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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机场，我便触摸到了热热闹闹的以色列社会。不断有出租车按着喇叭擦身而过，有行人在高声打招呼。一辆警车停在路旁，收音机的声音开得老大，三个半大不大的小伙子正兴高采烈地在车里你推我搡。
我差点没赶上开往特拉维夫的最后一班222 路公车。司机从后视镜里打量着我，样子有点紧张。我不得不承认，他实在是年轻而且讨人喜欢。我的箱子把过道给挡住了，不过车上没什么人所以司机也没说什么。开过几站后，一个新上车的乘客走过来教训我：行李应该放到储藏格里去。他是对的可惜说晚了点，箱子这么沉，如果司机不愿停车帮我安顿，我也无能为力。我无奈地耸耸肩。这人又过去找司机，司机任他讲了一大通，最后很生硬地说了句什么便结束了这次争论，可惜我没听懂。我是最后下车的。司机确认我没有弄错目的地，这才帮我把行李拿下去，然后两眼炯炯地看着我，很郑重地道别。说不出为什么，我有一点留恋……
车站在一个很大的交叉路口，周围都是豪华酒店。虽说车来车往，我还是能在夜色中嗅到一股熟悉的味道，是被挟着咸味的风带来的：大海。
“你就在那，”我寻思，“你肯定在那，老兄……”
我是地中海边长大的孩子，虽然到处游历也见过各种各样的河流，却始终只有大海以他永远野性的殷勤来接纳我。在它身边我就像在家里一样。
循着海的气息，我用不着搞明白那些交通信号灯就径直穿过了两条马路。我一眼便看到海浪，无边无际的暗影扑打在沙滩上，在夜色中显得那么清晰。卷浪一波一波，不时被月光返照着。这波浪的轰鸣声比我常见的更响也更有节奏。连这里的大海也有别样的音调。
一阵轻风吹得棕榈树簌簌作响。天空繁星一片。城市的明亮令星星只是隐约能辨，但没关系，我知道它们在那里就足够了，和迷人的月亮呆在一起。
我在沙滩上逗留了很长时间，看会儿海，又看会儿车流和灯火，听那些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在酒吧角落里窃窃私语，任凭咸咸的小浪珠在我的肺里充盈起来。哦，真是一个迷人的夜晚！
我没有像别人那样住到“移民中心”去，在那可以把一切交给他们，走移民的惯例程序。我更喜欢独自打理一切，最终也这样做了。
我径直跑到特拉维夫一个朋友家住下。公寓很小，位于大海和广场——那会儿还不叫“拉宾广场”——之间一条安安静静的小街上面。艾尔戴德很开心能参与拯救一个落难的法国姑娘，这姑娘在她的国家正被不断扩张的排犹势头所威胁。所以他什么都自作主张。最开始我很不习惯，随后也就习以为常了。我把这种姿态归结为男人们出于自我保护而表现的骑士风度。以色列男人虽说属于东方，但也免不了大男子主义。有一阵子，我心甘情愿地扮演弱女子的角色，听凭他指导我去了解新祖国以及他本人日常生活里七七八八的事情。
俗话说，要想认识以色列就得从南到北把这块土地走个遍。我当时并不知道，以后我会有机会在做徒步训练的时候横穿南北。我搭乘大巴到处旅行。第一目的地自然是耶路撒冷。我不是第一次拜访它，但依然充满激情。经那里我去了马萨德，一座兀立在朱迪亚沙漠里的城堡。那是一支犹太部落英勇抗击罗马军队的地方，在我看来有着比圣城更重要的象征意义。穿过内格夫沙漠我往南面走了一段，但没到埃拉特港就折回了，那地方我觉得旅游气息过重。然后我重又折回北边，横穿儒尔丹山谷。我爱上了那里的基尼烈湖，属Tiberiade城地界。我还花了大约一个星期横跨Jizreel平原，它从加利利山脉脚下一直延伸到山的另一面。匆匆看了看海法港后，我回到特拉维夫。
很明显，民众在很多事情上是各不相同且四分五裂的。被反犹分子想出来的所谓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是个大笑话，毫无根据的幻影。事实上有的只是无休止的争斗：右派和左派斗，反战派和主战派斗，宗教和世俗斗，西班牙系犹太人和日尔曼系及斯拉夫系的犹太人斗，这两种犹太人又合起来对付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或者俄罗斯犹太人，也门人则和所有人针锋相对。所有这些都以调和的方式存在着，值得探究。尽管存在这些矛盾，甚至正是因了这些矛盾，以色列社会才在不断向前。
而阿拉伯人很清楚可以从这些争执中得到什么好处。他们大量进行恐怖行动，挑起争端和分歧，好让以色列政府陷入危机，经济停滞而且移民中断。他们一股脑地跑到反战组织和极左派团体那边去哭诉悲惨处境。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成功了，得以在同情巴勒斯坦人团体和早将他们集体宣判有罪的团体之间，添加了一个新的中间阵营。
以色列民众倒是理解那些一心希望掌握话语权的政治强人。这里设有很多民主机构，每派都能各抒己见而不至于把国家弄得一团糟。效果真的相当不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言论自由，一个在邻国压根儿不存在的概念。以色列算得上中东地区的一个政治特例：议会式民主将三权分立。四年一选的议会，在每一次政治危机中都能遵照选举结果更迭。这一制度的特殊性还在于，得票率只要达到1。5％党派就可在议会获一席之地。这样一来议会多党化，其中一些党派在政治生活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其影响和他们左右的选民数量相比却并不成比例。
以色列的重要政党有12个之多，其中有些在国际上也很有名，比如两个大的派别：左派方面有Avodah，即由梅尔、佩雷斯、拉宾等人成立的工党，曾在1992年5月——我到达此地的前一年——赢得大选；右派方面有Likoud，代表人物为沙米尔、内塔尼亚胡、沙龙等。
这片土地的景观也是对比鲜明的。在这里，沙漠的边缘就是海洋，白雪皑皑的大山俯视着砂砾遍布的干涸谷地。以色列是个再小不过的国家，可当你从加利利山顶或者从Neguev沙漠来眺望它的时候，它却一望无际。
马不停蹄地旅行过后，日子就显得难以打发了。我决定去拜访亲爱的马克斯。科恩，那个又懒又笨的学生。他是我最后一个青春堡垒了，我敢肯定他见到我会十分高兴，他会带我去从没去过的地方，给我引荐一大堆同龄朋友，就是那种在沙滩和酒吧无忧无虑打发时间的以色列小年轻。我向来视这种浅薄的生活姿态为治疗人生创痛的药方。我深知马克斯也有同病，所以他肯定已经找了一剂良方。
我穿上一套包裹最严实的衣服，拿着唯一可以算作线索的学校地址，跳上开往耶路撒冷的大巴。
学校在城郊一个特偏僻的地方。那儿还真有一个篮球场，球场四边一圈预制板房就是教室了。正儿八经能算作房子的建筑物就只有一座，它的一部分被腾出用作了宿舍。几队学生从我上面走过，都是身形瘦长的男孩子，挺迷人的：黑帽子白衬衣，黑色长裤，长外衣也是黑色的，在风里飘摆着。我想这可能是一个犹太教学习中心。我朝校长办公室走着，想到文学青年马克斯在这地方呆了三年不免有点沮丧。我被盘问了一番来的动机，还被要求保证：找马克斯不是为了和他结婚，只是两个老友之间的小会面而已。
我最终获准校方会将这次来访通知他，于是留了朋友特拉维夫家的电话号码。
“是你的电话吗？”那校长一脸狐疑地问。
“我租住的男孩家的。”
我感觉到了他那不以为然、难以忍受的眼神。一个“好”女孩不会住在一个“男”朋友家里。
“他和妈妈一起住。”
撒谎也没能救我。不以为然的眼神变得满是讽刺。一眨不眨盯着我的这双眼好像在说：“你不但有放荡的品性，也还有羞耻心，对吧？”
“他妈妈去度假了，所以把地方腾给我住，”我补充道，“他们挺慷慨大方的。”
我平静下来。总不能在一个极端论者面前气馁。我大胆地迎着他的目光，那目光也就不再兴趣盎然并软了下去。我刚才被看成了堕落少女一个，所以抵抗也无济于事。
回到特拉维尔后，我对得到马克斯的音讯几乎不抱希望。然而我错了。当天晚上电话就来了。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愉快，这给我吃了点定心丸。
“这么说你也来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你会喜欢的，这儿的生活太有意思了！明天中午我们一起吃饭好不好？”
“没问题。去哪儿？”
“你能再来耶路撒冷一趟吗？”
“行……不过我得先取消明天下午这边的约会……”
“这不太好，还是我过来吧。”
他的声音渐渐没那么兴奋了。我担心会不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虽说有些吃醋，艾尔戴德还是以他以色列人的细心帮着我“破译”对方所传递的信息：“如果你那哥们是个虔诚的教徒，到特拉维夫这种遍地婊子的城市来大吃大喝他会焦虑不安的。”
我耸耸肩。这不该是理由。如果说马克斯热衷过宗教，那也是中学时代的事了。他是个生性活泼的人，绝非能在耶路撒冷正统教区深居简出的家伙。
可是第二天，我发现和我面对面的马克斯整个儿一个《黑色是美丽的》版本。艾尔戴德说对了。我目瞪口呆。
“你看到我好像很吃惊？我变化真有这么大吗？”马克斯好奇地问。
“应该说，我找不到那个穿着百慕大短裤（一种齐膝短裤），和我说要一天到晚打篮球的朋友了……”
“我随心所欲地玩过。但责任让我对这块土地有了神圣感。这才是真正的寻根……”
这顿饭在沉闷的对话中吃完了。马科斯说的言谈简直就是洗脑。他对事物的看法令我失望。我觉得失去了一个朋友。我感到孤独。我本指望他带我走进一个“年轻又快乐”的以色列。下一个约会的时间到了，我不能再耽搁了。我们向车站方向走去，而他依然在不停地向我灌输。他自顾自地说，好像没什么能打断他。最后还是他自己伤心地发觉我们之间隔得越来越远。
到了公共汽车上，好些人对他侧目而视。从餐馆出来后，他就不说法语而改用希伯来语跟我交谈。碍于周围的人，我没有断然拒绝。
显然并非只有我一人被他的“思想”弄得很烦。周围的乘客都向他投去厌恶的眼光。突然一声暴响。车停下了，一个男的冲向马克斯，把他当棵李子树似的推搡着，高声叫骂地将他丢下车去。我连忙跟下车，虽说有点不情愿但毕竟我们是一起的。
那个暴跳如雷的家伙还在嚷嚷：“蠢东西！这儿没你的屁事，给我滚，滚回你的犹太区琢磨你的蠢事去吧！没服过兵役，你甚至连以色列人都不是！你们一伙都是胆小鬼，废物，白痴，寄生虫……”
汽车发动了，带着其他人继续向前，扔下马克斯含泪站在人行道上。几个过路人回头看我们。人在以色列呆着便无法置身事外，辩论随时有可能发生。马科斯飞快地向我说了声再见，一边低声抱怨真不该来，白白浪费时间什么的。他令我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