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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遭遇严重的诚信危机
郑元芳高校管理有很深的学问，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它更具挑战性。国外大学的行政人员不多，但个个都是精英。大学应该有一支一流的管理干部队伍。在这方面，我们更应该加大改革的力度。
熊丙奇据说，你上任后，给应聘副院长的人提出要求，一周五天，每天在行政岗位上工作八小时，你只考核他把学院管理得怎么样，至于科研搞得如何，你不进行考核。
郑元芳大致如此。我没有限定每天一定要做八小时管理，只要他把管理工作做好了，利用一些时间搞科研，也是允许的。事实上，我还鼓励他搞一些科研。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我们不会考核他科研做得如何。我们会对每个岗位的职责进行科学与完整的描述，与岗位职责无关的业绩，不在我们考察的范围内。
熊丙奇面对这样的要求，应聘的人多吗？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些人把在学校里担任行政职务，作为获取更多资源的一条途径，你用什么办法来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
郑元芳应聘的人很多。用几年时间全心做管理，没有什么不好，这是一种宝贵的经历。你做得很好，今后可以做院长、副校长，甚至校长，成为教育管理专家，或者三年以后你可以重新去做教授。如果由于做副院长，影响了科研，这是你自己的事。归根到底，这是一种选择，你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至于资源的调配，拥有一定的行政岗位，肯定拥有一定的资源调配权，但是我们要有规定来避免可能的“利益冲突”，就是你绝对不能动用学院的资源来做自己的科研，利用自己的职权谋取自己的利益，无论通过怎样的形式都不行。我可以很自豪地告诉你，在美国担任十一年系主任期间，我没有花系里的一分钱用于我自己的课题研究。
作者补记我们的很多措施，显得很“人性化”，比如，对于身在管理位置的领导干部，要考虑他们今后从领导位置退下来的“退路”，因为他们可能因为繁忙的管理事务，而影响了自己的业务能力。这种周到的安排，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多吃多占”，突出“强势群体”，强调“特权利益”，而非公正平等的。谁又主动为普通老师设计过他们的出路和未来呢？
原因16：遭遇严重的诚信危机
我们要用盲审的机制来保证博士生的质量。可事实是，博士生的质量并没有因为盲审而有丝毫提高。
博士和博导，成为今日大学校园中最倒霉的“群体”，老是成为大众茶余饭后嘲笑的对象。
今天做博士，不可谓不苦……
成家立业的年龄，每个月只有可怜的300元左右的国家补贴。跟着老板做课题，跟对人了，一个月还有几百元收入，没跟对人，可能分文未得。要么跟家里讨钱（这个年龄有点羞人），要么只有去打工赚钱。
经济困境自然带来心理压力，早一点毕业出去工作，顺理成章地成为博士们努力的目标。可是，导师没有好的课题，做学问也不是想做就能做出来，三年博士学习，还包括一年必修课安排，剩下两年，要完成十万字的有价值的论文，要发表若干篇核心期刊或国际杂志论文，这种折磨，不把博士弄得目光呆滞才怪。
今天做博导，不可谓不窝囊……
最大的窝囊，是不能拍胸脯“我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眼睁睁地看着学生的学位论文被送出去让别人把关，摆明了就是对你不信任。
其次的窝囊，是学生不领自己的情，带的学生多了，本以为桃李更快满天下，却发现没有一个感情是深的，还不如以前三年带两个强。而且，要求严格了，学生不能按期毕业，有的学生会觉得不通情理，而周围的眼光分明在说：“这家伙带学生的水平不行。”
还有的窝囊，是“博导”这个头衔，广受非议，可是自己必须守着这个头衔，于是即便没有课题经费也得硬着头皮招收学生，因为如果连续几年没有招生的话，不但自己的资格受到挑战，而且博士点的生存也会出问题。
对话观点：
（美国）教授十分看重自己的学术声誉、学术道德，他们有很高的学术伦理标准，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而且这种约束力涉及的面很广。
在国外念博士，几乎没有自己出去打工挣钱的，一般都有资助，而且日子过得还不错。因为没有生存的压力，所以他们能集中精力做学术研究，完成导师布置的研究任务。
教师群体的道德水准，也可以说是社会道德水准的缩影，要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这是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对话人：郑元芳
熊丙奇关于教授的学术道德和学术声誉，我想先问你两个问题：美国大学授予博士学位时，要求把博士学位论文送给其他专家盲审吗？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会是怎样构成的？
郑元芳美国大学不要求把博士学位论文送给其他专家盲审。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一般由三人组成，一个是导师自己，另外两个是导师和学生一起请的教授，个别教授也可以是从外校请来的。学校研究生院也会派一个人参加，但一般不作学术评价，只是对整个过程的公平、公正以及按规定高质量执行进行监督。要通过答辩，必须四人一致同意才行。
第38节：博士生的质量
熊丙奇这能保证博士生的质量吗？会不会存在有人送人情将博士学位授予某个人的情况？
郑元芳不能绝对排除这种情况。但是，我可以十分肯定地告诉你，这种情况很少会发生。虽然参加答辩的专家几乎都是熟人，但是他们会坚持用很高的标准来要求学生。有两方面因素决定了这一点。一是国外大学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成熟的系统，每个教授本身的质量以及对学术的要求都很高，他们都经历了强度很大、要求很高的研究过程，可以说，首先是教授的质量对研究生培养的质量有了一个基本保证，如果导师很差，很难想像，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会很高。二是教授十分看重自己的学术声誉、学术道德，他们有很高的学术伦理标准，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而且这种约束力涉及的面很广。在做学术研究时，他们往往十分追求工作的创意、文章的严谨，不但要求独创性，还追求高质量，研究工作深入细致，经得起重复性考验。在待人方面，他们可谓真正做到“对事不对人”，好朋友之间可以有不同甚至完全背离的观点，这不会影响友情，而对于没有友情的人，他会毫无保留地支持他赞同的观点。
熊丙奇如果博士生没有通过答辩获得学位，他会记恨导师吗？
郑元芳在这种伦理道德氛围中，学生不会因为没有通过答辩而埋怨老师（当然也有个别特例），他只会反思自己哪里还做得不好。导师其实希望每个获得学位的学生都很强，取得相对比较显著的科研成果，得到社会认可，而不希望一个学生勉勉强强毕业，这其实对学生无益。正因为如此，有不少人在念博士时，就取得了十分优秀的成果，甚至博士论文最终获得诺贝尔奖的例子也不鲜见，《美丽心灵》的主人翁原形纳什，就是一个例子。
熊丙奇国内读博士很辛苦，面临很大的生活压力，所以学生都希望能早一点拿到学位。美国大学是不是也有不少博士生渴求早日拿到博士学位的情况？
郑元芳在美国，拿博士学位，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一直在学校里念博士，七八年才拿到博士学位的，也不是不正常。在国外念博士，几乎没有自己出去打工挣钱的，一般都有资助，而且日子过得还不错。我认识一对中国夫妇，他们都在美国大学读博士，俩人一个月的奖学金有3500多美元，这足够过比较好的生活了。因为没有生存的压力，所以他们能集中精力做学术研究，完成导师布置的研究任务。
作者补记研究生必须在一流的研究氛围中才能得到成长。没有乐于奉献、勇于拼搏的一流学生，也就成就不了一流大学。杨福家院士在海南中国科学学术年会上讲到（《杨福家、杨振宁：我们要有怎样的一流大学？》，赵亚辉、贺广华，人民网，2004年11月22日。），世界上的一流大学，之所以称为一流，除了有大师外，最重要的是有一批从世界范围挑来的、风华正茂、思想敏锐的优秀博士生。他们在充满好奇与激情、充分发挥民主的欢乐集体中，沉醉于科学前沿的难题林海中，日夜奋斗。人类社会很多重要研究成果都是在科学家们年轻时获得的，比如说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为美国三位科学家所得：加州大学圣达巴勃拉分校的葛洛斯、加州理工学院的普利泽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威塞克。获奖的依据是1973年发表的两篇论文，其中一篇由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助理教授（相当于我国的讲师）的32岁的葛洛斯和他的博士生、22岁的威塞克所写，另一篇为当时在哈佛大学做研究生的24岁的普利泽所写。至今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最年轻的纪录保持者是英国的小布拉格，在1915年获奖时仅25岁，当时他是剑桥大学的学生。
熊丙奇相比之下，国内博士生确实要艰难得多。据了解，有的博士读书期间还在兼职打工。
郑元芳念博士期间去兼职打工，很难集中精力做高水平的研究。
熊丙奇对国内的高校，有一种比较分析，说的是内地的高校，学校周边的商业气氛不浓，社会提供的机会相对较少，因此校园里的学术气氛还稍微浓厚一些。而沿海一带的高校，处于市场经济的包围之中，校园越来越商业化。按理说，美国的商业气氛相当浓厚，机会也很多，那美国的大学怎样保证学术氛围呢？大学教授怎样抵挡诱惑呢？
郑元芳我想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第一流大学对教授提出高标准的要求，你很难有时间去从事额外的兼职工作。二是教授的待遇本身就具有诱惑力。美国的4口之家，中等收入为5万多美金；而一个大学教授，哪怕就是一般的教授，他的收入大约也在7万美金到11万美金之间，换句话说，一个大学教授的收入可以养活8口之家，而且过的是中等生活。事实上，在美国，中等生活也是比较舒适的生活了。三是教授本人对工作有很高的追求，他们都希望自己在这一领域做到卓越，这是一种精神氛围。
第39节：课堂学不到东西
熊丙奇很显然，国内教授的收入待遇难以与美国大学教授相比。这也被认为是难以保证教授队伍质量，让教授所有精力都投入教学科研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也有人指出，有生存才有发展，“仓廪实则知礼节”，目前大学资源还不充足，我们不可能向教授提出高标准，尤其是高的伦理标准。
郑元芳办教育确实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我所在的俄亥俄州立大学每年的总经费达到24亿美金，其中，约9亿美金来自学费和州政府的投入，其余的则来自教授的科研经费、学校向社会提供的服务收费，以及社会捐赠。从目前情况看，要大幅度提高国内教授的收入，让他们做到一个人的收入可以让4口之家过上像美国一样舒适的生活，还不现实。但国内大学教授的工资待遇正在不断提高并达到了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我认为现在的水平已具备了高的伦理标准的基础。
熊丙奇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由于工资待遇不高，有的教授可能会去兼职，而由于兼职，可能敷衍教学，培养研究生不认真，科研质量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