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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所谓的历史在很多地方不过是表现了这种对生活胆怯的态度。一旦我们做出像士兵那样简单的“向前看”的动作，我们称为“历史的东西”就有可能从意识中消失。比向后看世界更糟糕的是斜视。
在我们提到“创造历史”的人物时，我们是指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但我身边的这个人是绝不会做这种愚蠢的梦的，他知道人改变不了任何东西，甚至不能改变他自己。他知道人只能做一件事。那也是他生命的唯一目的，那就是打开灵魂的窗户！是的，人能够作出抉择，是让光明进来还是把它关在窗外，在作决定时，人就行动了，这就是他的部分创造。
睁大双眼，骚动一定会停止，然后，当骚动停止时，真正的音乐就会响起。
鼻孔里喷着烟和火的龙只是为了消除自身的恐惧，龙并不是守卫在世界的中心，而是守卫在智慧之洞的人口。只有在迷信的虚幻世界里，龙才具有真实性。
在大城市中无家可又想家的人！施本格勒花了多少心血用令人心碎的言词描绘了“知识分子流浪者”的困境——没有生活来源，贫困、疑惑，没有精神，再加上无家可归可又想家。原始人可以离开土地，四处流浪，可是知识分子流浪者永远也不会这么做，怀念大城市比其它任何思念之情都要强烈，任何一个大城市都是他的家。即使是最近的乡村也是异国他乡。他宁可死在人行道上也不愿“回”到乡村去。
让我更明确地说，在这番“阅读”之后，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对我来说是有意义和重要性的。每日新闻就像天狼星那么遥远，我处在变革过程的中央，一切都是“没有生命，变了形的”。
只有一个标题仍能让我兴奋。那是——世界末日就在眼前了！在这虚构的句子里，我从未感到过对我自己的世界有什么威胁，它只对现实世界有威胁。我与奥古斯丁比与杰罗姆更亲近，但我还没有找到我的非洲。我想修理的是一间通风不良的小屋，我单独呆在里面时，感受到一种奇怪的平静，它不是一种一能被理解“的平静。哦，不！它是间断的，预示了一种更伟大、更持久的平静，这是一位在内心世界能使自己与外部世界条件相适应的人所有的平静。
它还是一个阶梯，有修养的人几乎不能跨越这一阶梯。
一位哲学家曾说：“永恒的生活并不是超越了坟墓的生活，而是真正的精神生活。”我用了多长的时间才意识到这句话的全部含义啊！……整个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都全神贯注在“世界末日”的问题以及在地球上建立上帝的王国的问题上，但是在北美，那些思想家和追寻生活真谛的人在那个世纪好像从未存在过。真实的是，在我们当中不时地有一个火箭爆炸。我们不时地收到来自远方海岸的消息，这样的事不仅被认为是神秘的、异乎寻常的、稀奇古怪的，还被认为是难以理解的。最后这一称号表明我们不再能适应日常生活了。
阅读施本格勒的作品并不完全是一种安慰。它更是一种精神锻炼，他的批评风格建立在西方思想评论之上，对我的影响就像孔夫子对禅宗弟子的影响一样，我不时地到达了自己特殊的西方世界，我不时地看见那宣告着突破的启示之光。有时我也经历极端的时刻；宇宙好像可以伸缩，我能把它看成一星微粒，也可以把它无限扩大，因此只有上帝的眼睛才能包容它，看着我窗外的一颗星星，我好像可以把它扩大一万倍；我像一个天使，从一颗星到另一颗星地漫游，始终在尽力抓住这在超伸缩比例之下的宇宙，然后，我又坐回到我的椅子上，看着我的手指甲。或者还不如说是看着我手指甲上几乎看不见的一点。通过这一点，我看见那些物理学家们努力从“虚无”的原子网中创造出来的宇宙。人能从“虚无”中想象事物，这总令我感到吃惊。
从很久以前至今，概念世界一直是人类的全部世界。去命名、去下定义、去解释。……结果是永无止尽的苦恼。扮演上帝代替了努力仿效上帝行事。做上帝，做上帝，同时又把整个世界看成一堆垃圾。多么可怕的自相矛盾！为了制度而选举、从来不是为了人自身。通过以他们建立的制度来否认奇人的存在。
在孤独的夜晚深思着问题——永远只是一个问题！——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世界的本来面目，看见它是什么，为什么会是那样，我可以调和罪恶与仁慈、神圣的秩序和无法控制的邪恶、不朽的发明和完全的贫乏，我可以使自己协调得如此之好，一阵和风就可以把我吹成尘埃。立刻消失与永恒的生命对我来说是一样的。我处于平衡状态，双方都保持着均衡，空气里的一颗微粒都会使天平倾斜。
突然，一个最喧闹的想法打破了整个状态。比如像这样一个想法：“不管一个人对深奥哲学的理解有多深，它都像在无边的宇宙中的一根头发。”这是一个日本人的思想。随着这一观点，我们回到了一种更平常的平衡状态，回到了所有立足点里最脆弱的一个——坚实的土地之上。我们现在所接受的坚实土地就像宇宙空间一样的空洞。
“在欧洲，只有向往着俄国的我才是自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什么地方说。
从欧洲，他传播着令人快乐的消息，像是真正的福音书。一百年，或许二百年之后，这种说法的全部含意也许能实现，但在此期间又做些什么呢？这是一个我不断向自己提出的问题。
在“阿拉伯文化的问题”那章的前几页，施本格勒较详细地阐述了耶稣言论中逃避的一面。“历史的假相”这一段是“启示录”的赞歌，它展现了一幅与当时世界相对抗的拿撒勒耶稣的画像。在画中耶稣温和并具有同情心。这段是这么开头的：“初期的基督教之所以超越了处于全盛期的所有宗教，就是由于耶稣这个形象。”
在“耶稣的言论”中，他指出，“针对社会的观察、问题和辩论是不存在的。没有一种信仰改变过世界，也没有一条事实能够辩驳信仰。在历史进程和神圣的世界秩序存在之间不存在任何桥梁。……”
接下来是：宗教不是别的什么，它只是一种玄学。并非知识的玄学、辩论的玄学和论证的玄学（这些只是单一的哲学或学问），它是一种永存的、经受了考验的玄学——像必然的事物一样不可动摇，像事实一样超越自然，像世界中不现实却又正确的实体一样具有生命力。耶稣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他不是一个说教者，因为宗教说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忽视，忘却宗教是什么。……他的教义是宣言，是对那些他不断描绘的最后事件的宣言：新世纪的曙光，天堂使者的降临，最后的审判，一个新的天堂和新的地球。任何其它宗教思想不存在于耶稣身上，也不存在于任何真正富于情感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我的王国不是这个世界。”只有能洞察光明深处的他才能真正理解来自光明的声音。
正是在这一点上，施本格勒讥讽了把初期基督教提升到社会革命高度的托尔斯泰，在这里，他还间接提到“从来没有想过社会改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消灭财产对人的灵魂有什么好处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自由”。……
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另一位俄国人问：“为什么去愚蠢地相信天堂帝国而不明智地相信人间的乌托邦？”
这个难题的答案已经被伯林斯基不经心地说出来了。他说：“主体的命运、个人的命运、自身的命运要比整个世界的命运及帝国的盛荣要重要得多。”
至少，费德罗夫曾平静地指出：“每个人都对整个世界、整个人类负有责任。”
十九世纪耶稣基督诞生之后，在这片“充满神圣奇迹的土地”上，便开始了多么奇怪、令人兴奋的时期啊！一个人写了《疯子的辩解》；另一个写了《革命的教义问答手册》；还有一个人写了《性的玄学》。每一本书都是对他的一场革命。从一个形象中，我得知“他是保守的、难以捉摸的、正统的，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神秘学者、爱国者和共产主义者——然后他像一名天主教徒或一名法西斯分子一样在罗马结束了他的生命”。这是“历史的向假相转变”时期吗？当然，它是一个预示未来的时代。
从形而上学的角度上说，我的不幸在于既没有生在耶稣的时代，也没有生在十九世纪神圣的俄国，我是在伟大的行星会合的末尾，在大都市出生的。那一时期，即使是在布鲁克林郊区，人们都能感受到斯拉夫骚乱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打完并取得了胜利，令人厌倦！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酝酿之中。在我提到的俄国，施本格勒曾有一位几乎至今都未被提到过的先辈，甚至尼采都曾有一位俄国先驱！
难道不是施本格勒曾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国最终会胜利吗？难道他没预言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一种新的宗教将会出现？现在有谁相信这话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已“打完并取得了胜利”（！！！）最后审判日看起来仍很遥远，在一种或另一种形式掩盖下的伟大自传，揭示了一种新纪元的生活，一个完整民族的永恒生活，一种文明的生活，好像我们的英雄人物已修好了他们自己的坟墓，并很亲切地描绘着它们，然后再把自己埋葬在他们的丧葬物中。预示会来临的前景消失了，空气是具有毁灭性的，海妖很快便会在水中出现，它们比那些好书里描写的要更为可怕，紧张情绪增加着、增加着、增加着，即使在农村，居民们在感情和精神上都越来越像他们被迫生产的炸弹。
但即使出现大爆炸，历史也不会终结，人类的历史生命仍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不需要一位玄学家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约二十五年前，在布鲁克林的小屋里我就已感到了公元三二二世纪时历史脉搏的跳动。
然而，我非常感激奥斯瓦德·施本格勒表演了这一奇怪技艺——精细入微地描绘了我们动脉硬化症的可怕情景，同时摧毁了包围着我们的整个呆板的思想世界——起码在思想领域中。几乎在每页都有对教条、传统、超自然和思想模式这些构成几百年来“现代性”特征的事物的攻击。学说和体系都像儿戏木柱一样被猛烈攻击。
现代人概念化的前景被破坏了。出现的不是过去的废墟，而是一个新生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和你的祖先一同“参与”，重新生活在人类历史的春、夏、秋、冬之中。不再在冰河期沉积物中艰难地行走，而是在威士忌和鲜血的潮水中飘浮，甚至太空都可能重新组合。这是施本格勒的胜利——使“过去”和“将来”都存留在“现在”，而不是处在抵抗对无法说清楚的深渊的晕眩和恐惧的边缘。
我们是处于末端的人，而不是开始的人，这有什么关系吗？不，只要你意识到我们是属于永恒的过程、永恒的沸腾里的一部分，那就不会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坚持探索，我们肯定能发现领悟后更能让我们感到安慰的东西，但是即便在这儿，在开端、动摇的前景中有着一种更加含蓄的美。我们瞥见一种并非模子的形式。我们再一次认识到死亡过程只与活着的人有关，而和死尸的各个腐烂过程无关。死亡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