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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写得很全面，”第三位文官说。他是会议桌上曼宁唯一真正尊敬的人，年纪也最大。他名叫戴维·艾博，前奥林匹克游泳健将，智力跟体格相匹配，年近七十仍腰板笔挺，头脑也照样敏锐，然而他的年纪仍然从脸上的皱纹中表现了出来。这些皱纹是他永远也不会透露的毕生紧张生涯所形成的。上校认为他讲话时懂得分寸。他现在是有无限权力的四十人委员会成员，可是从中央情报局在战略情报局内诞生之初起，他有很长时间在中央情报局任职。情报界的同行给了他一个诨名，叫“隐蔽行动中的寡言和尚”。“我在情报局的那些年月，”艾博吃吃笑着说，“消息来源有矛盾的时候同一致的时候一样多。”
“我们有不同的核实方法，”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强调说。“不是不尊敬您，艾博先生，可我们的传输设备确实称得上一有即送。”
“那是设备，不是核实。可是我不想争论。我们之间似乎有分歧。布鲁塞尔还是苏黎世。”
“布鲁塞尔的论据无懈可击，”诺顿坚持。
“请听一听，”秃顶的吉勒特说，扶了扶眼睛。“我们可以回到苏黎世那份摘要。它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消息来源也有内容可以提供，虽然它与布鲁塞尔或苏黎世都没有抵触。那是大约六个月前的事。”
银白头发的艾博移眼看着吉勒特。“六个月前？我记不得国家安全委员会六个月前传达过关于该隐的任何情况。”
“因为还没完全得到证实，”吉勒特回答。“我们不想让未经证实的情报成为委员会的负担。”
“这也很动听，”艾博说，意思很清楚。
“众议员沃尔特斯。”上校插话，望着监察委员会的代表，“在我们继续下去之前您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喔，有，”来自田纳西州的国会监视人慢吞吞说，聪敏的眼睛瞟着各人的脸。“可我刚接触这事，你们继续讨论，我边听边问。”
“很好，先生，”曼宁说，朝中央情报局的诺顿点了点头。“一天前布鲁塞尔出了什么事？”
“有一个人在枫丹纳广场被杀——是个私下在莫斯科与西方之间做钻石交易的。他通过罗苏马兹的分支机构进行活动。那是苏联在日内瓦的公司，专做这种采购的经纪人。我们知道它是该隐转换资金的途径之一。”
“这个杀人案同该隐有什么关系？”半信半疑的吉勒特问。
“首先，方法。武器是根长针，在中午时分用外科手术的精确度在拥挤的广场刺中。该隐过去用过这种方法。”
“这倒是真的，”艾博同意。“差不多一年前伦敦有个罗马尼亚人就这么死去，在他之前几星期还有一个。两个案子缩小侦察范围后都指向该隐。”
“缩小范围不等于证实，”曼宁上校反对。“他们是高层政治叛逃者，可能是克格勃干的。”
“也可能是该隐，这对苏联说来风险小得多，”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说。
“也可能是卡洛斯。”吉勒特又说，声调高了起来。“卡洛斯和该隐都不关心意识形态问题，都是谁雇他就为谁干。为什么每次发生重大凶杀事件我们总归咎于该隐？”
“每次我们这样做，”诺顿回答，一副高高在上的神色，“是因为彼此并不相识的告密来源不约而同报告了同样的情报。报告者彼此毫无所知，所以几乎不可能串通一气。”
“这一切都太过于巧合，”吉勒特不以为然。
“再说布鲁塞尔，”上校插嘴说。“如果是该隐，为什么他要杀罗苏马兹的一个经纪人？他利用过他。”
“隐蔽的经纪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纠正说。“据向我们通风报信的人报告，原因很多。这个人是个窃贼，不是吗？他的大多数客户也是；他们不能提出控拆。他也许欺骗了该隐，如果他真这么干了，那必定成为他最后的一笔交易。或者，他可能愚蠢到去猜测该隐的身份。哪怕只是有此暗示，都会招来一针。也可能该隐不过是想埋藏他目前的踪迹。无论如何，这些情况加上消息来源，说是该隐没多少可怀疑的。”
“到我澄清了苏黎世的情况之后会有更多可怀疑的，”曼宁说。“我们可以开始这篇摘要了吗？”
“请等一等，”戴维·艾博一边点烟斗，一边慢吞吞说，“我想我们安全委员会的同事提到了六个月前发生的与该隐有关的事。或许我们该听一听。”
“为什么？”吉勒特问，无边眼镜玻璃后面的眼睛象猫头鹰似的。“从时间看来这事同布鲁塞尔或者苏黎世没有关系。这一点我已提到过了。”
“是的，你提到了，”一度力量可畏的特务“和尚”同意。“但是，我认为任何背景资料了解一下都有用处。象你说过的，我们可以回过来再看看那篇摘要，它就在我们面前。如果关系不大，我们可以接下去谈苏黎世。”
“多谢，艾博先生，”上校说，“你们会注意到，十一天前有四个人在苏黎世被杀。其中一个是林默河边停车场上的守夜人。可以推断他与该隐的活动无关，只是撞上了而已。另外两个在城市西岸一条胡同里被发现，从表面上看是相互没有关联的谋杀，可是又出现了第四个被害者。这人是与胡同里那两个死者都有关系的——这三个人都是苏黎世慕尼黑地下社会的人，而且毫无疑问与该隐有关。”
“那是歇奈克，”吉勒特说，一面看那篇摘要。“至少我假定那是歇奈克。我记得这个名字，在该隐的某份档案里看到过。”
“没错，”曼宁回答。“第一次是十八个月前出现在G…2的一篇报告上，一年之后又出现了一次。”
“那就是六个月以前了，”艾博轻轻插了一句，看着吉勒特。
“是的，先生，”上校说。“如果世上确有什么所谓人类的渣滓，那就是歇奈克。二次大战期间，他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军人在达豪当差，能讲三国语言，是集中营里最残酷的审讯官。在把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和犹太人送进毒气室之前，他总要残酷折磨他们，逼取——以及制造——达豪的指挥官想要听到的‘控告情报’。他毫无止境地巴结上司。因此那批暴虐色情狂竞相争功邀赏，可他们不知道他也把他们一个个记录在册。战争结束他逃走了，被没有挖出的地雷炸掉了双腿。可是靠了在达豪设施勒索的钱财仍然过着很不错的日子。该隐找到了他，用他做凶杀收款的中间人。”
“请稍等！”诺顿不服气地说。“我们以前办理过歇奈克这件事。如果你回想一下，首先发现他的是我们情报局。要不是考虑到波恩政府里几个反苏联官员出来阻拦，我们早把他揭露了。你假定该隐利用歇奈克；但是这一点你和我们一样不能肯定。”
“我们现在可以肯定，”曼宁说。“七个半月前我们收到关于一家叫‘三家农舍’餐馆的老板的秘密报告，说他是该隐和歇奈克的中间媒介。我们对他监视了好几个星期，可是没有结果。他不过是苏黎世地下社会的一个小角色。我们对他观察的时间还不够长。”上校停顿了一下，对大家都注意着他感到满意。“听到他被杀消息时，我们下了赌注。五天前的夜晚，我们的两名人员在餐馆歇业后躲在里面，截住了那老板，指挥他同歇奈克打交道，为该隐工作。那场戏唱得好热闹。你们可以想象当这个人垮下来，实际上是跪倒在地请求保护时他们的震惊程度。他承认歇奈克被杀那天晚上该隐在苏黎世，事实上他当晚还见到了该隐，在谈话中还谈到了歇奈克，对他彻底否定。”
这位军人又停顿了一下。戴维·艾博轻轻吹了一声口哨，手里的烟斗举在他＿/（原书此处一个字看不清）皱纹的脸孔前面。“那么，这是个声明，”“和尚”平静地说。
“你七个月前收到这个秘密报告之后为什么不通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诺顿恼火地问。
“它还没在证实。”
“在你手里的缘故。在我们手里也许就两样了。”
“可能。我承认我们对他监视的时间不够长。人力有限；我们哪一家能把毫无效果的监视无限斯在继续下去？”
“如果我们早知道这件事也许能分担。”
“如果告诉了我们，可以为你们节省在建立布鲁塞尔档案上花费的时光。”
“匿名的。”
“就这样算了？”吉勒特鹰一般的表情显示了他的惊异。
“最初监视的时间不长，这是原因之一。”
“是的，当然。可你是说你们从来没去追查过？”
“当然查了。”上校烦躁的回答。
“显然没有多大的热情。”吉勒特生气地说。“你没有想到，在郎格里或者在这个委员会里的人也许能帮忙，也许能填补这空白？我同意彼得的话，应该通知我们。”
“有一条理由说明为什么没通知你们。”曼宁深深吁了口气，在军事气息较淡薄的环境里也许会被解释为叹气。“告密者明确表示，如果我们拉进任何一个单位，他就再也不同我们接触了。我觉得我们应当遵守这一点。我们过去也是这样做的。”
“你说什么？”诺顿放下摘要，盯着五角大楼的官员。
“不是什么新鲜事，彼得。我们各在各的消息来源，要保护他们。”
“这我知道。所以布鲁塞尔的事也没告诉你。两个告密者都说别让陆军知道。”
沉寂。安全委员会的艾尔弗雷德·吉勒特那讨人嫌的音调打破了沉默。“上校，所谓‘过去也这样做过’意味着多少次？”
“什么？”曼宁看着吉勒特，但意识到戴维·艾博下注视着他俩。
“我想知道有多少次你被吩咐要把你的消息来源保密。我指的是有关该隐的事，当然啦。”
“不少次，我想。”
“你想？”
“多数情况是这样。”
“你呢，彼得？情报局怎么样？”
“在纵深扩散方面我们一向限制十分严格。”
“看上帝份上，那是什么意思？”说话的是在座都最没想到的人：监察委员会的那位议员。“请不要误解。我还没开始。我只想听懂这些专门用语。”他转向中央情报局的人。“你刚才到底说什么？纵深什么？”
“扩散，沃尔特斯议员。该隐的全部档案都如此。如果让其它情报单位知道，我们就有失去这些告密者的危险。我向您担保，这是标准做法。”
“听起来好象是你在用试管培育一头小母牛。”
“效果差不多。”吉勒特补充。“不允许杂交传授花粉，以免破坏品种。倒转命题来说，不允许用交叉查证去查找不准确的图像。”
“妙语，”艾博说，崎岖不平的画/（原书如此，应为面）孔出现了表示赞赏的皱纹，“可我不敢说我听懂了你的意思。”
“我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代表说，看着曼宁上校和彼得·诺顿。“这个国家两个最活跃的情报机关得到了有关该隐的情报——在过去三年里——可是双方没有交流情况来查清欺骗的根源，我们一直把所有的情报当作起初材料来接受、储存，怎么说怎么信。”
“嗯，我在这里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也许太长了，我承认——可是这里并没有我过去不曾听到过的东西。”“和尚”说。“情报来源是些精明的步步为营的人；他们把他们的关系人保护得严严实实。没有人是为了行善做好事，都为了获得和生存。”
“你恐怕没听准我的本意。”吉勒特取下他的眼镜。“我方才说，使我吃惊的是最近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