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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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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对于华军在徐州的作战,几乎是动员一切支持的力量,放手给李宗仁运作指挥。在华军不负众望的取得台儿庄作战胜利之时,蒋介石认为这正是掌握战机,扩大痛击日军的机会,因此将手边能够用上的部队,都调到徐州战场,在最高峰时达到三十四个军,八十九个师,总兵力超过五十五万人。蒋介石并且一再的去电,要求李宗仁,大胆用兵,彻底扫荡战场,并且攻击受困待援的日军,打击前来援救的日军先头部队。

  但是此时李宗仁却一味的敷衍蒋介石,将五十万大军在徐州附近像排兵棋般的安顿起来,既无强烈攻击的企图,也无认真扫荡的动作,李宗仁此时缺乏旺盛的企图心'1',不敢利用稍纵即逝的战机,运用优势的兵力,对日军残部,进行加强的猛烈打击,一直等到日本的大军源源到达徐州外围,对华军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李宗仁在五月十七日才一声令下,整个司令部与所有华军全部西撤。此时掩护撤退的是由张自忠与刘汝明部担负重任,刘汝明部在萧县一带伏击日军第九师团的北上,对日军造成重大伤亡。由于华军掩护得法,撤退的决断又十分的清楚,所以大军能够顺利的退出日军的包围。五月十九日,日军的华中派遣军的十三师团部队,首先攻入徐州空城,又令一心想争功的华北方面军大感挫折。

  李宗仁是独断决定由徐州撤退之后,才告知蒋介石这个决定的,而蒋介石仍要求李宗仁,至少能够率军从徐州由东向西攻击日军,蒋则亲自到郑州指挥部队,由河南向东攻击日军。但是李宗仁根本不理会蒋介石的命令,只下令全速的撤军,日军虽然布下天罗地网,要想在徐州西方的附近,捕捉华军主力,但日军判断华军的撤退路线,只能经陇海铁路向西退却,因此南北进兵的日军主力会师计划,都是以截断陇海铁路,防止华军向西方撤退为首要目标。但是当时的华军多数是由西南方向,绕过日军的背后,以化整为零的方式,退出战场,日军虽然攻击到一些分散的队伍,但是却没有包围到华军的主力部队,日军的整个徐州会战攻击,可以说是扑了个空。

  虽然日军没有在徐州附近完全合围华军的作战,但是日军却没有放弃这个企图,日军的第十四师团渡过黄河的目的,就是在陇海铁路的更西段,对逃出徐州包围圈的华军,进行再攻击。

  但是蒋介石在接应李宗仁部队西撤的作战中,也有准备,当时蒋介石特别把中国唯一的一支德式装甲机械化二○○师,以及二七军桂永清部,都调到开封以东,交给第一兵团指挥官薛岳掌控'2'。蒋介石原本希望李宗仁能够动用充裕的兵力,由东向西,攻击日军包围圈的侧后方,而由薛岳指挥大军由西往东攻击,两军能够成功的会师。

  附注:

  '1' 李宗仁的坐失良机,据说令当时的德国军事顾问福尔肯豪森急的几乎要「扯断了头发」。

  '2' 薛岳的能力此时已被看好与器重,正成为华军在战场上指挥大部队作战的一颗新星。

  '3' 薛岳亦要求蒋介石惩处失职将领,黄杰因此遭到撤职处分。

第二十五章、战略泥沼的武汉会战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日军终于攻占了中国的地缘与战略的心脏武汉三镇。此时日本的全国上下,对于日军能够攻克武汉,可以说是再次陷入举国同欢的境界,日本人民连续几天几夜地狂欢,来祝贺皇军无敌与中国落败,因为他们误以为,日军在攻克武汉之后,中国即将向大和民族完全的屈服。但是日本人错了,中国没有因为武汉的陷落,而向日本屈膝,反而是日本陷入了中国战略空间的泥沼之中,从此日军必须要维持从东京到武汉两千多公里的补给线,而消耗掉日本有限的国防与经济资源。中国从此在战略上取得了主动与优势的地位,虽然她的工业地带与对外联络信道都遭到切断或摧毁,使得中国即将面对更为艰苦的生活,但是中国军民却决心以无比坚忍的力量,熔成钢铁的意志,来继续面对这场历史的大决战。中国人是决不屈服的。

  日军在攻占徐州之后,已经面临一个严酷的事实,就是中国的战略空间太大,中国抗日作战的意志极强,中国虽遭到严重的战场挫败,但是蒋介石就是不肯屈服,因此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指导原则,根本就失去了作用。在这种情形之下,日本在国策上面临了非常重大的选择:一则以极大的决心,与中国进行谈和,以撤出在中国的日军,减少战争实力的消耗;要不然么就要全面地动员,继续深入中国的内地,以攻占中国更多的领土、截断中国对外的交通补给线,以及摧毁中国所有的抵抗意志与作战力量。

  25。1 日军和战举棋不定

  但是在此关乎国家民族安危兴衰的选择时刻,日本却犯下了致命的重大决策错误,其政府既没有谋取“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决心,又不能采取孤注一掷、全面击溃中国的作战动员。日本政府在攻占南京之后,对于如何解决中国事变的问题,在军部与政府之间,产生了极大的摩擦,最后日本国内,几乎要闹出兵变与政潮冲突。日军于台儿庄作战受挫,更是擦枪走火地引爆了徐州会战,日政府根本无法控制军方的扩大作战行动。前线日军主动扩大作战的行动,不但没有打垮蒋介石政府,反而推倒了日本近卫文磨的内阁。最后在元老重臣与军方将帅出面斡旋之下,日本政府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中旬进行改组,由宇垣一成出任外相、板垣征四郎出任陆相。由于宇垣对于压抑军部扩张,有着极强手腕的记录(大正日皇时代,日本的裁军政策,就是出自宇垣),同时他与国民政府的首长,包括蒋介石、张群等人在内,都有彼此相识之交情,所以日本希望能够藉着宇垣入阁,而以谈判方式解决中国事变。

  宇垣认为,中国不可能会在武力的攻击下,向日本屈服,因此中日两国不妨以和谈来代替作战,才能解决日本面临的战争泥沼危机。宇垣是得到近卫首相内阁支持其和谈以解决战争的想法后,才答应出任外相的职务。因此他就职之后,立刻透过外交的管道1,与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张群接触,准备积极推动与中国的和谈。但是出任陆相的板垣,拥有中国战场作战的实际经验,又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少壮派首谋。虽然他个人曾经支持石原莞尔的见解,不要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与中国爆发全面的战争,但是此时他却充满着在中国作战不利的挫折感,同时反映着前线军方将校求胜与报仇的意志。板垣刚由前线(作战不(1事实上,到此时中日之间不但没有正式的宣战,也没有正式的断绝邦交,中国驻日本大使也还在东京任所工作,直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之后,中国驻日大使才回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中国才对日本绝交宣战。)利)的师团长,高升陆相的职务,可以说是相当的位高势孤,所以他必须要讨好军方,以争取军部与前线高级将校的支持,因此必须让日军在中国战场,能够有更多作战建功的机会,就成为他的政策基调。板垣出任陆相之后,立刻就与军方的主战派,结成一股新的扩大中国战争的军方力量,而将参谋本部中,传统是侧重防苏,并不希望日军深入中国作战的势力就被压制了下去。因此,宇垣提倡以和谈方式化解中日战争危机的构想,很快就遭到日本军方主战派多数人的反对。这些主战的日本军官们,在侵略中国的作战中,可以说是已经骑虎难下,也杀红了眼,因为他们一直相信,也一直的教导日本人民,中国没有真正抵抗的能力与意志,“皇军无敌”更是他们要继续维持下去的神话。虽然,目前在中国战场所有的事实,已经在否定他们的看法,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人敢面对现实。更令人感到困惑的是,这些日军的主战派,竟然也没有完全孤注一掷的勇气,不敢不惜一切代价、全面动员日本所有的力量,在战场上彻底地击败中国;反而想在扩大占领中国之后,进行“以战养战”的政略。在军方全力要求扩大战争的压力下,宇垣在和谈建议还没有付诸实施前,就被迫辞职了,日政府希望以和谈方式,结束中国事变的想法,也很快地随着消失了。

  25。2 中国决心保卫武汉

  徐州会战结束之后,蒋介石随即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发出华军保卫武汉的指令。自从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之后,指挥华军作战的神经中枢。

  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就是设在武汉,支持国防与军火工业生产的设备,也设在此地。由外地输入,中国所急需的军火与民生物资,则是来从广东与新疆运送到武汉进行分配。武汉已经成为中国之战略与人心的抗日司令部。不过当时蒋介石却只剩下极其有限的资源,来进行武汉会战。因为中国的税收与工业精华地区,都已落在日军的手中,华军的精锐也在多场战争中,伤亡极大。补充征募的新兵,不但人数不足,体能与素质更差,也缺乏任何的军事训练,只是老百姓而已(很大的比例仍是文盲);军队急需之重武器装备更是只能选择性地补充而已(正规军若是没有这些武器,与民团的战斗能力,也就相差不远了)。新败的华军部队,经过七拼八凑的克难方第式,勉强凝聚的一些战力,又在徐州会战中,消耗了不少,因此面对着武汉会战,华军真得全靠民族主义的作战意识来撑住局面了。这时在国民政府的决策层面,一些首长已经有了希望与日本和谈的想法,但是蒋介石却抗拒这些压力,决心继续的诱敌深入,进行武汉会战。

  日军大本营在徐州会战中扑空,没有达到围歼华军主力的目标之后,很快的就作出两项深入中国作战的战略决定,一是汉口攻略,一是广东攻略。一九三八年的六月十五日,日本大本营在御前会议中,正式决定发动这两个作战。这代表日军终于要陷入中国的战略泥沼,当然也就代表着中国有更多的地方与更多的人民,要承受这场战争浩劫的杀伤与破坏。不过当时日军大本营却“盲目”的认为,只要日军攻占武汉与广东,中国“应该”就会向日本投降了。事实上,不只是日军,就连当时的德国军事顾问,对于华军能否有能力继续作战,也产生了疑问。因为在日本政府强大的压力之下,德国的希特勒政府终于决定,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停售军事装备给中国,并且要求所有的德国军事顾问在当年七月离华,这对于华军正面对武汉会战之重大关头而言,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过去华军作战的重装备,以及作战的布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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