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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异常！”章恒从老顾的搀扶中，抽回自己的胳膊，说道，“这雪下多长时间了？”
“一个来小时了吧。我还担心你们再晚到一点，飞机真降落不了哩。”
“好雪，好雪。”从小就在北方长大的北方汉子章恒连连赞叹道。“海南啥都好，就是见不着雪。这冬天见不着雪，可把我腻歪坏了。”说着，他长长地吐了口气。
昨天深夜他听了老顾的电话汇报，当即便把医院的领导请到病房，告诉他们，他得马上回省里去。
“回省里？这……”院长还没回过味儿来，他就十分肯定地又追加道：“我不是在跟你们商量，更不是请求。请容我是不客气地说，我是在通知你们，我必须马上回省里去召集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请你们为我回省里去做些准备。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的话，请派两个人一路上照顾一下。”
“回省里……”院长显得万分为难。“要不要跟中央打个招呼？您来治病，是中央书记处批准的。我们私自把您放走了，万一路上出什么事，这责任……”
“书记处那边，我去请假。你们就负责医疗技术方面的事。怎么样？就这么走吧。”
“章书记，好像有点不太对头吧？到底您是大夫呢，还是我们是大夫？”院长无奈地笑道。
“当然你们是大夫。但这回我说了算。对不起呀，家里出了大事了！”
章恒第一次听到有关来凤山庄枪杀案的汇报，就极其敏锐地感觉到，这起案子非同小可，有内涵，它绝非是简简单单的一起恶性刑事案。听了昨晚老顾的汇报后，得知这个姓张的秘书跟东钢股票案有牵连，他的心一下沉落下去，甚至绞痛了好大一会儿。A省的工作这些年一直在平稳地上升，尤其在中央所定的国企改革扭亏和国民经济结构性调整等重大战略性攻关项目上，A省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前不久，《人民日报》还以整版的篇幅专题报道了他们在这些方面的经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评论部派了一个摄制组来，要做这方面的系列报道，让他婉言谢绝了。快60岁的他，非常明白，现在对A省来说，最重要的是把事情做扎实、做全面、做到深处，做出真成效，而不是忙着给自己戴各种各样的“高帽子”。他指令性地要求信访部门每个星期都向他专报一次该周信访（包括上访）情况分析报告，他要知道民情民意。他不能在群众来信来访率高居不下、甚至还在继续上升的情况下，坦然自若地面对摄像机镜头，面对中央领导和全国12亿民众夸夸其谈A省的“成绩”。天道归一，民心为上。一时权重位高的他，总有一天是要回到人民中间去的。当然，到那时他仍可以由于政策的优渥，躲进独门独户的深宅大院，由持枪警卫护卫着，享受着依然不变的省部级待遇，而不必管他“春夏与秋冬”。假如真是这样，又何必自称“共产党人”而招摇了这一生？无非一介府官腐吏而已嘛！啧！他不能忘记，80年代初，他从飞机制造厂副总工程师的位置上调到省经委，离厂的前一天晚上，厂领导班子里的同志为他举行欢送会。大伙儿谈了整整一个晚上。谈身为国企领导人的苦衷，谈中国改革下一步的艰难，谈他们这一代人肩上不堪重负的担子和内心深处种种的不平衡，甚至谈到了各自家庭生活的甘苦，但就是没谈个人的“未来”。都不敢展望啊！没法谈哪！一直到天快亮时，他才走出厂部那幢白色的小楼（这楼还是当年日本人盖的）。他想悄悄回家，然后悄悄离厂。他不敢跟厂里的工人告别，不是怕别的，只怕自己见到那样的场面，会太动情，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个厂从日本人手里接管过来时，是个完全瘫痪了的飞机零部件修配厂。一直到今天，成为制造我们自己的民用飞机的主要工厂之一，工人们和基层的技术干部们一步一步怎么奋斗过来的，他章恒是感同身受的。他热爱这一切，甚至爱到有些“盲目”的地步。他告诉各车间的领导，不要组织工人欢送，不要让他难受。快走到厂门口时，果然没见什么大场面，他的心稍稍放松了些，但又有一些失落。再往前走了几步，只见厂大门旁有几个人影幢幢。走近了一看，原来是每个车间派了一个老工人代表在这儿等着他。夏秋之交的A省是个多雨的季节。雨悄悄地下着，尤其是在黎明前，还伴随着零零星星的雷鸣。老工人都围了上来，都是工段里一些不善言谈的骨干分子。“走了？”‘“走了。”“走了好。”“有什么好的？”
“再待一会儿吧。”“雨大了。”“那就走吧。”他们默默地送他到工厂大门口那条黄色的界线前。按规定，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到此线前，就得下车。大伙儿习惯地称它为“厂界”。
“再站一会儿吧。”有一位老工人突然提议。当时一条腿已经迈出这条黄线了的章恒猛一下没听明白：再站一会儿？干吗？
站规L？他疑惑地抬起头来打量着那几位工人代表。只见他们一字排开都站在那条黄线里边，极恳切地、极眷恋地望着他。
他忽然间明白了，这些老工人是要他在这条黄线上再多站一会儿。他的心一下酸涩涩的，忙收回自己的脚，眼泪居然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一位老工人掏出一瓶酒，不好意思地走到章恒面前，说道：“不是好酒。”从来不喝酒的章恒居然接过酒瓶二话没说，咬开瓶盖，咕略咕略一口气差不多喝了有五六两。后来自己是怎么回的家，再也想不起来了……
是的，人民，对于章恒来说，绝对地百分之一百地不是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虚泛概念，更不是理论上的一个幌子，对于他，这两个字眼绝对是一江春水，日月星辰，是心跳的震颤，血肉的呼喊，是一个魂牵梦亲无法解脱的终生情结……直到现在，他到大学校园和一些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座谈，听他们慷慨激昂地谈科技、谈改革、谈自身价值、谈世界发展趋势、谈民主自由，以至于谈到祖国，却始终谈不到“人民”这两个字，他心里总有一些隐忧。他总会怀疑地问自己：难道……我真的老了……思想停滞了？过时了？
九
三辆奥迪车由机场直接去了省委大院。飞机起飞前，章恒就打回电话说：“我想见一见我们的同志，跟他们吹吹风。”
顾友才问：“您要见哪些同志，我去替您张罗。”章恒便让秘书立即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份名单传真给了顾友才。这时候，这些同志已经在省委常委会议室里等着了。顾友才原本还想请章书记先到办公室去小想一会儿，再让大夫（第三辆奥迪车里坐的就是他特地从省人民医院请来的专家）大致地为章书记做一下常规检查。如果大夫认为章书记可以去会议室了，再去也不迟。但章恒却只在办公室里稍稍地歇了会儿，喝了一口他喜欢喝的乌龙茶，又让秘书把签到的名单拿来，看一下哪些负责同志到了，哪些负责同志请了假，问清了请假的原因，并在那个负责同志的名字上做了个特别的记号，便站起来说道：“走吧，别让大伙儿等不耐烦了。”
也许，因为事先都听说了一些什么，省委常委会议室里的气氛虽然仍保持着往常那种平和从容，但只要是熟悉这种层次的政治生活的人，还是可以从这貌似的平和从容中觉出一种少有的拘谨和紧张。
章恒首先没有去找公安刑侦方面的同志，并不是对破案不重视。他已经做了安排，他要亲自去听这方面的汇报。但他认为“12。18‘枪杀案的严重性在于它直接表明，省市权力机构中”可能“有人已经卷入了东钢股票案。作为省委的一把手，他必须要先从政治上掂量这个事件的分量，先把住政治这道关。
“在座各位都是我们省市两级五大班子的主要领导。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各位大概已经有所耳闻。省反腐领导小组访承了中央，决定向各位通报刚发生的这两起案子的情况。现在事情非常清楚，市政府的那位张秘书是被人谋杀的。杀张秘书的目的，极有可能是为了掩盖东钢股票案的真相。因为只有张秘书和熊复平知道东钢30万份内部职工股流到了什么人手里。
继张秘书被杀后，熊复平突发大面积心肌梗死，抢救无效，也于昨天死去。昨天晚上，公安检察部门派人去熊张两人家中搞了一次突击搜查，搜查同样一无所获。现在可以这么说，跟东钢股票案有关的线索，全部被掐断了，我们的对手非常有经验，干得也非常漂亮。但中央领导指示，不管情况多么复杂，多么艰难，一定要把这起谋杀案，连同它们背后的东钢股票案彻底搞清楚。“说到这里，章恒稍停顿了一下。他说话语音清晰，语调平缓，用词洗练准确，绝不随意发挥，更不随意表态。他要表态，一定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决定付之实行的。
轻易不会改口，更不会不认账。所以他说话，虽然不像有些领导那样幽默风趣，但听的人都十分认真，都挺把他说的话当一回事的。“现在外面风传，东钢的这部分内部职工股票送到了我们这两级班子的个别什么人手中。中央领导同志说，希望这只是个风传。但也希望我在今天这个会上吹吹风，打个招呼。
假如确有这样个别的同志，当时没能把握住自己，做了某些违背党性原则的事，拿了这些股票，现在还来得及，只要主动向组织说清楚，党的原则仍然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给这些同志两天考虑时间。两天之内，可以跟省反腐领导小组的任何一位同志谈，也可以往医院打电话跟我谈。甚至直接到医院来找我。我已经跟医院打了招呼，在这两天里，只要有省市领导同志来找找，他们不得挡驾。如果觉得不方便，还可以直接去北京找中纪委谈。为了今后工作的方便，我和老顾同志先表个态。我，章恒，用党性保证，没有拿过东钢一分内部职工股。“说着，他象征性地举起了右手。
留着络腮胡子的顾友才接着也举起了右手，大声说道：“我保证，我没拿。”
全场肃静了一两秒钟。
主持会议的省纪委孙书记刚要宣布散会，市委的秦书记举起了手，大声说道：“我没拿。”然后接着第四个、第五个……都举起手表态，不一会儿工夫，所有与会的领导同志都举起了右手，他们全都保证自己没有拿东钢的内部职工股，和张秘书被杀案没有任何关联。那么……那30万份职工股究竟哪去了？张秘书的被杀和这30万份职工股难道没有一点关系？章恒书记千里迢迢带病从海南赶回来，开这么个吹风会，完全没有必要？完全是“神经过敏”、“庸人自扰”？
……会场上一下安静下来，安静得似乎马上就要发生大爆炸似的。主持会议的省纪委孙书记看了一下章书记，他想知道他现在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章恒书记拿起自己的保温茶杯，不紧不慢地只说了两个字：“散会。”
十
傍晚时分，方雨珠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