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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旁人眼里，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你想参加比赛就参加，不想参加就别参加，选择很简单。可是对我来说，没有得到我要的道歉，我去参加比赛也好，不去参加比赛也好，我都是承认自己妥协了，尽管我并没有妥协，但是在公众的眼里，最后还是变成了一个问题——陈帆红究竟在争什么？我去参加比赛，大家可能会说，陈帆红终于达到了她的目的；我不去参加比赛，大家可能会说，陈帆红害怕了，没有勇气去参加这个比赛了。只有我和我的家人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心里觉得苦极了，这怎么会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女孩应该面对的问题啊！我不仅得面对公众，我还得面对公众的质疑，在做每件事前都要考虑公众的反应。有人说：“你既然是公众人物，就必须得接受这一切！”有人说：“你不用管公众怎么想怎么说，你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你就做你自己想做的。”可是，我必须得让大多数人满意，不然，我会被公众的指责彻底淹没，最后连自己都无法做了。尽管我一再否认自己是公众人物，但是，不可否认的，我确确实实是公众人物了，一言一行都受到公众的监督。为了这个发现，我有点沮丧，这些改变毫无疑问为我表达真实的自己增加了不少难度。
时间一分一秒在走，事情总得有个结果，我也必须做出选择。晚上，所有人离开后，爸爸和我坐在台灯前做着决定。灯光柔柔的，照在爸爸额前的白发上，缓缓倾泻的光线把爸爸眼角的皱纹晕了开来，短短的几天里面，爸爸老了许多，满脸都是疲惫的神情。决定真的很简单，最终，我们决定把资料补齐，在截止日前发过去，我自己不为自己设置障碍，这样，就看大赛组委会是否会像他们说的那样将我作为正式选手，并把我的照片和资料放到大赛网站上。这是我所能想出来的最好的选择，事情的焦点重新从我这里转回了大赛组委会。我把大赛组委会需要的四百字的自我简介写好，用E…Mail发了出去。明天会怎样，我不再去想，随它去吧，不管发生什么，太阳照样会升起，地球照样会转动。
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太阳照样升起了，记者们也照样来了，新的一天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新的感觉，我还是在回答那些已经回答过上百遍的问题，一遍一遍地重复自己说过的话。有时候我都在想，我要是能把这些话用录音机录下来，谁来就放给谁听，那该有多方便啊。还好，事情就快告一段落了。我和浙江省大赛组委会保持着联系，每次通电话他们都告诉我胡秘书长实在是个很难以沟通的人。我听了也没办法发表我的意见，既然是沟通，就一定得双方都有沟通的意愿才行。
这一天打电话找我的人特别多，几乎是一个电话刚挂下，立刻又一个电话铃响起，接电话的过程成了一种折磨，大部分电话都是记者打来的，询问我是否知道大赛组委会的态度。我只能耐心地回答，不能流露出一丝的不耐烦，不仅因为对方是记者，更因为在边上对着我的都是镜头。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真的失去了自由，很多在平常看来再正常不过的反应和举动，在这时候却都有可能成为一根导火线。没人对我要求什么，我却无时不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我必须得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尽量减少有“报道价值”的言论。我还必须得时时注意自己的形象，即使是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还是得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我后悔吗？如果当初没有参加这个比赛，也许我还是可以过自己普通而又平常的生活，世事总是很难说是好是坏，得与失也仅仅是相对而言。虽然我付出了很多——时间、精力、健康，但是我也得到很多的回馈，我因此有机会看到人性最灿烂的一面，我也获得了许多珍贵的东西——理解、关心、支持。既然是我自己选择的这条路，我就没有理由退缩，我可能会碰得头破血流，但是当我走过去了，也许就是一个成熟的我了。
感觉我在一场热血激昂的战斗中，虽然周围没有血没有硝烟，但对心灵却是一种励炼。之前的二十多年生活我都凭着直觉去生活，从来没有去细细思考过自己的生活的每个阶段，这一次的风波，却迫使我开始用心去生活，我的心渐渐学会了判断、分析、决定。如果说我以前是生活在父母保护下的小鸟的话，那从这一刻起我开始自己展翅试飞，自己辨别方向，自己决定要去的目的地。
郭佳和陈云飞静静地在一边看着在我家中上演的混乱的一幕一幕，他们静静地拍着我被采访的镜头，偶尔会问我一些问题。郭佳的眼睛很特别，一直都是那种探索的眼光看着你，我总觉得心里有些什么都没法藏得住。幸而，我是坦荡的，我可以无畏地望着她的眼睛回答她的问题。郭佳对我说：“如果胡秘书长见过你，他肯定不会打那么一个电话的。”我也这么想着，我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所以，如果跟我接触过的人，一般都不会对我说那些话的。
到了下午，很多记者都表现得比我还着急，纷纷问道，如果胡秘书长执意不道歉的话，我还会不会参加比赛。我该怎么回答呢？难道我一直以来的表现还不够明确吗？难道大家还是没有明白我要的究竟是什么吗？我要的真的很简单，不是参赛的资格，不是成为公众的焦点，我要的仅仅是原该属于我的尊严和平等的权利，这过分吗？这很难理解吗？大家都在问我决定怎么办，我所能决定的只是我参加不参加比赛，至于我能不能得到我要的东西，并不是我所能够决定的。
最后时刻的道歉
十一月十九日终于来到了，一切终于都要见分晓了，一早，家里已经来了几批媒体。我穿着厚厚的黑外套，心里却是异常轻松，我期待着这一天快点度过，明天，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一天了！
电话还是不断，先是宁波残联打来的电话，劝说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去参加比赛，为残疾人争光。再就是浙江省大赛组委会打电话来，告诉我事情有了进展，前一天晚上全国大赛组委会主任徐永光从日本回到了北京，与全国大赛组委会的沟通似乎畅通了许多。接着是浙江团省委葛书记打来电话，说是听说北京方面有道歉的意思，让我也退一步，去参加比赛吧。我的回答只能是在收到胡秘书长的正式道歉之前，我不能决定任何事情。类似的电话不断打进来，都是说胡秘书长准备道歉，而劝我立刻就表态去参加比赛的。
我深信一点，如果胡秘书长真心诚意想要道歉，不会在乎将道歉公之于众的，而我在这种时候不能仓促做任何决定，我必须为自己的任何言行负责，因此，只有慎重再慎重。我在心里反复提醒自己，绝不能有任何冲动的表现，绝不能让自己的情绪失控。
快中午的时候，郭佳告诉我，她接到北京的电话，说胡秘书长准备在CTC网站公开道歉信。时间大概是十一点左右。这个消息无疑把我的精神提了起来，也让所有在场的记者心情雀跃。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十一点过了，十一点半过了，十二点一点一点地接近，我每过几分钟就刷新一遍CTC网站的首页，怕错过了什么，直到十二点正式道歉还是没有出来。在场有的记者等不及了，几个人拿着采访机跑出去打电话到胡秘书长那里，想先知道些什么。爸爸妈妈跟着一起心烦，什么事都做不成。
过了半个小时，那几位记者跑了回来，满脸都是兴奋，把他们在电话中听到的胡秘书长的话转述了一遍，也许他们没有一个人想到，在北京，在胡秘书长接电话的同时，还有一架摄像机在拍摄着。我听了他们转述的胡秘书长的话后，真的很气愤，因为从那些话里我根本听不出有道歉的意思。就在我快要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发现摄像镜头都在对着我，似乎所有人都对我这时候的反应极感兴趣。我尽力想要使自己的情绪平缓下来，在没有看见任何正式的东西之前，我不能随便下结论，在这种时候我只能相信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东西，别人说的，一概不能全部相信。我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自己独立地去接受信息、判断、分析、再作出决定。
家里全是人，似乎大家都没有离开的意思，每个人都不想错过这条具有价值的新闻。郭佳和陈云飞先提出他们回到饭店去换一下摄像机的电池板，其他的记者则表示，他们都准备充分，无需更换设备。那时候我真感谢郭佳和陈云飞，我们全家确实需要时间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调整一下不稳定的情绪。时间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妈妈给在场的每个人都炒了一盘年糕，算是中饭，也许是饿过头了，我竟然一点也不想吃。
三点多的时候，郭佳和陈云飞又回来了，看得出来，所有的人里面就他们最不着急了，或许他们是唯一真正知道北京那边情况的人吧。郭佳告诉我道歉信推迟到下午四点钟发了，爸爸和我轻声交换了一下意见，我们都认为无论道歉信是什么内容，我当天都绝不能表态，必须等心情完全平静下来了，仔细看过了内容再结合各方面因素作出决定。
四点了，CTC网站还是没有任何改变，五点了，还是没有改变，六点了还是没有改变。越是接近那一刻，反而越是轻松，该来的总是要来。在等待的过程中，有些人已经露出了倦态，可是我不，我得保持我的状态，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我对我的人生可以有个完整的交代。
天色渐暗，夜幕已经落下，终于，我在CTC网站上看到一条新闻，“中国互联网络大赛组委会为陈帆红参赛铺平道路”，应该就是这条了吧？点进去确实就是我们大家等了整整一天的道歉：
中国互联网络大赛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胡建生代表大赛组委会就浙江省网络小姐陈帆红参加中国网络小姐选拔赛决赛一事对记者发表谈话，他说，陈帆红参加第二届中国互联网络大赛专项赛事之一──中国网络小姐选拔赛决赛的道路是畅通的。
胡秘书长表示，为了让浙江省选手陈帆红在参加中国网络小姐选拔赛中能够更加公平地参与竞赛，大赛组委会决定：调整中国网络小姐选拔赛决赛的评分方法，新的评分方法将把具有一些动作性的计分项目列为表演项目。这样，陈帆红在参赛时将不再有任何因为她的伤病而无法得分的项目。同时，选手们将有更多的机会展示自己独特的才能。
他代表组委会说，中国互联网络大赛组委会一直关心、支持陈帆红参赛，并认为陈帆红具有代表浙江省参加全国决赛的资格。在以“正式选手”还是“特邀选手”身份参赛问题的商量过程中，双方曾有不同看法。组委会比较多的从竞赛规则出发考虑陈帆红正式参赛的难度，但从修改规则角度考虑较少，因此曾建议陈帆红考虑是否可以“特邀选手”身份参赛，出发点是善意的，并不存在歧视与偏见。胡秘书长特别表示，他本人对陈帆红也绝不怀有任何的歧视与偏见，如果在双方沟通的过程中，由于对一些问题看法的不同和表述方面的原因让陈帆红感觉到不公正，他深表遗憾并致歉。
胡秘书长说，之所以产生现在的异议，和双方对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