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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谈得很晚，一直到他们相信在座的人都全部明了才停止，并且文采同志决定第二天晚上要开群众会，各种群众团体可以同时开会，传达政策，这几个新来的同志可以分别出席。这个通知是要在明天早晨老百姓上地里去之前就要发到的。文采同志的意见是至少一个星期，最多十天要结束这个工作，因为平绥路的局势很紧张，国民党时时要动枪刀，不得不赶快。
人都走了之后，张裕民还留在这里，似乎有些话要说。文采同志没有注意到，只再三向他指示着：要面向群众，要放手；说党员太少了。对这些批评，张裕民也不置可否，都接受了，他还想说什么时，却看到他们很疲倦，大声的打着呵欠，只得退了出来。在出来时他告诉他们，他已经放了哨，并说明在后院的院墙外边有一条通西头的小巷，那巷里全住的是自己人，还交待着他们，这村子不容易出事情的。
他走了后，文采同志给了他一个结论：“这人胆子小，还有些哥老会的作风。”
12 分歧
张裕民从西屋里走出来，心里总觉得有一些遗憾似的。老韩还坐在厨房门口歇凉，老韩问：“你还回来不？”
“不。闩门吧。”
老韩跟着他走到外边，悄悄的说：“村子上人都知道了，都在向咱打听呢，问他们是从区上，还是从县里省里下来的？”“嗯，就说从区上下来的。”张裕民头也没回从小巷转到南街上去。看见那黑汉子张正国肩了杆枪站在街头上，他心里想：“这小子是个靠得住的。”他就走过去。
张正国在屋子里时候，已经很瞌睡，但一出来，在凉幽幽的街头走了两个来回，倒清醒了。这时他迎了上来，用肘子去碰张裕民，悄悄的说了三个字：“合作社。”张裕民在薄明的黑夜中又望了望他的面孔，没有说什么，朝北到合作社去了。
合作社的门没有关，一推就开了。在小院子里便听到许多人在里屋说话，一股热气从房里钻出来。只有刘满一个人站在外屋的柜台边，他赤着上身，两个胳膊抱在胸上，嘴里叼了一支香烟，恶狠狠的望着进来的张裕民。张裕民没有注意到他，只听见赵全功在里边说：“你说他是经营地主，对，他不雇长工，可雇短工呵，要论地，除了李子俊就数他多了。”
程仁却接下去说：“经营地主，嗯，他也算地主么？那么，他这个地主可跟李子俊不一样，李子俊是坐着不动弹，吃好，穿好，要钱，……他老顾么，是一滴汗一滴血赚来的呀！
他的生活也不强，省吃俭用，咱们要把他同李子俊一样看待，管保有许多人不乐意！“
合作社主任任天华也接着说：“这次要把李子俊的地拿了，他准得讨饭。这个人连四两力气也没有，那年张三哥同他闹了架，他们家烧饭的又病倒了，他到井边去挑了半挑水，一摇三晃，走到大门口迈不过门槛，就摔倒了。说出了一身汗，着了凉，感冒了两个月才好呢。”
“哼！你们天天嚷替老百姓办事，替老百姓办事，到要改革地主了，又慈悲起来，拿谁的地也心疼。程仁！你个屌农会主任！你们全是软骨头！”
这说话的是张正典，长久都不活动了，今晚却留在合作社里，他说的话听来很有道理，只是使张裕民很注意，他就不进去，在刘满的旁边，柜台上坐了下来。
里边屋子里是刚才从老韩家里出来的一伙，他们在那里没有什么话说，瞌睡得很，可是一出来，大家脑子里都涌出了很多问题，谁也不想回家去，几个就到合作社来，把已经睡了的任天华也吵起来。不过他们的思想都很混乱，不知道这土地改革该从哪里做起。他们的意见也不一致，虽然不能说一人一样，可是总不齐心。尤其是赵得禄觉得很无意思，他一人坐在面柜上，心里想：“说让江世荣做村长做坏了，说这是机会主义？……”这一点曾经被文采同志批评过，他很不痛快，心里有些不平：“这又不是咱一个人的意见，从在日本人手里，咱就是村长，到如今一年多，咱误了多少工！咱是个穷人，一家五口，才三亩坡地，一年四季就靠打个短；两次分果实，咱什么也没有得到。江世荣是有的，他又能干，叫他跑跑腿，不正好？他们却说刀把子捏在人家手里去了，混话！如今江世荣敢动个屁，哪件事他不要看咱们的脸色？咱又不是个傻子，咱不弄他，还让他弄了咱不成？”他便又想到江世荣知道他日子艰难，不好当面说，托人转手借了两石粮食给他，要不是这两石粮食，他们五口人早就没饭吃了。
钱文虎是个老实人，他做了十多年长工，解放后，雇长工的人少了，他就专门打短。别人都知道他和钱文贵是远房兄弟，也知道他们并不对劲，钱文贵即使在本家也没有人说他好。
李昌也不赞成任天华的意见，却不服气张正典骂别人软骨头，他便嚷了起来：“典五哥！这次瞧咱们哥儿们的了。这次可比不得去年，去年你叫嚷得凶，那是许有武上北京了，他人不在家，谁也敢骂他的祖宗；今年春上找个老侯，清算出一百石粮食，老侯那时病倒在床上，他儿子又小，大家心里盘算得罪他不要紧。这次，嗯！程仁！你是农会主任，你看今年该斗争谁？”
“今年是只分地嘛，还是也要闹斗争？”赵全功也跟着问。“按土地改革，就是分地，只是——”程仁想起了孟家沟的大会，又补充道：“也要斗争！”
“当然罗，不斗争就能改革了？”李昌满有把握似的。“只是，孟家沟有恶霸，咱们这里就只有地主了；连个大地主也没有。要是像白槐庄有大地主，几百顷地，干起来多起劲，听说地还没分，多少好绸缎被子都已经放在干部们的炕上了。”逐渐腐化了的张正典，对于生活已经有了享受的欲望——不过假如他真只是有某些自私自利，那倒是可以被原谅的。他还向不大舒服的赵得禄说：“咱们这些土共产党员可同人家不一样，不是村子被解放了，哪能像大海里的鱼，自由的游来游去。咱们都有个家，叶落归根，到底离不了暖水屯。要是把有钱的人全得罪了，万一将来有那么一天——嗯，谁保得住八路军站得长，别人一撅屁股就走了，那才该咱们受呢。干水池子里的泥鳅，看你能滑到哪里去？”
赵得禄瞧不起这些没骨气的话，要害怕，当初就不用干这一行。他心里骂他是动摇分子，又不愿得罪人，就不说出来。
张正典明白有人不赞成他的婚姻，都说他给钱文贵套走了。他觉得这些人真不讲道理，“钱文贵不是反动派，也算不了什么地主，八路军连他儿子也要去当兵，为什么咱就不能要他的闺女？过两年钱义要混得一官半职，还不是八路军里面叫得响的干部，看你们还有啥好说的？”过去他在村子上很得信仰，张裕民也很看重他，到这半年来，他就一天天脱离了大伙，他觉得别人对他抱意见，他也就少管事，他的想法，说话，也就常常和别人不一样，有时他为怕别人打击他，就装得很左，有时又很消极，在后边说些泄气的话。
李昌还在追着问：“咱们这次该斗争谁？”
这个问题把大家都难住了，他们脑子里一个一个的去想，有时觉得对象太多，有时又觉得都不够条件，或者他们想到过谁，却有顾忌，他们不好说出来。
“这还要费脑子么，当然拣有钱的，哼！李子俊的甜馒头不错啊！你们都哑了？董主任不是说过土地改革是要消灭封建剥削大地主？依我说，明天就把他看起来，后天公审他。”
张正典又做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
李昌也争了起来：“拔尖要拔头尖！像李子俊这号子人，并非咱们是一个姓就来护住他，他有钱是有钱，可是在咱们手里他敢动一根毛，叫他向东他就不敢向西。”
张正典也接下去：“那么依你说，守着地主不斗争，是不是只有许有武才有条件？难道还得上北京把他找回来？你说咱怕他，好，只要你能找回来，咱就敢毙他。”
“哼！好费话！”赵全功也忍不住了，“咱说，你们谁也不要包庇谁。这些有钱的，吃冤枉的，作践庄户主的，谁也不能放过他”。
这把两个人都说得生气了，两人都跳起来质问他，可是赵全功还要补充说：“谁有心病，谁自己知道。”
赵得禄为解救这个要坏了下去的局面，便问大家要不要临时立个大灶，安几口大锅。他们都知道有些村子就是这样。
去年暖水屯闹清算也安过。这样办起事来方便，干部们和民兵在一道吃饭，叫人有人，免得稀稀拉拉为了回家吃饭误事，这样大家也更有劲。可是又有了两个意见，而且又冲突起来了。张正典说干部日夜要开会，民兵日夜要放哨，当然要，白槐庄就是这样，五六十人一道吃饭，可不多热闹。这又不要另外开支，有什么吃什么，现存的胜利果实，有什么不应该。程仁反对这个意见，说这是浪费，干部们要开会，老百姓也要开会，民兵放哨，民兵还要打仗呢。再说区上来的几个同志，他们已经交代过了，他们有粮票菜金，哪一家都可以去吃饭，动不动胜利果实，胜利果实该归老百姓，难道就让干部吃光了？要是没有胜利果实吃，干部就不开会了？程仁这一套意见立刻得到大家的拥护，把张正典气得噘着个嘴，咕噜着：“你们就会说漂亮话，看你程仁这回分不分地！”李昌趁机会也说：“你就是和大伙儿闹对立，你要不想包庇人，咱就不信。”
张裕民本来老早就想进去的，但他觉得当他们争议的时候，尤其是今年该斗争谁的这问题，他很难发表意见，因为他还没有和区上的几个同志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刚来，他和这几个人也还没搅热，没有和他们搅成一体。他曾想起县上的章品同志，那是一个非常容易接近的人，尤其因为他是来开辟这个村子的，他了解全村的情况，对他也完全相信的。现在他看见屋子里的人们，要闹起来的样子，他最怕自己人先闹个不团结。他跳下柜台打算走进去，不防却一把被刘满抓住了。刘满不知怎么知道了许多人都在这里，也跑来站在外边听，他这时一手抓住张裕民，一手在空中划着，一个字一个字好像警告他似的说：“三哥！老实说，嗯，告诉你，拔尖要拔头尖，吃柿子拣软的可不成！嗯，这回，咱们就要看你这武委会主任了。哼！”他眼睛瞪得很大，像要吃人似的，又把两个拳头在赤膊的胸上擂，一说完也不等别人的回答，掉转头就大步的走出去了，口里还不住的带着察南说话时的特别腔调：“嗯，嗯。”
张裕民没有防备他这一着，开始不觉骇了一跳，却立即站住了，也大声的送过去他有力的回答：“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你有种，你就发表！哼，咱还要看你的呢！”
里屋的人没听清外边说什么，都把头伸过来：“三哥！快进来吧！”
他一走进去，他便成了中心，大家都望着他，等着他发言。
他说道：“咱们这里，连任天华也算上，都是党员，是不是？”
“那还要说吗？”大家给他的回答。
“不管日本鬼子在的时候就闹起的，还是解放后才加入的，咱们都是生死弟兄，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