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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小册子
张裕民和程仁曾经到区上拿回了一本石印的小书。这是县委宣传部印发的。他们两人都识字不多，到了夜晚便找了李昌来，三个人挤在一个麻油灯底下逐行逐行的念。李昌还把一些重要的抄在他的小本上。他那个小本子抄了很多珍贵的东西，入党的誓词，做一个党员的起码条款，如：一，死活替穷人干一辈子；二，跳黄河一块跳，异口同音，叫我怎办就怎办；三，要交党费；四，凡不在党的，不管父、母、妻、子，该守秘密的事，也不能告诉他们……——都写在上边。每当碰到有什么为难的问题，李昌便去查他的小本子，常常就可以在那里边找着答案。这个有雀斑的，不漂亮的年轻党员，是个爱说话而且有唱歌天才的小伙子。
他们三个人一道研究这本“土地改革问答”，却各有各的想法。总是容易接受新事物而又缺乏思考的李昌，他越念下去越觉得有兴趣。他常常联系村上的具体人物来说明谁是地主，谁是富农，谁是中农；应该打击谁，应该照顾谁，愉快的笑不离开他的脸。在他心里不断的涌起对党的，对毛主席的赞叹，他忍不住叫了起来：“这个办法可好呀，这样才把那些有钱的人给治下去了，穷人真真的翻了身嘛！”他对于本村的土地改革觉得是轻而易举，有十足的把握。程仁呢，因为春天他参加了做“合理负担”，他对于本村的土地比较熟悉，他又把那个户口册子拿了来翻阅，那上面登记得有详细的土地数字，他对于成份的鉴定特别细心。他常常说：“天呀！李大海有三十亩地，你能说他是富农，或中农么？他那个地是什么地呀，给人也没有人要的嘛！”或者就是说：“别看刘振东地少，一个青壮年，三亩好水地呀！”或者就又说：“李增山论地是贫农，可是他有手艺，他又讨了老婆，老婆还穿着新棉衣呢。”他觉得土地的分配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问题，要能使全村人满意，全村都觉得是公平的才算把这件事做好了；如果做不好，会反而使自己人闹起意见来，反而不好做工作了。这里只有张裕民说的比较少，他只考虑到一个问题，这就是他们究竟有多少力量，能够掌握多少力量，能否把村子上的旧势力彻底打垮。他深切的体会到要执行上级的决定，一般的是容易做到，因为有党，有八路军支持着，村子上的人也不会公开反对。但要把事情认真做好，要真真彻底铲除封建势力，老百姓会自觉的团结起来，进行翻身，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总觉得老百姓的心里可糊涂着呢，常常就说不通他们，他们常常动摇，常常会认贼做父，只看见眼前的利益，有一点不满足，就骂干部。同时张裕民也觉得：又只有靠近他们，自己才有力量，可是他们又常常不可靠，忽东忽西的。要完全掌握住他们，张裕民清楚还是不可能，因此他对这即将到来的土地改革，虽然抱着很高的热忱，却有很多的顾虑。他只希望区上会早一点派人来，派一个得力的人来，能把这件大事好好的办妥。
不久，离他们七里路远的孟家沟也开了斗争恶霸陈武的大会。陈武在这一带是一个有名了的“胡髭”。谁要在他的地里走过，谁都得挨揍，他打人，强奸女人，都只是家常便饭。
他买卖鸦片，私藏军火，也是无论什么人都知道的。当他们开大会的那天，暖水屯的村干部全体都去参加了，还去了一些老百姓。在那个大会上有四五十个人控诉他的罪恶，说到一半就忍不住冲到陈武的面前唾他，打他，妇女也站出来骂，挥动着戴手镯的膀子，劈头劈脑的去打。暖水屯的人都看痴了，也跟着吼叫，他们的心灼热起来，他们盼望着暖水屯也赶快能卷入这种斗争中，担心着自己的村子闹得不好。张裕民更去向区上催促，要他们快派人来。
老百姓也明白这回可快到时候了，甚至有些等的不耐烦了。果然两天之后，有几个穿制服的人背着简单的行李到了暖水屯。
11 土改工作小组
这正是八月中旬，照旧历来讲是过了七月半不几天的一个傍晚，从区上来的几个人打东北角上的栅栏门走进村来。区工会主任老董走到合作社去找张裕民，还有三个穿得比较整洁的年轻人，像是从县里或省里下来的。他们走到小学校的门口，卸下了背上的背包，拭着满头大汗，走过去，走过来，一会看看街上贴的标语，一会张望那正要散学了的学校的内部。
坐在对面树底下谈闲天的人，便都悄悄议论起来。他们都狠狠的打量他们，想窥测出他们是些什么人，究竟有些什么能耐。刚打地里回来的人，也远远站住了朝这边望。那个最惹人注意的，生得身材适度，气宇轩昂的一个，做出一副很闲适的态度和他旁边一个小孩开着玩笑。那孩子不习惯在生人面前说话，便绷着脸走开了。那个儿小些的便朝合作社走去，并且回过头来问：“老乡！张裕民在合作社么？”只有那个瘦个子倒仍站在小学门口，他和着里面的歌声，轻快的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张裕民走在老董的前面，后边还跟着李昌和刘满两个人，他们一拥就拥到了这边，抢着把背包往肩上一扛便招呼着向南街走去了。那个瘦个子赶忙来抢背包，不留心脚底下一块石头，他踢着往前扑去，冲出去了好远，好容易没有让自己摔下去，站住了脚。他望见街上的人都望着他，便朝大家憨憨的笑了。大家也就都笑了起来。他又赶上去抢背包，可是李昌刘满他们已经走了好远。他们边走也边呵呵的笑，瘦个子就嚷着：“咳，咳，让咱自己拿吧，咳，这哪行，这哪行！”张裕民把他们带到韩老汉家里。老汉家的西房正空着，老汉是个勤苦的人，他在今年春天加入了党，这房子是张裕民在春天提议分给他的，也是许有武的家财。房子很干净，又清静。他的儿子刚打山东复员回来，只有一个八岁大的孙子正上学，张裕民也为的是区上下来什么人，好安置在这里，叫老韩烧点茶水，照顾门户都很方便。
李昌像个主人似的，一进屋就让大家上炕，他用着热情的眼光打量着几个来客，他惊奇的拿起一把绑在背包上的胡琴。“这就是村支部书记张裕民，又兼村的武委会主任，过去是抗联会主任。”做过三十年长工的老董介绍着。他回头又介绍土改工作组的同志们：“这是文采同志，是工作组组长，这个瘦子是胡立功同志，那小个是杨亮同志。”他又从怀里掏出一封介绍信给张裕民，这是区委书记关于这三位同志的组织介绍信，它说明他们代表区委会在这里执行土地改革的工作。
他自己也参加这个小组工作。
“你们这里有多少党员呀？”文采同志即刻用着一个调查的口吻来问了，也没有注意到杨亮阻止他的眼色。
张裕民却只说：“同志们肚子一定饿了，先烧饭来吧。韩廷瑞，你帮助一下你爹，赶忙烧饭；刘满，你到合作社去称几斤面来！”他也不答复杨亮要求去吃派饭的请求，并随即自己也走了出去。他到韩廷瑞的房里拿出一盏高脚的麻油灯，点燃了灯，他又向老董说：“你们先休息一会，我出去就来。”他丢下这群刚来的人，快快的跑走了。这时房子里还剩下一个李昌，他舍不得走开，拿出了那二胡，一面调着弦，一面就问胡立功：“你会唱梆子么？”文采走到房门口张望，黑了下来的院子里很寂寞，对面厨房里又拉开了风箱，水气在灯光下升腾，孩子、女人、老头都挤在一个屋子，忙忙碌碌的很热闹。他又转过身来找老董谈闲天，极力想抹去适才他对于张裕民所起的不良的鬼鬼祟祟的印象。
老董伏在炕桌上在写些什么，这个老长工在三年的党的工作中学到了能写简单的信。他的学习精神常被人称许，他也很自得，在他的挂包里是不会忘记带着那盖了区工会公章的信纸信封和他自己的私章的。只要有机会他就写信，如同只要有机会他就要长篇大论的讲演一样。
晚饭做好了的时候，张裕民才又走了来，他只默默的坐在旁边抽烟，杨亮又说到以后不能吃白面，也不必自己烧，最好大家都去吃派饭，并批评他不该这样费事。文采看见他敞开的胸口和胸口上的毛，一股汗气扑过来，好像还混和得有酒味。他记起区委书记说过的，暖水屯的支部书记，在过去曾有一个短时期染有流氓习气，这话又在他脑子中轻轻漾起，但他似乎有意的忽略了区委书记的另外一句更其肯定的话：这是一个雇工出身诚实可靠而能干的干部。
吃过了饭，按照杨亮和胡立功的意见，先了解这村的情况，区委书记和老董虽然曾经简单的说了个大概，究竟还模糊。张裕民和李昌也赞成这意见，正准备说开去，可是文采同志认为人太少，他决定先召开村的干部会，并说明这是走群众路线。张裕民和李昌只得到街上临时四方去找人。过了很久，来了村副赵得禄，治安员张正典，民兵队长张正国，农会主任程仁，村工会主任钱文虎，支部组织赵全功，李昌是支部宣传，连张裕民一共是八个人。只有村长没有来。村长是谁呢？却恰恰是去年打倒了的江世荣。在今年春天，他们又在赵得禄的提议下把他复了职，他们的理由是要他来跑腿办事，说他是有钱的人，误得起工，只要不让实权落在他手上就行。这意见村干部都以为很合理，于是便这么办了。
八个人都没有什么准备，心里很欢喜，一时却不知怎么说，加上这几个人都还陌生，也怕说错话。像张正国这种老实人，只觉得腼腆和拘束，他蹲在房门口，连炕也不肯上。他的心是热的，也有许多想头，就不会说，也不打算说，他自从参加了暖水屯的民兵工作，就认定水火都不怕，他是出力卖命的，却不是说话的。
爱说话的老董在这小小的会议上传达起土地改革的意义，他每次说话总是这样的开着头：“土地改革是消灭封建剥削大地主……”接着便说要去掉三怕思想，跟着话便说远了，连什么加拿大工人罢工，意大利水兵……，不知道什么时候听下的故事都说出来了。听的人完全不懂，他也不觉得，反津津有味，若不是文采同志阻止了他，他怕要把这一晚上的时间都占去了。文采同志想挽救会议的沉闷，尤其觉得首先应该把干部的思想搞通，于是他接着逐条的解释着晋察冀中央局关于执行土地改革的指示，这些几乎他都背熟了的。
他们谈得很晚，一直到他们相信在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