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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兰就看王大妈，王大妈说：“家里没自行车，我去让大李子捎着还行，晓兰怎么办？”
董晓兰原话翻译给了彭远大，彭远大说：“谁都不用骑自行车，我有车。”“我有车”三个字说得格外清晰，就好像他真的有专车似的。
王大妈对晓兰说了些什么，晓兰说：“那好吧，等我把碗洗了咱们就走。”
彭远大说：“还洗什么碗，回来了再洗，车在外面等着呢。”
晓兰说：“回来了还得我洗，你又不洗。”
彭远大抓紧机会承诺：“我洗，回来了我洗还不行吗？”
王大妈哇啦哇啦地说着，起身作出门的准备，晓兰对彭远大说：“那就说定了，我陪你们去，你回来替我洗碗。”
这是彭远大巴不得的事儿，连连答应。三个人出门绕过堆积如山的垃圾、冬菜、煤块，来到停在胡同口的伏尔加轿车跟前，彭远大拉开车门请她们上车的时候，晓兰竟然下意识地朝后退了一步，问：“我们就坐这个车吗？”
看到晓兰惊诧的神情，彭远大得意极了，他知道自己今天的设计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坐在车上，他们就开始一个个到失主的家里或者单位请失主从那一麻袋衣服鞋袜中辨认有没有自己丢失的东西，失主果然从这一堆衣服鞋袜中找到了自己的失物，有的是外套，有的是内衣，还有的是一双时髦的尼龙袜子。证据确凿，吉普车偷衣服的案子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了。可是麻袋里还剩下不少衣服不是那些失主的，根据衣服号码来看，这些衣服肯定也不是吉普车自己的，彭远大判断这些衣服也是吉普车从不知什么地方偷来的，只不过失主没有报案，或者虽然报了案却没有立案侦查。对此彭远大并不担心，面对确凿的证据，吉普车不老实交待也不行了，这些剩下的衣服就留给吉普车争取宽大处理吧。这时候司机小张又提起了局长小姨子的手表：“那块表是不是这个小偷偷的？”
这个问题彭远大没法回答，因为迄今为止他没有得到一点关于这块手表的线索。小张又提醒他：“你是不是也让局长的小姨子看看这些衣服，如果这里头有局长小姨子的衣服，八成手表就是这个小偷偷的。”
局长小姨子报案时并没有说她丢了衣服，所以彭远大就没打算让局长小姨子辨认衣服。不过小张还是提醒了他，他发现自己在调查走访中有一个重大的漏洞：那就是迄今为止还没有跟局长的小姨子这位案值最高的失主接触过，丢失的那块手表的现场描述、实物特征等等必须深入掌握的细节都凭老牛的笔录。本来他也想过要抽空找局长小姨子谈谈，可是一脑袋扎进了寻找吉普车的轨道上，有点时间又老想着往王大妈家跑，就把找局长小姨子的事扔在了脑后。发现了漏洞就要尽快堵漏洞，彭远大接着小张的话茬作出了指示：“张师傅说得对，现在就去。”
作为局长的司机，小张对局长小姨子的家自然也非常熟悉，熟门熟路地把他们领到了局长小姨子的家里。扛着大麻袋贸然闯到人家不像样子，彭远大就把麻袋放到门口，几个人先进去。小姨子的年龄并不小，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对人很热情，跟司机小张很熟悉，小张把几个人一一作了介绍，小姨子连忙让座倒茶又拿水果。看到王大妈小姨子怔了一怔，原来她经常到东方红浴池洗澡，认得王大妈，只是因为王大妈是哑巴，所以没有交谈过。彭远大介绍说：“我们这次能抓住小偷，主要靠的还是王大妈提供的线索。”
局长的小姨子和大多数她这个年龄的女人一样，有了话题便滔滔不绝，而大部分话又跟话题本身没有多大关系。提到王大妈为破案作出了重大贡献，便把话题转到了王大妈身上，问东问西，关怀备至。王大妈说话不清不楚，晓兰就在一旁当翻译，小姨子这才想起来问晓兰的来历，大李子就又介绍晓兰是王大妈的女儿，小姨子的话题就又转到了晓兰身上，问晓兰多大了，上班还是读书，边问边啧啧有声地称赞晓兰长得漂亮，可爱。大李子告诉她晓兰下乡三年，去年才从农村办回来，现在还没有工作，在家当待业青年。说顺了嘴，大李子叹息了一声说：“可怜啊，晓兰的父亲去世好几年了，身后留下了一屁股饥荒，现在母女俩就靠王大妈一个人几十块钱的工资生活，还得还债，日子过得挺难。”
小姨子身上那股外向型中年妇女的特质这时候发生了作用，叹息同情道：“唉，一个女人带个孩子真不容易，哑巴带个孩子就更难，不过现在姑娘也大了，等着安排个工作，再找个好女婿，王大妈也就算熬出来了。”
彭远大在一旁听他们唠起了家常，自己的正经事一句也插不上嘴，眼看着天渐渐黑了，快到吃晚饭时间了，再不赶紧办正经事，回去食堂就关门了，不禁在心里暗暗埋怨大李子嘴贱话多，正要张口把话朝正经事上往回拉，局长的小姨子突然拍了大腿一巴掌：“对了，我怎么忘了，我们单位原来的打字员调去当文书了，正要招一个打字员，晓兰姑娘人长得好看，又聪明，可以去试试嘛。”
王大妈一听这话就激动起来，连比划带说，叽里哇啦好像要咬人。晓兰有几分羞涩地给小姨子翻译：“我妈说太好了，就是我们家既没有后门，我的文化程度又不高，再说我也不会打字啊。”
晓兰在这边翻译，王大妈在一旁连连点头，表示晓兰翻译得准确无误。小姨子问晓兰：“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晓兰说：“高中毕业就下乡了。”
小姨子肯定地说：“高中毕业还说文化程度不高，大学毕业也不会去当打字员啊。打字员哪有先学会了才上班的，都是先上班然后跟师傅学，没问题，我去说，我就说你是我姐夫的外甥女，我们局长跟我姐夫好着呢，这个面子肯定能给。”
那个时候的打字员用的不是现在的电脑，打字的时候用的都是那种老式的铅字滚筒打字机，滚筒上裹着蜡纸，字就打在蜡纸上，然后再用油墨印刷，一般单位都专门配有打字员。而打字员也确实都是师傅带徒弟那么带出来的。打字员属于文秘工作，有点白领阶层的味道，一般单位配的打字员多多少少都是有点背景带点马力的人。像晓兰这样家庭的女孩子，想当打字员，难度就跟彭远大想当局长差不多。小姨子自称能介绍晓兰去当打字员，当然是王家母女想都不敢想的好事儿，顿时兴奋得脸红脖子粗，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只知道一个劲道谢。
彭远大比较冷静，问小姨子：“您在什么单位上班？”
小姨子说：“我在工业局啊，政府单位，晓兰如果能进去这一辈子就有保障了。”
突兀而至的好事往往更容易让人怀疑它的可靠性，连大李子都有些不放心，怕这位小姨子是那种破车好揽载，揽载又不负载的人，这会儿说得好听，过后屁事办不成，让王大妈母女空欢喜一场，空欢喜过后那种失落和遗憾更难受。于是半信半疑地问小姨子：“您说的这件事有几分把握？”
小姨子的回答连彭远大都松了一口气：“什么几分把握？我就是局办公室主任，打字员就归我管，要谁不要谁不敢说我说了算，可是我推荐的人只要没有重大的政治问题，局领导一般情况下不会不同意的。”又对晓兰说，“你明天就带着户口和回城证到工业局来找我，记得穿整齐点，这种事情就得抓紧，说不准哪个领导有什么关系要安排，万一定了，我们再想顶就没那么容易了。”
有了这话顿时皆大欢喜，彭远大高兴之余，非常感谢局长的小姨子，暗暗发誓，一定要把小姨子的手表找回来。想到小姨子的手表，彭远大就开始一本正经地对局长小姨子说正事儿：“阿姨，我们今天来是想麻烦您一下，最近我们查获了经常在浴池偷盗衣服的人，想请您看看她偷的衣服里有没有您的东西，如果有您的东西，那手表八成也就是她偷的。另外，我还想再请您给我详细说说您丢手表的情形。”
小姨子说：“我的衣服倒没有丢，就是手表丢得太心疼了。那块表是我老公公去世的时候专门留给我的，很有纪念意义，表蒙子裂了我都没舍得换，怕一换就不是原模样了。那天我洗澡的时候跟往常一样，摘了手表就放到了更衣柜里，然后锁上更衣柜就去洗了，好像跟平常也没什么不同。”
彭远大问：“您怎么不把手表交给贵重物品寄放处呢？”
小姨子说：“我经常到东方红洗澡，刚开始还小心翼翼的专门把表寄放了，后来看看挺安全，从来没出过什么事，洗一回澡老得寄放手表，洗完了还得去取，挺麻烦的，慢慢就大意了。”
彭远大追着问：“您刚才说手表的表蒙子裂了，裂开的大不大？”
小姨子笑了：“你这个同志问得还真细致，原来办这个案子的老牛就没你这么细致，表蒙子是裂缝了，裂的不严重，就是在边上有一道缝，裂严重了哪还能带。”说着抓过彭远大的手，彭远大带着一块上海表，是工作以后省吃俭用攒了两年才买的，小姨子在他的表上比划着：“就这样斜着一道缝，要不是这块表有那么重要的纪念意义，又怕换不上原装货，我早就把表蒙子换了。”
彭远大不死心：“阿姨，东西我们都带过来了，麻烦您看看，如果实在没有您的东西就算了，说不定还能有什么收获呢。”
小姨子只好说：“那好吧，我就看看，我记得真没丢什么衣服。”
大李子把麻袋从门外拖了进来，小姨子大吃一惊：“这么多？这个小偷也真能。”
彭远大打开麻袋，却不让她看衣服，只管把那些经过他整理过的鞋袜往外掏，然后一双双地把鞋袜摆好让小姨子辨认，小姨子看着看着“咦”了一声，拽出一双橘黄色的尼龙袜说：“这双袜子好像是我的，对了，就是我的，这不，后跟里面用伤湿止疼膏粘着，那是我亲手粘的。”
彭远大追问她：“您刚才不是说您除了手表没丢别的东西吗？”
小姨子说：“我当时发现袜子没了，那是小东西，还以为是我自己给塞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光顾着找手表了，哪还顾得上找袜子，过后也就忘了。”
彭远大有了自信，对小姨子说：“阿姨，您放心，手表我一定给您追回来，要是追不回来我这块手表就送给您。”
小姨子连忙谢绝：“能追回来当然最好了，追不回来阿姨也不能要你的手表啊。”
彭远大就吩咐大李子：“成了，就这样，把东西都收起来吧，等案子最后破了再还给失主们。”
大李子提醒他：“是不是再让阿姨看看衣服。”
彭远大说：“不用了，这里面肯定没有阿姨的衣服。”
小张在一旁问：“为什么？”
彭远大胸有成竹地给他们解释：“衣服是大件东西，阿姨要是丢了不会忘。吉普车不到三十岁，阿姨的衣服她肯定嫌老气不会要，偷回去穿又穿不成，卖也没人要，所以她肯定不会偷阿姨的衣服。”
他一说完，众人一致认可：“对，是这么个道理。”小姨子还补充了一句彭远大听着最为顺耳的话：“这个小彭脑子真好，咱们谁都没想到的道理，他想得清清楚楚，太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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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彭远大换上了刚刚发下来的新警服，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