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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恐怕没听准我的本意。”吉勒特取下他的眼镜。“我方才说，使我吃惊的是最近这么多暗杀案都加在该隐头上——是在这里加的。可是我们时代——也许是历史上——最关于行刺的刺客倒似乎给放到了比较次要的地位。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卡洛斯是我们应该集中注意的人。卡洛斯的情况怎样了？”
“我怀疑你的判断，艾尔弗雷德，”“和尚”说。“卡洛斯已经衰落，该隐已取而代之。旧秩序改变了，水中的鲨鱼已换了一条，我看这条新鲨鱼更凶残得多。”
“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国家安全委员会代表说，猫头鹰似的眼睛盯着情报界的那位年事已高的人物。“对不起，戴维，可是我感到好象卡洛斯本人正在摆布这个委员会，要我们转移对他的注意力，去集中注意一个远比他重要的对象。我们是在把所有的精力花费在追捕一条没有牙齿的小鲨鱼上，让那条凶猛的大鲨鱼横行无忌。”
“没人忘记卡洛斯，”曼宁反驳说。“只是他不象该隐那么活跃。”
“也许，”吉勒特冷冷说道，“那正是卡洛斯要我们相信的。而且上帝作证，我们相信了。”
“你能怀疑吗？”艾博问。“该隐的罪行记录骇人听闻。”
“我能怀疑吗？”吉勒特重复一遍。“这是个问题，是不？可我们之中哪一个能有把握？这也是个可心成立的问题。我们现在发现，五角大楼同中央情报局实际上一直在各行其是，甚至没商量一下他们情报来源的准确性。”
“一个很少在这城镇破例的习惯。”艾博风趣的说。
那位监察委员会的议员又一次插话。“你要说明什么，吉勒特先生？”
“我想多知道些一个叫伊里奇·兰米雷士·桑切斯的人的活动情况。那是——”
“卡洛斯，”议员说。“我记得我看过的东西。懂了，谢谢。说下去，诸位。”
曼宁很快地说：“我们再回过来谈苏黎世。我们建议现在去追捕该隐。我们可以传话给地下社会，动员我们手里每一个密探，请求苏黎世警方合作。我们一天也不能再拖。苏黎世的那人是该隐。”
“那么在布鲁塞尔的又是谁？”中央情报局的诺顿问。在座的其他人一样想问这个问题。“方式是该隐的，所有告密者的情报是明确的。目的是什么？”
“向你提供假情报，显然，”吉勒特说。“在我们在苏黎世大规模行动之前，我建议在座各位把该隐的档案仔细检查一遍，对所有来源提供的情报重新核实一番。让你们驻欧洲的情报站动员所有神出鬼没的密探提供情报。我相信你们会发现一些你们没料到的东西：兰米雷士·桑切斯定得一手好拉丁书法。”
“既然你如此坚持澄清情况，艾尔弗雷德，”艾博打断说，“为什么不把六个月前发生的那个未经证实的事件告诉我们呢？我们好象陷入了困境：你说说也许有好处。”
开会以来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位说话带刺的代表似乎有点犹豫了。“我们在八月中从艾恩普罗文斯的一个可靠消息来源得知该隐正在去马赛途中。”
“八月？”上校惊呼。“马赛？利兰！利兰大使在马赛遇刺。八月！”
“可该隐没用那支步枪。是卡洛斯的手法，这一点已经证实。枪筒的纹路与前几次暗杀相符。有三个人看到海边仓库三楼与四楼有个携带手提包的不知名的黑发人。杀利兰的是卡洛斯，这一点从未有过任何怀疑。”
“看上帝份上，”这位军官咆哮说。“那是在事实之后，在凶杀之后！不论参与的是谁，当时已经有了把利兰干掉的契约——这一点你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如果知道该隐的情况，也许能保护利兰。他是军事方面难得的人才！真该死，他本来今天还能活着。”
“不大可能，”吉勒特镇定地回答。“利兰不是那种愿意躲在地洞里生活的人。在他那种生活方式下，含糊的警告是没有用的。此外，如果我们的战略合在一起，警告利兰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怎么会？”“和尚”生硬地问。
“那要由你作出更全面的解释。我们的情报来源应该在八月二十三日半夜到凌晨三点钟在沙拉辛路与该隐接头。利兰一直到二十五日才到马赛。正象我讲的，如果事情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提到该隐。可是没有，该隐一直没露面。”
“而你的情报来源坚持只同你合作，”艾博说，“排斥所有其他人。”
“是的，”吉勒特点头，遮掩不住窘相。“据我们判断，利兰的危险已经消除——从该隐这方面说来确实如你所说——捉住他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人愿意去辨认该隐。各位之中谁又能采取任何其它方式？”
寂静。这一次是田纳西州机警的众议员慢吞吞打破了沉默。
“全能的耶稣基督……简直是一群专门说些废话的人。”
寂静。戴维·艾博的关切声调终止了这个局面。
“请允许我赞扬你是国会派来的第一个诚实人，你没有被这些高度保密环境中的高贵气氛所慑服。这一事实使我们铭记在心，令人神清气爽。”
“我认为议员先生并没完全理解……”
“噢，住嘴，彼得，”“和尚”说。“我想议员先生打算讲几句话。”
“只是几句，”沃尔特斯说。“我想你们都已经不止二十一岁了。我是说，你们看上去都过了二十一岁，而一个人到了二十一岁应该比较明事理了。你们应该能够进行明智的谈话，在重视保密的同时交换情报，寻找共同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相反，你们听起来象是一群嘻闹着抢木马的孩子，为了谁能够得到一只廉价的钢戒指吵闹不休。这是花纳税人的钱财最糟糕的方式。”
“你过分简单化了，议员先生，”吉勒特打断说。“你说的是一个乌托邦的调查机构。它是不存在的。”
“我指的是懂得道理的人，先生。我是律师，我在来到这倒霉的乱哄哄的马戏场之前，每天都在同各级机密打交道。它们有什么了不起的新东西？”
“你的意思是什么？”“和尚”问。
“我要一个解释，我在国会暗杀问题小组委员会坐了十八个月还多，钻研了几千页资料；名字不知有多少，意见加倍地多。我想，凡是可疑的阴谋或者刺客嫌疑犯，我没一个不知道。我和那些名字和意见相处了将近两年，直到我认为再没有任何东西需要去了解了。”
“可以说你对这一行能胜任愉快。”艾博插话说。
“我想也许是，所以我同意进行监察委员会。我想我能作些现实的贡献，可现在我又不太有把握了，突然开始怀疑我到底知道些什么？”
“为什么？”曼宁担心地问。
“因为我一直坐在这里听你们四个人谈一项持续了三年的活动，牵涉到整个欧洲的情报人员、告密者和主要情报站的网络，而注意焦点是一个罪行骇人听闻的刺客。我的理解是否基本正确？”
“说下去，”艾博平静地说，手中握着烟斗，表情全神贯注。“你的问题是什么？”
“他是谁？这个该隐到底是什么人？”
16
沉默正好持续五秒钟，在此瞬间，一些人的目光在另一些人中间游移，有几个人清了清嗓子，但是所有的人都一动不动。好象没经过讨论就已作出了一项决定：不必再支吾搪塞了。靠《耶鲁法律评论》起家从田纳西州山区来的议员爱弗兰姆·沃尔特斯是不会听人随便啰嗦几句谍报控制的机密就被打发走的。废话还是少说。
戴维·艾博把烟斗咔嗒一声放在桌上，这是他的前奏曲。“象该隐这样的人少在公众前出现对人人都有好处。”
“这不是回答，”沃尔特斯说，“可我想是回答的开始。”
“是的。他是个职业刺客——也就是说在繁多的杀人方法方面是个经过训练的行家。这种专门技术是供人购买的，是政治的动机还是个人的动机对他都根本无所谓。他做交易的唯一目的是赚钱——而他赚的钱同他的名气成正比。”
议员点了点头。“所以把那名气的盖子尽可能捂得紧些，也就是阻止为他免费做广告。”
“正是。世界上有很多疯子头脑里真实的和假想的敌人太多，以致很容易喜欢该隐，如果他们听说过他。不幸的是，这些人比我们所料想的要多；截至目前已经有三十八起杀人事件可直接归咎于该隐，还有大约十二到十五起很可能也是他干的。”
“那就是他的‘成就’记录？”
“是的。而且我们正在打败仗。每出一起杀人案，他的名气大一分。”
“他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中央情报局的诺顿说。“最近几个月我们认为他很可能已经被杀。有几起案中可能连刺客自己也被消灭了，我们想他也许是其中的一个。”
“例如？”沃尔特斯问。
“马德里的一个银行家。这人专为欧洲公司行贿，争夺非洲政府的采购合同。他在帕西奥·卡斯特兰纳被一辆疾驶而过的汽车中射出的子弹打死了。司机兼保镖把对方车上的司机和刺客也都打死了。有一段时间我们认为刺客就是该隐。”
“我记得那次事件。出钱雇他们的可能是谁？”
“好几家公司都有可能，”吉勒特回答，“它们想把上自镀金汽车下至室内陈设统统卖给昙花一现的独裁者。”
“还有什么？还有谁？”
“安曼的酋长穆斯塔法·卡里格，”曼宁上校说。
“据报告他死于一次未遂的政变。”
“并不是这样，”曼宁继续说。“当时并没有预谋的政变；G…2的密探证实了这一点。卡里格不得人心，但是其他酋长也不是傻瓜。政变的说法是谎话，用来掩盖一桩怕其他职业刺客效仿的暗杀事件。军官团里有三个讨厌的小人物给判处了死刑，使谎言可信些。有一段时间，我们以为其中一个是该隐，因为时间正在他销声匿迹的同时。”
“谁会叫该隐去刺杀卡里格？”
“这个问题我们一次又一次问过自己，”曼宁说。“唯一可能的回答来自一个声称了解情况的来源，但无法证实。他说该隐干这件事是为了证明他什么都能办到。石油大亨出门旅行时的保护措施是世界上最严密的。”
“还有好几打其它事件，”诺顿补充。“模式正好同那些戒备森严的人物被刺事件相似，而情报来源也表示与该隐有关。”
“我明白了。”议员拿起苏黎世情况摘要。“但是，听上去你并不知道他是谁。”
“没有两个描述是相似的，”艾博插嘴说。“该隐显然是个化装能手。”
“可是有人看见过他，同他讲过话。你们的消息来源、密探和苏黎世的那个人都没有一个能公开出来指证，但是你们肯定审讯过他们。你们总有个大概的想法，总有点东西。”
“掌握的情况不少，”艾博回答，“可是没有前后一致的描述。对首次见面的人，该隐从来不让人在白天见他。他见人总在夜里，在昏暗的房间或者小巷里。据我们所知，他从来都是一次只同一个人接头——以该隐的身份。听说他从来不站着，总是坐着，在灯光暗淡的餐馆里，在角落里的椅子上，或者停着的汽车里。有时候他戴一副很大的眼镜，有时候不戴；在这个约会地点他的头发可能是黑的，在另一处是白的或红的，或者遮一顶帽子。”
“语言？”
“在这个问题上各种情报比较接近，”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说，急于公开他那个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