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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过去我看看后面。”周舟说。我转过身，哆哆嗦嗦地摆了一个POSE，周舟看了觉得衣服挺合适：
“行，没问题。”
我赶紧脱掉T恤，换上毛衣。
“你后背怎么了？”周舟突然在我身后问道。
“刮的。”我没多想，随口而出。
“谁刮的？”周舟追问。
我刚要报上姓名，觉得不妥，寻思是不是编个瞎话，告诉她是在医院被大夫刮的。
这时周舟看到乔巧留在桌上盛着凉水的碗和泡在里面的硬币，问道：
“谁来过？”
我只好实话实说：“乔巧。”
“她来干什么？”周舟问。
“坐了会儿，看我病了，就要帮我刮骨疗毒。”我说， “我实在太难受了，就依了。”
“怎么偏偏在我不在家的时候来。”周舟说， “你俩到底怎么回事儿？”
“没怎么回事儿。”我说， “乔宇是不是知道你去上海的事情，他知道了他妹妹能不知道吗？”
周舟不说话了，看上去有点儿生气。
“这也不能怨我，就像乔宇总缠着你，不是你的责任。”我说，“长得好看，不是你的错，更不是你父母的错，但你长这么漂亮还不准别人喜欢，那就是你的错了，谁都有爱慕美丽的自由，是吧。同样的道理，用在
我身上亦然。不过我保证，别人对我有想法我管不了，但我能管住自己对除你之外的第三者没有想法。“
周舟噎了我一句： “没想到你还挺抢手。”
我装作非常不情愿： “没办法，为此我也很苦恼。”
周舟问我电脑公司的活儿进展如何，我说下午就去签合同，拿出合同让周舟过目。周舟看了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只补充了一点，如果合作因一方中止，对方的损失由该方负责。
我打印了两份合同拿去电脑公司签字，那个女的把我带进一间会议室，看过合同，没有异议，然后向我暗示，快过年了，她手头紧，需要点儿过年费，还说现在这个活儿很多公司抢着做，而且报价比我低，她交给我做承受了很多压力。我身上正好带着现金，为了不失去这个挣钱的机会，就先支付了她的好处费。我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就把钱给她，而是让她写了一个收条，说是我已经为画册的设计垫付了六千块钱，并让她署名。
给了钱，我让她把合同签了，她拿着合同去找经理签字。过了一会儿回来说，经理正在开会，不知道几点开完，我如果有事儿，就先回去，等经理开完会签了字，她把合同快递给我。我说行，然后特意叮嘱她，合同
签了字后，抓紧把两万块预付金给我。
到了晚上，依然没有等到合同。我打电话问怎么回事儿，她说等到七点半，经理的会还没开完，实在饿得难受，她就回家了，并保证明天一定找到经理签字。
第二天上午，我收到合同，上面有总经理的签字和公章。我问钱什么时候能打过来，她说很快，合同盖完章，送到了财务部，财务人员一个工作日内就把钱汇到我的卡上。
晚上吃过饭，我下楼去查钱。一个人几乎和我同时到达取款机，前面有很多人在排队等候，我抢先一步，排在队尾，他不甘心排在我后面，便站在一旁。轮到我的时候，他却抢在我前面。
我一把抓住他：“哪儿的你，后面排队去！”
他一回头： “你又不是没看见，我一直就站那儿。”
“你排队了吗？队伍在这儿，你站哪儿了，不知道还以为你往那儿一站是要饭的。”我说。
“怎么说话呢你？”那人瞪大眼睛。
“我就这么说！”我把他推开，走到取款机前。
他挤了上来，挡住插卡口。
“把手拿开！”我说。
“不拿！”他像个无赖。
“拿开！”我一把打掉他的手。
“你他妈干什么！”他推搡了我一把。
我和他动起手来。毕业这么久了，除了在电脑游戏里打过架，别的时候我还真没和人动过手。我一是觉得有必要活动活动筋骨，已经很久没有运动了，二是这已经是我今天第三次查钱了，前两次钱都没有到账，三是
这孙子长得是我最讨厌的那种人的模样，所以，我没有理由不动手。
我身高占优势，他体重不吃亏，几个回合过后，没分出高低。其实一场架的前几下就能决出胜负，但因为我好久不打了，忘了该从何下手，就像面对一道高中数学题，虽然曾经做过一百遍，当时闭着眼睛都知道分哪
几步解题，但时间久了，便忘得一干二净。我想先停下来回忆一番，以前遇到这种场合时拳脚是如何运动的，但我知道颜良就是因为走神儿，被关云长一刀砍了，要不谁死还不一定，所以我要百分百集中精力，以防被突袭。
两个大男人像雕塑一样，互相揪着衣服，没有激烈的肢体语言，嘴里也没有脏字冒出，这样的架势并不好看。泼妇打架还连抓带挠，骂骂咧咧呢（老娘们A给老娘们 B一个嘴巴，一定要再骂上一句：妈了个×的，才算一次完整的进攻。那句脏话，不仅起到类似解放军向敌人阵地冲锋时喊的“冲啊”鼓舞自己的作用，还起到加深挨打者皮肉疼痛的功效，少了这句话，被打者只是脸疼，有了这句话，被打者的脸就是火辣辣地疼）。于是出于本能的反应，动了几下胳膊腿，估计在旁观者眼里，我俩一定像《动物世界》里的狗熊掐架。
这时路过几个老头老太太，尽管胳膊上没戴红箍，只是手里拎着菜篮子，看样子不像在居委会就职，但还是过来拉架： “快别打了，北京都要举办奥运会了，影响多不好啊！”
架拉开了，我俩站在取款机前，堵着插卡口，谁也别用。好在后面没人排队，耗着呗，反正我没急事儿。我打开MP3，戴上耳机，跟着音乐颤动，嘴里还故意跑着调哼哼。
过了几分钟，他受不了了，说：“你先来吧！”
如果他不再说别的，这事儿就过去了，但他在我取钱的时候不停地唠叨： “今天真倒霉，碰到这么个人！”
我就讨厌事情都过去了，嘴上还磨叨不停，跟个大娘们儿似的男人。加上我发现钱并没有到账，一气之下，便回头给了他一脚。这一脚让我找回了当年的感觉，似乎就是这一脚打开了我的思路，紧接着头脑中雨后春
笋般冒出踹丫老二、踢他小腹、打鼻子、闷眼睛等念头。
我因为有不系鞋带的习惯，打着打着，鞋不跟脚，好几次都没及时踢出置对方于死地的那脚。倒是让他推着我后退了几步，碰到后面的自行车上，剐坏了裤子，还擦破了皮。这也让我长了教训：下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出门前一定要系紧鞋带。
刚才拉架的老头老太太还没走远，又紧跑两步往回返，让我特别感动，都想说：“大爷大妈，慢着点儿，我们先不动手，等您到了再打，行吗？”
以前看人在大街上打架特不理解，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干吗在马路上动手，多有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啊，让老外看了，还不以为我们尚停留在奴隶社会或原始社会，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消除，人民内部矛盾仍是不可调和的，该以为他们资本主义社会有多好了。经历了这次斗殴事件，我终于明白了，人在心情特殊的时候，有些事情必须当场解决，怪不得有些人不要说在大街上，就是到了公安局，该打也得打。
架拉开后，我要办的事情已经办了，便不再逗留，任那人站在原地像祥林嫂一样唠叨没完。回到公司，坐下后，我发现忘记取卡了，下楼再取，卡已不见。
希望钱别在这个时候打到卡上。
这件事情让我积累了一笔宝贵的人生经验：下次别人打架的时候，我也要留意旁边有没有钱包或者手机什么的可捡。
回到家，周舟见我表情严峻，问我怎么了，我说钱还没到，周舟问合同签了吗，我说签了，周舟说公司都这样，效率极低，外企也不例外，因为办事儿的都是中国人。
第二天，银行一开门，我就进去挂失补办银行卡，发现账户还是空的。
我立即给电脑公司那女的打电话，问钱怎么还没到账。她说别着急，我们公司这么大，不会赖账的，年底财务特别忙，不止你一份汇款，今天我再催催他们。
早上出门的时候，周舟嘱咐我，下班后立即回来，七点前必须到家。
我问今天什么日子，周舟说你回来就知道了。我看了日历，无论阴历阳历都没发现今天有什么特别。
这一天除了钱的事儿，我就是想着周舟的嘱咐，还差五分钟下班，就打了卡，关上电脑。
五点半一到，我冲出公司，坐上回家的汽车。下班的人流尚未涌出办公楼，车上有座，我在靠近车门的位置坐下。
车开了几站，我看看表，还不到六点，再有两站就下车了，就是倒着走，七点前也肯定能到家。
这时候上来一个抱小孩的妇女，助人为乐的爱心在我胸中涌起，我站起来招呼她：“坐这吧。”
她走过来，说了声谢谢，然后坐下，之前孩子挡在脸前，现在换了一个姿势抱孩子，我看清了她的模样，不禁一愣：“韩露！”
她惊讶地抬起头，对与我在车上相遇备感意外： “邱飞？”
眼前的韩露已是一副少妇打扮，让人很难想象到她连二十六岁都不到。抱着孩子坐公车，看来生活并不十分如意。
“你这是去哪儿？”我问。
“下了班，刚把孩子从我妈家接回来。”韩露说。
“男孩女孩？”我看着韩露怀中的孩子问。
“女孩。”韩露说，然后让孩子管我叫叔叔。
“猪猪。”孩子嘴一咧，哈喇子流了出来，韩露掏出手绢去擦。
我冲孩子微微一笑，伸手摸了一下她的小脸蛋，无意碰到韩露的手，她缩了回去。
“几岁了？”我问。
“快三岁了。”韩露说。
“她爸呢，怎么没来接你们？”我说，“我记得他有车。”
韩露平静地说：“一年前出了车祸，没了。”
车在路上开得很平稳，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差点儿摔倒。
几年不见，韩露成了寡妇。岁月对生活的改变，真是巨大。
我对韩露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充满好奇，问她： “不忙的话，一起坐会儿？”
韩露说：“回去无非就是做饭吃饭，整天就这点事儿。”
我和韩露在一家餐厅隔桌而坐，中间的婴儿餐座上坐着她的女儿。韩露左手端起酒杯，兀自喝了一口，中指戴着一枚戒指。
“你现在过得怎么样？”韩露先问起我来。
“混日子呗，和几年前没什么变化。”我说， “你的变化倒是不小。”
“是啊，我也没想到自己的今天会是这个样子。”韩露说。
“还在原来那家德国公司上班？”我问。
“早就离开了，换到一家民营公司。”韩露说， “外企工作节奏太快，还总加班，不适合我，我得带孩子。白天把孩子放幼儿园，下了班去接她。”
菜上来了，韩露盛了一勺，自己先尝了尝，然后把勺递到女儿嘴边。
看着眼前这个曾经是我的同学和初恋女友，现在是一个三岁孩子的母亲和没了丈夫的女人，我内心一片酸楚。
我的手机响了，是周舟的短信，问我怎么还没到家。我一看时间，快七点半了，可看着境况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