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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竿见影。他一犹豫，节奏乱了，出了一张臭牌。他气疯了，把鼠标往桌上一丢，冲着我：“你给我滚！”
没错，我早滚了。
2000年11月20日：负责接送Kfar…Darom村孩子们的一辆校车被炸。两人身亡，九人受伤，其中有五个小学生。
黎巴嫩和叙利亚之间的关系恶化。抓了很多人。我说很多，已是成百上千。黎巴嫩和叙利亚各自的境内都在高压之下，我们好几个联络员变得束手无策。急需找到解决办法，并且取消我过于频繁的往来穿梭。即便是那些最老实的黎巴嫩人，也开始对叙利亚人的占领进行反击。以色列人已经撤军，他们不再有被人视为“亲犹”叛徒的危险。可是一年的时间，不可能抹掉人们二十五年来所承受的恐怖，还有无所不在的告密。
叙利亚人得到消息了，正在寻找明确的某个目标？或者不过是杯弓蛇影，仅仅是某些勤勉的官员的额外工作？我不清楚，也等不及事态平息。我动身了，去尽快把那边的工作做个了断。
抵达贝鲁特机场之后，我上了一辆出租，直奔市里的商业区，然后搭乘公共汽车去了另一个坐落在小山岗上的居民区。一个联络员接到我，给我说了说最新的情况，然后把我送上去城郊的汽车。在那边，另一个接头人把我带上他的破卡车。我们一起横穿黎巴嫩，过了边境线，在到达“工作点”之前又跑了六百多公里。这是我第二次深入这个国家的内地。我有一种警觉，更准确的说，是一种预感。
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五个孩子的父亲。我对他所知甚少。可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焦虑总缠着我。内心里有个微弱的声音一直在说：“看啊，看看，好好看看！你什么也没看见吗？你应该能看到的，在视线之外还有些东西，你应该能察觉的，在感觉之外还有些感觉！”我把眼睛瞪得大大的，耳朵，心，胃，还有一切能够开动起来的器官我都全力以赴了，还是什么也没看到，我很恼火。
“你家里有人知道你来接我了吗？”
“没有，不过我父亲有点多疑。他不让我开自己家的卡车来，所以只好借了一个朋友的车。”
毫无疑问，这就是我要找的原因。
“你在第一个公共汽车站停下，我自己接着走。”
“你疯了？坐公共汽车，你得花上两天时间，而且至少倒六次车。”
“这无关紧要。按我说的做，然后你直接回家。”
他服从了，把我放到车站几百米开外的地方，自己开车走了。还比较运气，只等了四十来分钟，车就来了。在第一个关卡，我看到那个接头人已经被捕。消息很快就在车上这些等着重新开拔的旅客中间传开了。他们互相打听，还向路过的士兵打听，这个男人是什么人。我从这些传言里得知，是他一个表兄告发了他。在告密成风的环境下，亲戚也会互相举报。在这个美妙的国家，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坐着公共汽车，我顺利过了关。可惜他们还疯得不够彻底，到下一个关卡，所有的旅客都被拦了下来。我们就这么困在一个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地方，更倒霉的是，一帮当兵的刚刚赶来这里解救他们毫无经验的长官，有几十个人他们的做法表示抗议，把这长官给围住了。
旅客被粗步分成两拨，像我这样持欧洲护照的人很快就被检查完了。接下来就复杂了。由于场面失控，审讯无法进行——这我没什么好抱怨的——，也无法核实身份——这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军官对此所作的反应和所有无能之辈如出一辙，也就是大发淫威。为了镇住大家，他下令狠揍一部分人，再关上一部分人。
我被列入了被关的那一部分，这真是从未有过的事。我因此逃过了一顿打。至少暂时如此。第二天，他们宣布，我们将被送到最近的一座城市去，一百公里之外，好进一步审问和查证身份。我使劲地琢磨：这么长的路程，这么糟糕的路况，我还是有可能干点什么的。他们肯定会睡觉。如果我跳车，他们可能会开枪。问题是去哪里，怎么去？去既定目标是不可能了，唯一的去路已经被布控。横穿旷野可能需要半个月以上，何况我没有食物，也没有钱和证件，更别说接应的人了。
根据这个城市驻防有重要的兵营来看，它可能和中心数据库是联网的。虽然计划被打乱了，但也许让他们把我带过去更好。我不太了解这一片的情况，不过如果我想完成任务的话，这个行动方案看起来还是可行的。记得有人说过，要敢于随机应变……干我们这行，这绝对是个最难以决定的决定：见机行事。
和我一起被抓的这些人远没有被制服。上卡车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乱。士兵对付他们的是棍子和枪托。乱成一团，受伤的，头破血流的，手断脚断的。我想，这会儿可不能把Krav给忘了。我躲过一下，反击，然后从摔倒的士兵手里把棍子夺了过来。在一片混乱之中，我决定抓住机会，只要打倒一个，我就溜之大吉。手里有了棍子，我很容易就把前面这拨士兵给冲开了，夺路向一辆正在轰轰作响的汽车跑过去。倒霉啊，几个士兵同时跳过来了，我膝盖上猛地挨了几下，接着背上一下，大腿上被踢了几脚，还被猛抡了一棍。总之，不是反击的最后时机。
疯狂的场面又持续了一会儿，然后是吼叫整队，我被扔上卡车。好几个小时的路程。到军营里，我们在逐个受审之前先被关了一整天。轮到我，除了坐下的时候出点状况，还算顺利。一个叙利亚的上校坐在桌后，我缩在他对面，周围有几个卫兵。有个细节让我心里一动：桌上摆了一台很不错的电脑。我看了一眼和网络对接的连接线。老款型，不是RJ45，而是粗圆头的，插头那种，没有像电话线头上那样的安全止回阀。我想把它拔下来，可坐得太远了。瞅准机会，我突然站起身来，往办公桌走过去。一个卫兵狠狠给了我一下，我倒在地上，把连接线悄悄扯掉了。
如愿以偿。过了一分钟，上校先生嚷嚷网络坏了，要把“网络维护人员”叫过来臭骂一顿。看都没看一眼连接线。一切都在计划之中进行，我现在知道了这个信息工程师的名字和头衔。不难找到他的办公室。只要找到他的机子，也就不难用上老办法。我只要查一下他机上的连接记录，看看哪个是刚刚断开的。有意思，简直是小儿科。
信息工程师一来就发现连接线掉了，他很快醒悟过来，阴阴地看了我一眼。我装傻，别人也都没在听他的怀疑论断。上校还在骂，说“好多地方有问题”。工作范围不同了，工程师的活儿一时完不了。
趁他们全都围在屏幕前，我站了起来。没人管我。他们忙着向工程师证明“好多地方有问题”。我在房间里走了几步。他们还在继续骂人，没谁注意我。我把挂在办公室角落里的钥匙圈拿过来，又走了两步，到了门外。我把手铐打开。
在楼的入口处，我问到负责计算机的上校办公室怎么走。一个秘书很热情地指路。我去了。办公室没人，数据服务器是打开的，已经登陆。不需要密码，也不需要其他诸如此类的步骤。我开始操作。
五分钟后，工程师往回来了，一路骂骂咧咧。我身上有一个微型喷雾器，用来脱身足够了。继续。我听见走廊里的叫声。上校在找我。秘书说我问过信息工程师的办公室。嘈杂声逼近了。我跳到门边看了看。他们有四个人。对我来说太多了点，我只有对付两个人的药剂。再说工程师也没带枪。
我飞快干完电脑上那点活，又飞快验证了一遍。可以了。我把门大敞开，躲到门后。他们冲进房间，没看见我，我迅速溜了出去。去大门时间不够了，我冲进带窗户的第一间办公室，跳了出去。等再听到他们的声音时，我已经跑出老远了，可惜我的膝盖被昨天晚上那几下给弄伤了，痛得很利害。突然，气喘不上来了，眼前发黑，耳朵里尖鸣。我好歹在他们追上之前钻到了一辆汽车的下面。我一动不动。他们到处搜，就是没有弯下身子。这种最基本的老一套，屡试不爽。不过还得碰碰运气，找到一辆排气管噪音小又不会立马发动的车。这很不容易。
夜深了，我爬出来，关节都硬邦邦了。上车，慢慢出发。一路没碰到路障，畅通无阻。我顺利到达先前那个接头人住的村子。我本该一刻不停地离开这地方，可是我没有。绝不能让这个联络员就这么完了。我帮不了他什么，但是至少可以警告一下那些告密的人，他们玩的是危险游戏。
他的老婆和五个孩子热情接待了我。他们认识我很长时间了，那两个最小的孩子还是我看着生下来的。
“你来了！”她喊起来，“阿拉是仁……”
“仁慈，对，对……你好吗，达米拉？有什么消息吗？”
“他们把他抓走了，你得帮帮我们。”
“我知道，可现在怎么样了？你能去探他吗？”
“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你一定要帮帮我们。”
“如果我做的到，达米拉。你知道，如果阿拉要我做些什么，我会的。”
“你一定要帮帮我们！我和孩子们怎么办啊？他们会杀了他的。他们说他是叛徒，他们要杀了他的。”
“你确定吗？”
“是的，他们要杀了他的。”
“可是，我帮不了他。”
“你一定要帮帮我们！孩子们，去跟她说，要她一定帮帮我们！”
约瑟夫，就是最小的那个，才五岁。他抱着我的腿不放。孩子是我的软肋。战争我喜欢，但不是和孩子。我所想像的是大人的战争，好人一边，坏人一边。如果对面站了一半坏人，四分之三的好人，还有蹒跚的孩子，这不是我能接受的游戏规则。
我的目标很明确：那个本该小心行事的倒霉家伙就随他去吧。我不想管他。我只想找到那个告密的表兄，然后把他干掉。再说，如果我不采取一点行动，他们会丧气，会失去对我的敬畏，甚至可能出卖我。孩子们粘在我身边，好像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他们一夜都在和瞌睡作斗争，为的就是不要错过我第二天一早动身。他们还是没抗得住，我一大清早爬起来，只叫醒了那个十七岁的老大。作为将来的一家之主，他必须参加这次惩罚行动，而且既然生在这个混乱的世道，他有必要了解一切该怎么进行。我找到那个表兄，做了该做的事情。他跟着我。他很害怕，根本没了为父亲报仇的心思。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安慰他，为的是不让其他人看到他这副样子。傍晚时分我们回到家中，在翘首以待的家人和邻居面前，他趾高气扬起来，俨然一副他自己指挥了这次行动的样子。
我看他表演了一番，然后悄悄站起身准备离开。我感觉有只手拉住了我的衣角。约瑟夫，又是他！
“你怎么了？去听你哥哥讲故事吧，我走了。去，到那边去！”
和他那些只对报仇行动中的血腥细节感兴趣的哥哥们不同，这个小家伙爱他的父亲。他要我帮忙救他父亲。我沉下脸来。孩子仍然在恳求，耐心的，小心翼翼的。我把脸板起来，冷若冰霜。他不放弃。我装作要去和他母亲说话，从后门溜了出去，上车，发动。我怎么可能为了满足一个孩子，就去闯军营呢？就算我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