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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母亲还健在。福尔摩斯先生，在父亲刚死不久，她就重新结婚了，而且男的比她几乎年轻十五岁，这使我很不高兴。我父亲是在托特纳姆法院路做管子生意的。他遗留下来一个相当大的企业，这个企业由母亲和工头哈迪先生继续经营。可是，温迪班克先生一来就迫使母亲出卖了这个企业，因为他是个推销酒的旅行推销员，地位很优越。他们出卖商誉连同利息，共得四千七百英镑。假如父亲还活着，他得到的钱数会比这个多得多。”
我本以为福尔摩斯对于这样杂乱无章和没头没脑的叙述会感到厌烦，岂知相反，他却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他问道：“你自己这一点儿收入是从这个企业里得来的吗？”
“啊，先生，不是。那是一笔另外的收入，是在奥克兰的奈德伯父遗留给我的。是新西兰股票，利率是四分五厘。股票金额是二千五百英镑，但是我只能动用利息。”
福尔摩斯说：“我对你说的深感兴趣。你既然每年提用一百英镑那样一笔巨款，加上你工作所挣的钱，不成问题你可以旅行，过着舒适的生活。我相信，一位独身的女士大约有六十英镑的收入就可以生活得很好了。”
“哪怕比这个数目小得多，福尔摩斯先生，我也能过得很好。不过，您可以想见，只要我住在家里，就不愿意成为他们的负担，所以当我同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用我的钱，当然，这只不过是暂时的。温迪班克先生每季度把我的利息提出来交给母亲，我觉得我光用打字所挣的那点钱就能过得很好。每打一张挣两便士，一天往往能打十五到二十张。”
福尔摩斯说：“你已经把你的情况对我说清楚了。这位是我的朋友华生大夫，在他面前可以同在我面前一样，谈话不必拘束。请你把同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关系全部告诉我们吧。”
萨瑟兰小姐的脸上泛起了红晕，紧张不安地用手抚弄短外衣的镶边。她说：“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煤气装修工的舞会上。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们总要送票给他。此后，他们还记得我们，把票送给我母亲。温迪班克先生不愿意我们赴舞会。他从来不愿意我们到任何地方去。甚至我想去教堂做礼拜，他也会很生气的。可是这一次我下定决心前往。我就是要去，他有什么权利阻止我去呢？他说，父亲的所有朋友都会在那里，我们结识那些人不合适。他还说，我没有合适的衣服穿。而我的那件紫色长毛绒衣服，几乎还从来没有从柜子里取出来穿过。最后，他没有别的办法，为了公司的公事而到法国去了。母亲和我两个人，就随同从前当过我们工头的哈迪先生一起去了。正是在那里我遇到霍斯默·安吉尔先生。”
福尔摩斯说：“我想，温迪班克先生从法国回来后，对你去过舞会的事一定很恼火。”
“啊，可是他的态度倒很不错。我记得他笑笑，耸耸肩膀，还说不让女人做她愿意做的事是没有用的，她总是爱干什么就会干什么。”
“我明白了。我想你是在煤气装修工舞会上遇见一位叫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
“先生，是的。那天晚上我遇见了他。第二天他来访，问我们是否都平安无事地回到家里。在此以后，我们会见过他……福尔摩斯先生，我是说，我同他一起散过两次步，但是此后我父亲又回来了，而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就不能再到我家来了。”
“不能吗？”
“对啊，您知道我父亲不喜欢那样的事情。要是办得到，他总是极力不让任何客人来访，他总是说，女人家应当安于同自己家里的人在一起。不过我却常常对母亲说，一个女人首先要有她自己的小圈子，而我自己还没有。”
“那么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又怎么样了呢？他没有设法来看你吗？”
“嗳，父亲一星期内又要去法国了，霍斯默来信说，在他走之前最好彼此不要见面，这样更保险。在这期间我们可以通信，而且他总是每天都有信来。我一早就把信收进来了，没有必要让父亲知道。”
“你这时候和那位先生订婚了没有？”
“啊，是订了婚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在第一次散步后就订了婚。霍斯默·安吉尔先生……是莱登霍尔街一家办公室的出纳员，而且……”
“什么办公室？”
“福尔摩斯先生，最大的毛病就出在这里，我不知道。”
“那么，他住在哪里呢？”
“就住在办公室。”
“你竟不知道他的地址？”
“不知道……只知道莱登霍尔街。”
“那么，你的信寄到哪里呢？”
“寄到莱登霍尔街邮局，留待本人领取。他说，如果寄到办公室去，其他办事员都会嘲笑他和女人通信。因此，我提出用打字机把信打出来，象他所做的那样，但是他又不肯，因为他说，我亲笔写的信就象同我直接往来，而打字的信，总觉着我们俩中间隔着一部机器似的。福尔摩斯先生，这正好表明他多么喜欢我，哪怕一些小事情他也想得很周到。”
福尔摩斯说：“这最能说明问题了。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小事情是最重要不过的了。你还记得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其他小事情吗？”
“福尔摩斯先生，他是一个非常腼腆的人。他宁可同我在晚上散步，也不愿在白天散步，因为他说他很不愿意受人注意。他举止文雅，态度悠闲，甚至说话的声音都是柔和的。他告诉我，他幼年时患过扁桃腺炎和颈腺肿大，以后嗓子一直不大好，说起话来含含糊糊、细声细气。他对衣着总是很讲究，十分整洁素雅，但是他的视力不好，同我一样，所以戴上浅色眼镜，遮挡眩目的亮光。”
“好，你继父温迪班克先生再去法国以后又怎样呢？”
“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又来我家里，并且提议，我们在父亲回来前就结婚。他非常认真，要我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永远忠实于他。母亲说，他要我发誓是十分对的，这是他的热情的表示。母亲从一开始就对他大有好感，甚至比我更喜欢他。这样，当他们谈论要在一星期内举行婚礼时，我就提起父亲来。但是他们两人都说，不用担心父亲，只要事后告诉他一声就可以了。母亲还说，她会把这件事同父亲谈妥的。福尔摩斯先生，我并不喜欢这样一种做法。由于他不过比我大几岁，却一定要得到他的允许，说来未免可笑，但是我不想偷偷摸摸干任何事情，所以我写封信给父亲，寄往公司驻法国办事处所在地波尔多，但是就在我结婚那天早晨，这封信退回来了。”
“那么，他没有收到这封信？”
“是的，先生；因为这封信寄到时，他刚好已经动身回英国来了。”
“哈哈！那才不巧呢。那么，你的婚礼是安排在星期五。是预定在教堂举行的吗？”
“是的，先生，但是静悄悄的，一点也不张扬。我们决定在皇家十字路口的圣救世主教堂举行婚礼。婚礼后到圣潘克拉饭店进早餐。霍斯默乘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来接我们。但是我们是两个人，他就让我们两个登上这辆马车，当时街上刚巧有另外一辆四轮马车，他自己就坐上那一辆马车。我们先到教堂，四轮马车随后到达时，我们等待他下车，却没有见他走出车厢来。当马车夫从赶车的座位上下来，看看人已经是无影无踪、不翼而飞了！车夫说他没法想象人到哪里去了，因为他亲眼目睹他坐进车厢的。福尔摩斯先生，那是上星期五，从此以后，我就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福尔摩斯说：“看来这样对待你，是对你的极大侮辱。”
“啊，不，不，先生。他对我太好了，太体贴了，不会这样离开我的。您瞧，他一早就对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忠于他；哪怕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而把我们分开，我也永远要记住我对他已经有了誓约，他迟早会有一天要求我实践这誓约的。在结婚当天早晨，说这样的话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这是有含义的了。”
“可以十分肯定这是有含义的。那么，你本人也认为他遇到了出乎意料的飞来横祸？”
“可不是吗，先生。我相信他预见到某些危险，否则他不会讲这样的话。之后，我想他所预见的事终于发生了。”
“不过，你没有想过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吗？”
“没有。”
“还有一个问题。你母亲是怎样对待这件事的呢？”
“她很生气，并且对我说，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还有你父亲呢？你告诉他了吗？”
“告诉了，他似乎同我想法一样，是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将会重新得到霍斯默的消息的。照他的说法，把我带到教堂门口就丢了，不管对任何人来说会有什么好处呢？好，如果他借了我的钱，或者同我结了婚而我把财产转让给他，也许有点理由可说，但是霍斯默在钱这个问题上是完全不依赖他人的，对我的钱，哪怕是一个先令，也是从来不屑一顾的。既然如此，还会发生什么事呢？为什么连信也不写一封呢？唉，想起来真把我逼得半疯半癫、通宵不能合眼。"；她从皮手笼里抽出一块手帕，蒙着脸开始痛哭起来。
福尔摩斯边站起来边说道：“我要为你办这件案子，我们一定会得到结果的，这点毫无疑问。现在让我来挑起这副担子吧，你就用不着再操心了。尤其重要的是，让霍斯默先生从你的记忆中消失吧，就象他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了一样。”
“那么，您想我不会再见到他了吗？”
“恐怕不会了。”
“那么，他出了什么事呢？”
“你把这个问题交给我好了。我愿意得到关于这个人的准确的描述，还要你现在保留的他的信件。”
她说：“我在上星期六的《纪事报》上登过寻找他的广告。这就是这条广告，这里还有他的四封来信。”
“谢谢你。你的通信地址呢？”
“坎伯韦尔区，里昂街３１号。”
“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过安吉尔先生的地址，那么，你父亲的工作地点在哪里呢？”
“他是芬丘奇特的法国红葡萄酒大进口商韦斯特豪斯·马班克商行的旅行推销员。”
“谢谢你。你已经把情况说得很清楚。请你把这些文件留下来，记住我给你的劝告。这整个事件就这样了结了，不要让它影响你的生活。”
“福尔摩斯先生，你对我太好了，可是这个我做不到。我要忠实于霍斯默。他一回来我就要和他结婚。”
我们的客人，尽管戴着一顶可笑的帽子，显得茫然若失。但是她那纯仆的忠诚之心带有一种高尚的情操，使我们不得不肃然起敬。她把一小束文件放在桌上就离开了，答应需要她的时候，当即再来。
福尔摩斯沉默了几分钟，他的手指尖仍然顶着手指尖，两腿向前伸展，眼睛朝上盯着天花板。然后，他从架子上取下使用年久、满是油腻的陶制烟斗，这烟斗对他好象是一个顾问。点燃烟丝以后，他朝后靠在椅子上，那浓浓的蓝色烟雾袅袅萦绕，脸上现出无限沉思的神情。
他说：“那个姑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对象。我发现她本人比她小小的问题更有意思。顺便说一下，她的问题不过是一个很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