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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尔，而且并没有误工。那么，为什么还要跑这多余的一趟呢？卡玛尔不相信侄儿的解释，反而更加怀疑。他看不出这一趟和生意不相干的外出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他也未尝不乐意用这种方式来摆脱一个靠不住的合伙人。而对法利蒂来说，这个人有没有罪不打紧，要紧的是他决定杀鸡给猴看。他把队伍集合起来，传讯了那个倒霉蛋，勒令他坦白。这趟外出原因其实很简单：可怜的人爱上了一个黎巴嫩女孩。但这是不可饶恕的：正经穆斯林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解决感情问题。而一个品行如此不端的人极有可能背叛真主的事业。堂兄痛哭，辩解，哀求阿泽勃为他说句话。年轻人慌了，也痛哭起来。在他们周围，一堆村民发出蔑视的议论声，他们都是赶来参加所谓“处决叛徒”行动的。法利蒂阿泽勃叫出去，告知严惩堂兄是他的职责。关系到家族的名誉和指挥员的威信。阿泽勃有气无力地想辩解什么，向卡玛尔求助。他叔叔坚定地说：“阿泽勃，去做你该做的，像个男人样！你父亲，我的兄弟，他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阿泽勃穷途末路，两眼失神，边哭边向他的堂兄举起枪，然后跟个机器人似的，扣下扳机。
法利蒂做了个手势。阿泽勃感觉到有人走过来，安慰自己，声音很平静：“真主在上，你干得很出色。但你是被迫做到的。你是一个不至于背叛我们事业的软弱的家伙，但毕竟还是……”
阿泽勃循声转过脸来，面色苍白，神情惊恐，和十天前那个看门人的表现一摸一样。和那家伙一样，他挨第一刀的时候没有任何反应，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还残留了一点叫做人性的东西，第二刀下手很尽心，这样他能死得痛快一点。
两分钟后，我们的队伍准备开拔。事情总算了结了。
折叠刀用起来顺手，我很喜欢。不过它们需要细心擦拭，把碎肉和粘在刀刃上的其他东西清理干净。我专心擦我的刀，一面暗暗和卡玛尔交换了一个眼色。他带着赞许的神情慢慢闭上眼睛。家族里两个最有威胁的人就这样被除掉了。他很为我的行动折服，从此帮我监管了这个地区的所有驿站。从此以后，这里就是一片可供我安心操纵的自由领地了。我觉得卡玛尔是一个难得可贵的合作人。
1997年9月4日：三个恐怖分子在耶路撒冷商业区启动爆炸装置。五人死，181人伤。
1997年9月5日：12名以色列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北部执行任务途中，中了真主党的埋伏，全部死亡。
真主指示阿拉伯罕，“你会选择生”。随后真主指点穆瓦兹，“你绝不会杀人”。
看着慌乱的诺阿穆，我无能为力。说出上面这段经文的，就是这个不到20岁的年轻士兵。他被同伴的死吓得不知所措——他一个战友中了真主党的埋伏—— 于是问我来了。为了盘问我，诺阿穆从心理危机治疗室跑了出来。我没有帮他的能力。他无所谓。他不指望我的支持，只是想感受一下从我身上不知不觉弥漫出来的冷酷一面。他观察我，解剖我，不断和我交谈，仿佛通过我可以直接和死亡对话。身为士兵，并且是精英部队的一员，他需要也必须理解一切。情况并不复杂：打战，有人先死了，就这些。但是他理解不了，因为他还没有杀过人。
“和其他工作一样，杀人也是工作，总之就是一个技术活儿。”
他问我：“杀人的时候你想什么了？”
“什么也不想。”
我回答之冷漠，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绞尽脑汁，极力回忆那些时候自己到底想什么了。
“真的，没想。完全没想什么。”
如果他是问“你有什么感觉”，也许我能说得动听一些。我继续回想在黎巴嫩南部巡逻时的战斗“片断”：遥远的枪声，杀死某个人而我并不想他去死。基于一种说不清楚的心态，有些死亡令人困惑，给人留下创伤，而有些却完全不会。人在死的瞬间，会下意识地表现出一种样子：变得很像一个被吓坏了的孩子，满脸疑惑。这和一般的兴奋感不同，而是更为微妙的一种状态。就是那么一种感觉：既像刀刃一样锐利，同时又像拳击般猛烈，很难描述。如果足够强烈，周围的人也能感觉到。对，这会给人留下后患。当我向人讲述这些的时候，大部分没有经历过这种伤害的人理解不了，他们会冷笑，认为是我心理脆弱，过于敏感。那些毫无顾忌谈论这类话题的人，他们往往双手未曾沾血。以我的看法，眼下困扰诺阿穆的问题更加麻烦，因为他不是杀人后遗症的受害者，而是对军人职责毫无认识。
我很不情愿地进入他所希望我充当的角色，告诉他：“你不能这样折磨自己。别再胡思乱想，你现在是成年人了，必须懂得怎么面对死亡。不要乱了阵脚，应该往前走然后……”
我做了一个大清扫的手势。他点头称是，飞快地揉揉眼睛，然后长叹一口气。
“不过杀人的时候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什么也不想。”
我本来可以告诉他，杀人会带来一种完全陌生的感觉：为所欲为，毫无制约，所有宗教和社会律条都抛到脑后，释放出内心最兽性的东西。能够去做被所有道义都谴责的事情，这是何等迷人和令人陶醉。虽然它实际上是一种难以解脱的痛苦。
“你从来没有过谦意吗？”
我很不高兴地说：“没有，为什么要有歉意？既然得做，我就做了，没别的。”
他还是很怀疑，追问道：“可是，这么频繁的杀人对你就没有任何影响吗？”
“没有。”
我说的是真话。杀掉一个人渣不会让我有不适感。偶尔令我感到不舒服的，是我能够杀人的事实本身，是我突然获得的阴暗爱好和永远失去的诺阿穆那样的纯洁无辜。不过这是另一码事了。
我告诉他：“知道吗，杀人没什么大不了的。退让和消沉才是对生命的否定。‘你会选择生’：没有比这更准确的表述了。不过依我看，自从有人开始杀戮的那天起，任凭别人掐住你脖子才是对生命的一种犯罪。六百万牺牲品足以成为那些冠冕堂皇原则的祭品。”
他局促不安地看着我。对这些反复听过的调调，他已经麻木了，他不再相信只是不敢表现出来。我缺少演讲才能，这不是我的本行，我也不想再继续这种沉闷的对话。我最后颇为恼火地说了几句：“你说的没错，我是杀人，为了以色列人的安全，为了求生的信念，我在合理的可以掌控的情况下奉命杀人。这不是盲目的仇恨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屠戮，而是迫切需要，国家安全的需要。但这对我来说没什么不好的感觉。如果需要，我就会毫不犹豫的再杀一次。”
我站起身来准备离开，并建议诺阿穆回到心理治疗室去。他精神脆弱，而我帮不了他。
不久我听说他自己离开了部队，并加入一个名叫Yesh Gvoul的反战组织。
第七章 重返叙利亚
1997年9月25日：以色列特工在约旦暗杀Khaled Mechaal未遂，引发一场外交危机。
为了换回自己的特工，以色列释放了35个巴勒斯坦犯人以及哈马斯组织的精神领袖Cheikh Ahmed Yassine，他在10月5日成功回到加沙。
在我经常活动的那一带，形势越来越紧张。我开始担心叙利亚方面突然觉察出什么。有天下午我跑到指挥官办公室，决心把自己担心的事情和他摊开谈谈。指挥官同意马上见我，但条件是谈话必须简单扼要。他正在审看一份文件，看样子那东西令他不很愉快。我断断续续说的时候，他勉强抬眼看了我一下。
“就算没有真凭实据，他们也随时能抓我。我参与了太多，都是他们要掩人耳目的事情。”
“那会怎样呢？”指挥官用一种干巴巴的无动于衷的语调反问道。
“什么，‘怎样’？虽然我知道他们都是笨蛋，可……”
“永远不要假设你的对手是白痴。”（他说的是英文）
我反驳他：“如果他们足够聪明，那就更糟了。我看我还是躲避一阵子比较好。”
“不行，”他硬梆梆地把我顶了回去，“你不如干脆叛变过去更保险。”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他无比干脆：“继续工作。”
“让他们逮住我得了，这是最好的出路。”
“哦？那就让他们逮住你好了。他们没你什么把柄，如果你不开口，他们什么都得不到，就会把你放了。”
“你的推理有个漏洞：在被放出去之前——假设我能被放出去，很可能我要经历可恶的15分钟，我可不能保证……”
“你说什么？”
他要激怒我。我努力不让自己表现出恼火的样子。他提高声音，换了一副居高临下的口气，好像在和一个不肯去上学的孩子说话：“你不要杯弓蛇影的！没那么可怕，你能应付，对不对？”
“应付什么？以防万一，可以；如果要飞蛾扑火……”
“那又怎样？干你的活儿去，讨论到此结束。”
这情况是我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变化证实了我的直觉：这些臭东西想把我在那一带溜达的后果和他们现在的判断做个比较。如果我毫无成效地回去，可能让他们感到放心，但我自己就丢掉了一个月来耐心播种的收获。从职业的角度看，这不划算。而不去也是同样的结果，职业生涯过失一次。
“不管怎么样，你说的对。应该回去把工作干完。”
指挥官头埋在文件里，赞同道：“你这回清醒了。”
我提了个建议，并且很为自己这主意高兴：“如果派我之外的人去，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这回他直起身来，紧紧地盯着我：“你变傻了还是一时吓破胆了？”他一边说一边离开座椅，走过来坐到我对面桌上，一张脸和我近在咫尺。
“嗯……再则呢，我想……”
他突然笑了，把手放到我肩膀上，以示要我放心：“只管去，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你能行的，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要能干得多。很可能平安无事，谁知道呢？”
他这番话所起的作用和他所希望的正好相反。他越是想让我放心，我越是明白自己担心得有理。
回到大马士革后，我跑去阿拉伯人的市场里转悠，无非是想察言观色，感受感受气氛变化，然后和线人接头了解最新情况。有人在跟踪。我没费什么劲就查看清楚了。跟在后面的一直是同一个人，只要我从摊上看过去，他马上转过身，假装挑货，其实什么也没买。他这一出现，虽然很隐秘，还是把寻机接近我的线人吓跑了。这一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办，我可以随时离开，但这样会留给他们更有利的证据。我决定再逗留几天，表现安分一些，“呆在家里”。
这天晚上，士兵敲门来了。他们等不及别人汇报我在城里的活动情况了。跟踪我并非为了监视，不过是想确定在什么地方逮捕我而已。
对于控告我的原因，监狱里负责审问的军官看起来并不比我本人知道的多。审问只安排了一个人，他不断用坐牢来恐吓我，或者暗示自己是最强硬可怕的审讯官，乐此不疲。我假装很惊愕的样子。他不相信我，而我也不会相信他所谓的威胁。他把我关了四天，做了最后一次徒劳的审讯之后，把我放了。
我回到“家里”。家人都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