以酒肉犒赏。但圣旨连宣三遍，众将士仍站在原处一动也不动。皇上便对年羹尧说：“天气炎热，大将军可命众军士卸甲休息。”年羹尧从怀中取出一面小旗，交给内侍，内侍在幄外轻轻一晃，众将士立刻卸下甲胄，悄无声息地退下了。雍正帝见了，不觉大吃一惊。心想：朕三传圣旨，众军士置若罔闻，他只小旗一晃，将士们闻风而动。若将来此人生了异心，造起反来，众军士对他奉命惟谨，如何是好！更何况他直接参与了夺权的密谋。此人不除，后患无穷。
从此，雍正帝对年羹尧处处小心提防，一心一意要置他于死地。但表面上雍正帝对年羹尧仍然恩宠有加，格外器重。不久，年羹尧向雍正帝辞行，回归陕甘任所。雍正帝想，年羹尧在京都，较容易制服，若回归任所，岂不是放虎归山？但若不放行，势必引起他的怀疑。寻思良久，雍正帝决定还是暂不动他，放年羹尧赴任，待以后寻找时机再作处置。
年羹尧回到陕甘任所以后，雍正帝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仍然对年羹尧恩宠有加，让他全权处理陕甘事务，同时还命他以书信形式秘密参与朝中政务。另一方面却派了很多侦探暗中尾随而去，搜寻年羹尧的不法证据；同时还命令他们在年氏集团中进行分化瓦解，离散其党羽，扶持年的反对势力。年羹尧在雍正皇帝的恩宠下逐渐忘乎所以，专横独断，暴虐无常，杀戮任性，生活上极端奢侈腐化。这样年羹尧就一步步落入了雍正帝为他设置的圈套之中。雍正帝前后收集的年羹尧的不法证据多达92条。这年二月，年羹尧上表，颂扬皇帝“朝乾夕惕，励精图治”，但却把“朝乾夕惕”误书为“朝乾夕阳”。雍正决定以此为借口对年羹尧下手。于是他发出上谕，责备年羹尧不想以“朝乾夕惕”归之于他，说年羹尧是自恃功高，刻意不敬。同时雍正帝又迅速调换川陕官员，将甘肃巡抚胡期恒撤职，遗缺由岳钟琦兼任；调四川巡抚纳秦进京，改派赵坤署理。这样就去掉了年羹尧的亲信，剪除了其势力。不久，雍正帝又传旨，命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印，将他调补杭州将军。这时诸王及大臣料知雍正帝要除掉年氏，纷纷揭发他的不法罪状。于是雍正帝又将年羹尧连降十八级，罚他看守城门。不久即将年逮捕下狱，并勒令其自裁。又将年氏家族杀的杀、充军的充军。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竟落得如此悲惨下场。
和年羹尧一样，隆科多帮助雍正帝用权谋夺得了政权，年羹尧功高震主当死，隆科多也难逃厄运。
雍正帝在夺取和巩固皇位的斗争中，隆科多出力甚多，故深得皇上倚重，被任命为吏部尚书，赐太保加衔。雍正帝称他是“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宠荣备至。但雍正帝对年羹尧猜忌时，对隆科多也产生了戒心。隆科多原本在康熙末年就位高禄厚，他为了捞取更大的权力，于是冒着特大的风险把雍正帝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后来隆科多逐渐发觉雍正皇帝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人，心想现在自己虽然权倾朝野，但地位并不稳固，一旦自己对雍正帝无用，厄运就会降临。因此他在许多事情上都留有后手。雍正帝爱抄家，隆科多早早地就把财产分藏在亲友家和西山寺庙里。结果还是让皇帝知道了，得了个不守人臣本分的罪名。隆科多于是主动提出辞掉步军统领职务，想以此消除雍正帝对自己的猜忌。但是雍正帝哪肯放过他，早在数说年羹尧的罪名时，就把年、隆二人并提，列为植党揽权的奸臣。吏部在议处年羹尧的罪名时，先后提出两个意见，前议过轻，后议过重。雍正帝说如此错乱，一定是隆科多有意扰乱。于是都察院秉承圣旨参奏隆科多庇护年羹尧，于是隆科多被雍正帝削去太保衔。后刑部又上奏，说他贪赃枉法，私受年羹尧等人的金银八百多万两，应当斩决。雍正帝说他才尚可用，免其死罪，革去尚书职，令其前往阿尔泰处理边界事务。隆科多离京赴任不久，议政王大臣复议隆科多私藏玉牒，应拿问治罪。于是隆科多很快就被逮回京城，交由锡保密审。锡保奉旨审讯，指出罪名，责问隆科多。隆科多自知难逃活命，便说：“这等罪案，还是小事，我的罪名远不止此。不过我只是个从犯，还不是首犯。”锡保问：“首犯是谁？”隆科多回答道：“就是当今皇上。”锡保斥骂他诽谤皇上。隆科多说：“你去问问他，哪一件事情不是他命令我去做的。他现在做了皇帝，我自然该死。”最后诸王大臣议上隆科多四十一大罪状，雍正帝传谕：隆科多免其死罪，永远禁锢；家产免于抄没入官。不久隆科多死于禁所。
雍正帝通过年、隆之狱，清除了权臣，牢牢地控制了军政大权。
三 以臣制臣之术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以后，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在此后两千多年中，它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这一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