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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把文章忘得一干二净了。可能在青年会时，迷迷糊糊地看了，但压根儿没意识到是自己的手笔。
“亨利，”福莱彻说。“你应该回纽约去，这些小伙子可以在这儿消磨时光，而你得另当别论，我有种预感，你肯定会有所作为。”
我的脸刷地红了。
“行了，”福莱彻：“别害臊。不知你将来会成为圣人、诗人，还是哲人，但勿庸置疑，你颇有才气，这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你尚不陈腐，我感触最大的就是你的忘我精神。”
内德原本就于心不安，对福莱彻的话举双手赞成，“只要我拿到钱，亨利，”
他说：“你就可以乘火车回去，起码我能做到这一点，奥玛拉和我还是留在这里，是吧！特德？你是老手，十岁起就出来闯荡了。”
奥玛拉乐了。现在他已不愁吃喝，所以精神抖擞。
另外，还有穆尼这个机灵鬼，他们俩在一起，能想出许多鬼点子。
“可谁来写文章呢？”
“我早想到了，”内德说。“下星期，他们安排我去干版面设计。这是我的拿手好戏，这回，我可真的要挣钱了。”
“也许还能接我的班。”福莱彻说道。
“我也这么想。”内德说。“如果奥玛拉能解决吃饭问题，我就负责其余的事，再过几天就发薪水了。”
晚上，我们又睡在福家。我彻夜未眠，不是地板太硬而是因为莫娜。现在我归心似箭，于是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天快亮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也许可以向老头借点儿钱，哪怕只是部分路费，只要能到里奇蒙德就行。
一清早，我去邮局拍了电报，傍晚时分，钱就寄来了——是全程的路费，我又向穆尼借了五元钱作饭费。当晚就动身了。
一上火车，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不出半小时，就把杰克逊威尔完全抛到了脑后，能睡在软卧上是多么惬意！真奇怪，我又开始创作了——在脑子里。真的，我真想立即奔到打字机前。距离上次写作好像已经隔了一个世纪……我朦朦胧胧地设想与莫娜的未来，心下释然。坐在舒适的车厢里，怀惴五元钱——感觉美妙之极，也许我正蒙一位守护天使垂青，我想起福莱彻临别时的话，我真的有才气吗？当然，可我得证明这一点，不管怎么说，我仍为有这么一段悲惨的遭遇感到庆幸。“经历是无价之宝。”我不停地对自己唠叨。有点儿傻乎乎的，一会儿，便安然入睡。
M
回到老地方，也就是回到了那曾令人神伤的地方。莫娜和我分别住在自己家里，这是唯一的办法——暂时地——解决经济困难。一旦我出了几篇小说，我们就再找自己的住处。
从老头离家去裁缝店，直到他回来吃饭，这段时间我都在努力地写——每天如此。莫娜与我天天通电话。有时中午找个便宜的小餐馆一起吃点儿东西，但次数很少，莫娜很不高兴，她恐惧、怀疑、嫉妒，几乎要发狂，她根本不相信我一直在不停地写，从清晨到黄昏。
当然，我有时会停下来琢磨琢磨，我有一百个不同的素材可以利用，但都需要研究、分类。现在我能让滚筒接连不断地转上八圈，当我坐在打字机前，它就在手指中旋转下去。
我在为一个自我描绘添上最后几笔，我称之为“失败者”（我从不怀疑一个住在意大利叫帕皮尼的男子，很快将以此为名写一部书）。
我不能说，我父母的家——工作环境理想，我在窗前，躲在花边窗帘后面，但仍要留意是否有人来访。家里的规矩是——若你知道有人登门，躲！我每次都如此——与打字机、书、稿纸等等一起，通通藏进衣柜中，这真是绝妙至极！我自称是“家丑”。有时，蜷缩在衣柜中我会突发奇想——毫无疑问，这应归功于樟脑球的刺鼻的味道，我的灵感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急不可待地盼着客人速速告辞离去。
在一片漆黑中，我在小纸片上胡乱作些记录（只是关键字词）。等我从柜里爬出来，妈妈准会说：“你不该拍得那么凶！”你瞧，烟是必须要得到解释的，她的话是，“亨利刚才在这儿待过。”有时，听她对来人勉强作解释，我就用衣袖捂住嘴，唯恐自己笑出声来。
她总是问我，“你的小说就不能写得短些？”她的想法是——可怜的想法——我完成得越迅速，越能快些得到稿酬，她不想看到退稿通知，她不相信这些纸条。
一天早上，她问，“现在你在写什么？”
我告诉她，“钱币学。”
“那是什么？”
我略作解释。
“你觉得，人们对这种东西会感兴趣吗？”
如果我把真相告诉她，给她讲讲“失败者”，真不知她会说什么。
老头则更通情达理一些。我觉得他根本不想说这些废话，但他很好奇，至少是假装地对我的所作所为很感兴趣。他还不甚了解这个二婚的、已为人父的儿子，日复一日地坐在厨房里，在打字机上敲个不停。在心底深处，他对我有信心，他确信无论如何我终有一天会有所成就，他并不感到焦虑。
我每天上午都到拐角的小商店去买些纸与一包烟，店主是新来的——科恩先生。
这位科恩先生似乎是唯一真正关心我工作的人，有我这样一个作家顾客，即使还尚未成名，他也引以为荣，所有其他的生意人，即使与我相识很久了，也无不对我的成熟表示怀疑。对于他们来说我仍是那个淡黄色头发、笑容天真的小男孩。
而科恩先生则属于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代。他的格格不入和我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他是不是犹太佬都受到怀疑，尤其是那些老顽固们。一个晴朗明媚的上午，亲爱的科恩先生向我坦言，他也曾有心成为一名作家，他动情地告诉我，我们之间的简短的交谈对他是多么重要。他说知道与某人“站在一边”（我想他的意思是：同一类）是一种殊荣。他压低声音，吐露他对邻居店老板的厌恶与鄙视。啊！可爱的科恩先生，亲爱的科恩先生，来呀，来吧！无论你在哪儿，让我亲吻你苍白的额头！现在我们的共识是什么？一些已故的作家，对警察的畏惧与憎恶，对基督徒的蔑视，对上等雪茄香味的酷爱，你并非名家，我就如此，但你的话如敲击在钢琴上一般，在我耳畔回响。来吧！白色的精灵，从神中走出来，让我再次拥抱你！
我母亲发现我与那个犹太人交朋友，不仅感到诧异，而且十分震惊。我们究竟谈些什么？书？他识字？是的，亲爱的妈妈。他懂五种语言，她来回摇头，先是满腹狐疑，后是不以为然。希伯莱语与犹太语对她来说是一回事，两者都毫无用处。
只有犹太人明白这种胡言乱语（反复！反复！）。她说，“以这种古怪的语言，不可能写出什么有用的东西。”那圣经呢！亲爱的妈妈？她耸耸肩，她指的是书，不是圣经（原话如此）。
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我的朋友们一个不剩。我常想，我也许再也见不到托尼·莫利尔了。他父亲仍坐在窗前修鞋，每次我经过铺子都同他打招呼，但我一直没勇气询问托尼的情况。然而有一天，我在阅读地方报纸——谈天说地——时，发现我的老朋友在另一个区当市议员，他现在住在那里。也许有一天他会成为美国总统！那可是一鸣惊人啊！——从我的平庸的邻里中，出了一位总统，我们已经有一位上校、一位海军少将值得炫耀了，就是克里根兄弟，我们两家曾相隔不远，邻里们都说：“了不起的兄弟俩！”（上帝啊！不久其中一个真成了将军，而另一个成了海军少将！若是没被派到莫斯科执行特殊使命，你都可以打我——但至今还没有我们神圣合众国的大总统。不过，对于我们微不足道的范·乌西街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
而现在，想想我自己（四邻中的一分子），我们的小亨利，天知道！或许他会成为另一个欧·亨利呢！若托尼·莫利尔注定会当总统，那我们的小亨利肯定会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我敢断言。
与此相同——有另一个关键问题——非常糟糕的是我们没出一个职业拳击手，哪怕只有一个。拉斯奇兄弟隐退了，现在缺少成为冠军的材料。不，四邻中不会再产生约翰·L·沙利文或詹姆斯、J·考贝茨了。老华德第十四街，肯定已成就出一打职业拳手来了，更不用说政治家、银行家、出色的老“骗子”了。我有一种感觉，一回到老房子，我就会写得更有生气一些，若我只能和莱斯特·日尔顿、艾迪·卡尼、约翰尼·保罗这些家伙打招呼，我就会总像一个陌生人。
“狗屁！”我自言自语，用手指敲着一堵围墙上的大铁钉，“我还没完蛋呢！
绝对不会！“
因此，一天早上我被憋醒，感到闷闷不乐，我决心闯入世界，夺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哦没筹划，也没盘算，只夹了一叠稿子在腋下，就冲到大街上。凭着直觉，我走进一家编辑部的里间办公室，在那儿我找到一位编辑，其杂志每本五分钱。我要说明我想要一个编辑的职位。
有趣的是此人也是米勒家庭的一员，杰拉德·米勒，好兆头！
我根本不必费口舌，因为他已经准备答应我的请求了，他说：“毫无疑问，您是一位天才作家。”他面前有一堆稿子，他随便翻了翻，这是用以向他证实我是有水平的。
“那么，你喜欢在杂志社工作？很好，正巧我可以给你找一个位子，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有一位编辑要走，我去和老板说说看情况如何，我肯定你很合适。即使你没受过专门培训。”随即是一番动听的祝贺。
然后他突然直接了当地问，“你为何不同时为我们写点儿东西呢？你知道，我们付的稿酬很高，我想你可以得到二百五十元，行吗？”
没等我回答，他接着说，“你干吗不写写？我不必多读就能看出你酷爱写作……。”
我不太明白他到底希望我写什么？尤其是为只花五分钱的读者。
他说，“我也不太清楚，你自己想吧！不要太长，五千字，记住，我们的读者并不都是大学教授！”
我们聊了一会儿，他送我到电梯口，说：“一星期后来找我。”然后他把手伸进衣袋，掏出一张钞票，塞在我手里，笑道：“你也许会需要。”到了街上我打开一看，是二十元，我想跑回去，再次向他道谢，但转念又一想，也许他们通常如此对待其撰稿人。
“雪花飘满整个爱尔兰……。”当我在通向家门口的圆石路上欢快地跳来跳去时，这些词句也像诗中的重复句一样在脑子里不断闪现，下一句是——咦，没词了：“天父的国度里，大厦林丘……。”它们融为一体。雪轻柔地舒缓地飘落（在整个爱尔兰），面镶有珠宝的大厦，上帝赐予无数，对我来说那是圣‘巴特瑞克日，见不到一条蛇，真不可思议。我完全感受到了爱尔兰，有一点儿乔伊斯，一点儿布拉尼斯通，一点儿胡言乱语……
（每次老师一走出教室，我们中的一位就溜到黑板前，用红粉笔乱划。我穿过布鲁克林，雪仍在飘落，我必须让尤里克再为我朗诵一段，他的嗓音非常适合朗诵。
优美韵味十足，尤里克，他就拥有这样好的嗓音。）
“雪花飘落爱尔兰……。”
如山羊般敏捷，如空气般不留痕迹，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