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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俊�
“可以。”
“可是为了保险金杀掉老婆，或为了一时兴起杀掉婴儿，或是强暴一个女人……会强暴女人的男人比你想象的要多多了，你以为只有那些人格扭曲的人才干这档子事吗？其实我看有一半的人类，至少一半的男性都做得出来。”
“我知道。”我说，“以前在警官学校的时候，他们教我们说，强暴是一种对女性愤怒而导致的犯罪，和性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这几年来我再也不相信了，现在有一半的强暴案是一种机会犯罪，一种不用先带那个女人去吃晚餐就可以发生性行为的方法。你正在抢劫，或是偷窃，那儿刚好有一个你看得顺眼的女人，不上白不上。”
他点点头。“还有一次，”他说，“就像是昨天晚上，我们到河对岸的泽西城去，准备把一家住豪宅里的毒贩统统杀光。在我们进屋之前就知道要这么做了。”他喝了一口威士忌，然后叹道：“我一定会下地狱。他们自己也杀人，可是那不是借口对不对？”
“也许是，我不知道。”我说。
“不是的。”他放下酒杯，用手将酒瓶包住，但没有拿起来。“我用枪杀了那个男的，”他说，“我另一个同伴在找更多的现金，然后我听到从别的房间里传来哭叫声，走进去一看，其中一个小子正趴在那女人身上，女人裙子被掀起来，衣服也被撕得破破烂烂，她一面反抗一面尖叫。”
“‘给我滚开！’我对他吼道，他看着我就好像正在看一个疯子一样。她是个货色没错，他说反正我们要杀了她，为什么不在她完全没有利用价值之前先用用她？”
“那你怎么做？”
“我踹他。”他说，“一脚踹断了他三根肋骨，紧接着射穿了那女人眉心，因为我想她已经受够了，应该让她死得痛快些。然后我把那小子抓起来扔到墙上，他试着爬起来的时候，我又一拳打在他脸上。我真想杀了他，可是有人知道他替我做事，杀了他等于给自己留了一张名片。于是我把他带离现场，分给他应得的钱，要一个守口如瓶的医生替他接上断骨，然后让他卷铺盖走路。他是从费城来的，我叫他滚回去，不用再到纽约来混了，我确定他一定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反正她横竖要死，干嘛不先物尽其用一下？那为什么不把她的肝脏烤来吃，干嘛要浪费那个肉体？”
“这种想法倒不错。”
“奉主耶稣之名，我们最后不都得死吗？那为什么不互相残杀，想怎么血腥都可以？难道这就是世界运行的方式吗？”
“我不知道世界到底怎么运行的。”
“是啊，我也不知道，另外我也不知道你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办到只喝咖啡。我发誓自己绝对办不到。如果我没有这玩意儿——”
说着他又替自己斟满了酒。
后来我们又聊起黑人。他很少用黑人手下，我问他为什么。
“我承认现在有些黑人是不错，”他说，“那个我们在马佩斯见过的黑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钱斯。”
“我喜欢他。”他说，“可是你必须承认他和一般黑人比起来完全是另一种类型。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还是位专业人士。”
“你知不知道我是怎么认识他的？”
“我想是在他办公的地方吧？你该不会告诉我，你们是在拳击赛中认识的？”
“正是。不过是为了办正事，那是在钱斯还没搞艺术品买卖之前。当时他是个皮条客，手下有个妓女被一个疯子用印地安大砍刀宰了，他雇我去调査那件事。”
“那么他是个皮条客了。”
“不再是了，他现在是艺术品商人。”
“而且还是你的朋友。”
“而且还是我的朋友。”
“你对朋友的品味真是奇怪。有什么好笑的？”
“对朋友的品味很奇怪，我认识的一个警察也这么说过。”
“那又怎么样？”
“他是指你。”
“是吗？”他笑着说，“啊，这点很难争辩对不对？”
这样的晚上，一堆故事很容易就从我们的口中娓娓道出。在故事与故事之间也常常没有说话。他聊着他早已故世的父母，还有他死于越战的弟弟丹尼斯，还有另外两个哥哥，一个是律师兼房地产经纪人，住在怀特平原，另一个则在俄勒冈州的麦德福卖汽车。
“至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他是在卖汽车，”他说，“他曾一度想去当牧师，可是还不到一年就撑不下去了，‘我终于清楚自己有多么喜欢女人和漱口水了。’还不是有很多牧师两样都爱？他总是不停换工作。两年前他在俄勒冈卖普利茅斯车，‘这儿简直太棒了，米克，过来看看我吧。’我连一次也没去过。现在他好像又搬到别处去了，我想这可怜的混蛋到现在都还希望自己是个牧师，虽然早在多年前他就失去信心了。你能了解吗？”
“我了解。”
“你是不是在天主教家庭长大的？不是吧？”
“不是。我们家有人信天主教，有人信新教，可是没有谁真正信得很虔诚。我从小就不上教堂，况且也不知道该上哪个教堂，祖父母中还有人有犹太血统。”
“真的？那你应该有可能成为一个像罗森斯坦的律师才是。”接着米克继续星期四开了头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在马佩斯开钉书针拔除器装配厂的人。他欠了一屁股赌债，要米克放火烧了他的工厂好让他能领保险金。米克用的那个纵火者搞错了房子，错烧了工厂对面的房子。当米克告诉他铸下的大错时，那个纵火者坚称没有，只要第二天晚上再回去把该烧的房子烧掉就得了，而且还包括额外赠送的服务——烧第二间房子的费用由他支付。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已经遗忘多年的故事。“那时我是刚从警校毕业的新手，”我说，“被分配和一个叫文斯·马哈菲的老手同组，他在这一行已经干了少说有三十年，但从来没得过什么勋章，他也不想得。我从他那儿学到许多东西，甚至包括一些不该学的事情，比如说干净的贪钱和贪赃枉法的差别，前者你应该想尽办法，能搞多少就搞多少。他像只鱼似的喝酒、猪似的大吃，抽意大利小雪茄，他叫它们‘几内亚的臭味儿’。我以为只有黑手党的五大家族才有资格抽那玩意儿，文斯简直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有天晚上，我们接获一个家庭滋扰的检举，是邻居打的电话，地点在布鲁克林的公园坡地，那地方现在是一片高级住宅，但那时候还是一般的白人劳工阶级住宅区。”
“公寓在五楼，所以我们得爬楼梯。马哈菲中途停了好几次。最后我们俩终于站在那间公寓门口，然而门内却静悄悄的没任何动静。‘可恶。’文斯说，‘他可能已经把她给宰了，现在他一定又哭又叫，拽着自己头发，而我们得逮捕他归案。’
“可是我们按了门铃之后，那一男一女都来开门了。男的长得很高大，三十五岁，是个建筑工人，女的看起来像是自甘堕落的高中女生，他们听说邻居打电话抱怨都很吃惊。啊，他们太吵了吗？大概是电视机开太大声了，可是当时电视根本没开，整个房子静得像坟墓。马哈菲进一步问道，我们接获报案，有人听到大声争吵和打斗的声音。他们看看彼此然后说，他们本来在讨论一件事，后来演变成小口角，也许互相吼了几句，也许他在厨房的桌上捶了几拳，不过他们以后会注意，因为他们不想打扰任何人。
“那男人喝了点酒，但是不能说他喝醉了。他们两个人看起来都很镇定，也相当合作。我已经准备向他们道晚安以继续下一个任务，但是文斯对这种家庭滋扰事件相当有经验，他察觉情况不对劲。如果我没那么没有经验的话，应该也可以感觉出异状。因为如果他们不是有所隐瞒，一开始他们就会说哪有吵架、哪有问题，然后叫你去死。
“于是文斯开始东拉西扯拖延时间，我则糊里糊涂，暗想文斯这家伙到底怎么了，难道他在等男主人开瓶酒请我们喝吗？接下来，我们听见了一丝微弱的声音，像猫叫又不太像。‘呃，那没什么。’他们嗫嚅着。文斯一把推开他们，大步踏进屋里推开其中一扇房门，有个小女孩蜷缩在那儿。七岁的孩子，个头比实际年龄还小，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他妻子毫发无伤。这些家庭暴力的伤痕，统统落在小女孩身上。
“那个小女孩被她父亲打得遍体鳞伤，满身瘀青不说，她一只眼睛也睁不开了，手臂上还有烟烙的痕迹。‘是她自己摔的。’她妈妈一口咬定，‘他连碰都没碰她，是她自己摔伤的。’
“我们把一家三口带回警局，那一对父母被关在临时拘留所，紧接着再把小孩送去医院。送医之前，马哈菲借了一台照相机，带小女孩进一间空办公室里，把她内裤之外的衣物除去，照了十几张相片。‘我是个很差劲的摄影师，如果拍得够多的话，也许会有几张洗得出来。’
“我们得把那对父母放了，医院里的医生证实了我们早已知道的情况，那孩子身上的伤痕主要是由于殴打造成。可是丈夫信誓旦旦说不是他打的，妻子也在旁替他圆谎，而你又无法要一个七岁的孩子作证，那年头虐待儿童很少会被起诉。现在是好一点了，至少我这么认为，所以说，除了把那对父母放了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你一定很想宰了那个混帐王八蛋吧。”米克说。
“我很想把他关起来。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人在做了那种事之后还能逍遥法外。马哈菲说常常都是这样，像这种案子很难诉诸法庭，除非那个孩子死了。可是有时候甚至这样都无人闻问，我问他，那你干嘛还要拍相片存证？他拍拍我的肩膀说，那些相片的用处可大着呢。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接下来的那礼拜过了一半，有一天，我们坐在车里，他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去兜兜风吧，到曼哈顿去。’我不知道他要带我去哪儿。车子来到十八街附近的第三大道，有一片建筑工地，原来的小房子被拆掉然后重新盖大楼。‘我找到他喝酒的地方了。’马哈菲说。我们走进一家餐饮店，忘了是叫卡尼还卡蒂，反正早已不存在了。里头坐满了脚穿工作靴、头带硬头盔的建筑工人。有的在休息，有的已经收工了，正轻松地打台球喝啤酒。
“我们两人都穿着制服，一走进去，店里忽然变得鸦雀无声。那个殴打女童的父亲正跟他一群哥儿们坐在吧台前。好笑的是，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你为什么要记得他名字？都过了那么久了。”
“这种印象深刻的事应该记得的，马哈菲大摇大摆地走过去，来到一帮大汉面前，问他们认不认识那家伙。‘你们认为他这个人怎么样？还算是个不错的人吗？’那些大汉们都答道那当然喽，他是个好人。不然他们还会说什么？
“接着马哈菲从蓝衬衫里摸出了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了他为那孩子拍的相片，相片放大到八乘十寸，照得还不错。‘喏，这就可看出他是怎么对待自己的骨肉的，好好看看，这个混帐家伙是怎么对付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小孩的。’他传阅相片，等大家全看过之后，他说：‘我们是警察，却没有办法把这个混蛋送进监牢，我们连一根手指都碰不了他。可是呢，’他说，他们不是警察，我们走出这扇门之后，他们觉得该怎么做我们都管不了。‘而我知道，你们是美国的好公民、好工人，应该会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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