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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1年冬天到2002年夏天，我一直在卡佳面前，扮演成时间旅行者格奥尔基。我的表演很成功，每个周末，我都会陪伴她两个小时，帮她阅读书架上她最爱的书，跟她说说我杜撰的世界新闻，比如美帝国主义行将崩溃，古巴和朝鲜人民过着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偶尔也带她到复兴公园里走走，让她回忆起莫斯科的公园和森林。
有一天，还是在思南路的顶层大屋，当我为卡佳胡诌穿越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遇见丹东和路易十六时，听到了敲门声。
平常除了我，不会有任何人来敲她的门。是我替她开门的，外面是个老头，估计有七十岁了。他报出了卡佳的真实姓名，问这是她家吗。
是的。
太好了，你妈妈在家吗？当他摘下眼镜，我才明白，他把我当做了卡佳的儿子。不过，我妈妈可比卡佳年轻二十岁呢。
是谁啊？卡佳出现在了门后。
他看着她，一句都没有说。
她也看着他，皱起眉头，咬着嘴唇。
卡佳？
令人意外，他说出这个名字。
你是谁？
卡佳问他。老头的眼角抽动，强忍着不在我面前失态，轻声回答，格奥尔基。
瞬间，我明白了什么，把门口的灯都打开，想看清楚老头的脸，发现他很像一个人——我。
不，是我很像他，眼前的这个老头，仿佛四十年后的我。
他就是格奥尔基？1958年，在莫斯科，卡佳深深喜欢过的男子，在巴黎公社发动机厂实习的中国电工。
但我很紧张，慌张地躲藏到墙角，注视着卡佳的表情，她看出来了吗？
卡佳依旧沉默不语，盯着老头的脸盘，反反复复，看了又看，就差拿出放大镜了。
老头站在门口问，卡佳，你还好吗？
卡佳不响。
他接着说，1958年，你离开了莫斯科，我一直很想再见到你。
两年后，中苏关系恶化，他才卷铺盖回国。那时候，我们国家紧缺技术工人，因为在苏联的发动机工厂工作过，他被调去了军工系统。在西北沙漠的深处，生产第一代弹道导弹。这是一项绝密工程，仅次于原子弹，所有人都不能与外界来往，家里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也联系不到卡佳。后来他成了工程师，成为我国导弹事业的功臣。他在西北基地结婚，生了一对儿女，一直干到光荣退休。去年，他的妻子过世，儿女也结婚了，他自由了。于是，老头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这里。
他是格奥尔基，而我是格奥尔鬼，很抱歉。
我怯生生地看着卡佳，准备悄悄溜号，让他们两个人独处，毕竟已互相寻找了四十多年。
但，卡佳却摇头说，我不认识你。
她说的那么冰冷而决绝，让人望而生畏无法抗拒。
卡佳，不要这样对我，不要……
老头才说了半句话，卡佳就赶他走了，大声叫喊起来：你是个冒牌货！真正的格奥尔基在这里——她用手指着我的鼻子。
你说什么？这个年轻人是我？
请不要再来骚扰我了，不然我打电话报警！
话音未落，卡佳已强行关上了房门。
而我不知道说什么，她一个人缩在沙发里，随意地翻着几本书，连眼镜都没戴上，想是一个字都没有读进去。我走到窗边，看到楼下的老头仍然徘徊，不断抬头仰望这扇窗户。
第一次，我觉得卡佳不但刻薄，而且残忍。
再见，我要回1959年的莫斯科去了。
告别卡佳，我冲到思南路，看着那个四十多年后的我。我那架势像是要打人，但他并不害怕，挺直胸膛看着我。我羞涩地说，对不起，她的记忆出了些问题。
你是谁？
我是你。
嗯，看到你很亲切，真的很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是冒牌货，你才是正版，我向你道歉。
老头从兜里掏出个信封，里面装着一根女人的头发丝，说这是在1958年的莫斯科，她最后送给他的东西。
你要我拿上去再跟她说说吗？也许，她会想起来的。
哎，不必啦，谢谢你。
谢我什么？
老头摇摇头，不声不响，离开了。
我想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这年十二月，我的工作调动了，因为写作引起领导关注，我被调离基层的邮政局，来到四川北路的邮政总局，在机关里编写邮政史和企业年鉴。
对于卡佳来说，来自1959年的莫斯科的格奥尔基，突然在时间隧道中消失了。
也许，这对于老太太来说很残忍，但我不能再继续伪装下去了。
隔了半年，进入盛夏时节，漫长的“非典”灾难消退，我才再去看望她。我会直截了当告诉她，我不是她的格奥尔基。
但家里没有人。我到处找她都没有消息，邻居说她失踪三天了，许多老年人就是这样走失的。我有个表哥叫叶萧，是个很厉害的警官。通过他的帮忙，我查到卡佳的身份证被人使用过，购买了上海飞兰州的机票，刚入住当地一家宾馆。难道有人盗窃了她的身份证？还是更可怕的事？叶萧帮我询问兰州警方，确认入住宾馆的就是老太太本人。
我打电话到宾馆房间，恰好她接起电话，告诉我，他死了。
谁？
格奥尔基。
我的脑中掠过那张四十多年后自己的脸。
原来，卡佳是去参加葬礼的。
我去找她，也买了张飞机票去兰州。参加追悼会的有老头的子女，已是儿孙绕膝，还有军工企业的领导，多年的老同事们。但没有人认识卡佳，她独自穿着黑纱，站在一堆花圈外面。西北风吹湿了她的眼睛，遗体被推去火化时，卡佳远望着他窃窃细语——你知道吗，我找你找了多久，我找你找了多久。
她又用俄语说了一遍。
再见，格奥尔基。
一年前，当七十岁的他，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卡佳就已明白，她的格奥尔基回来了。老头说的都没错。但，那个真正住在她心里头的，是在莫斯科河冰面上跟苏联人打架的年轻的中国人，而不是白发苍苍的老头子。二十多岁与六十多岁的格奥尔基，对她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此时此刻，怎及得上彼时彼刻？年华这东西，就像人死不得复活，满头白发不可能恢复三千青丝。她心里透亮得很，我们都回不去了，不如，还是让这老头子，别再折腾，好好过日子吧……
所以，卡佳的记忆并没有错乱，精心伪装的人不是我，而是她！
她只是为了让自己相信，格奥尔基当年所说的时间旅行，是真实发生过的，他一定会穿越时空来找她，索性将计就计演了一场戏。
是我被她骗了，我才是个傻瓜呢。
其实，当我假扮成格奥尔基的时候，她只要跟我说两句俄语，就必然会露出马脚……但她自始至终跟我说中国话，尽量避免任何俄语单词，哪怕是个地名和人名，除非达斯维达尼亚或达瓦里希。对啊，当我们说到往事，凡是我无法圆谎之时，她都会主动扯开话题，让我避免尴尬露馅。
我护送卡佳飞回上海。在祖国的蓝天上，老太太向我承认，当她刚认识我，第一次在我面前发心脏病，让我给她拿药吃硝酸甘油片，竟然也是假装的。那也不是硝酸甘油片，而是糖片。
她只是始终在等一个人，等头发乌黑的年轻电工，等他沉默时的眼角，等他最美的时光。他俩唯一共同拥有的，只有记忆。但我没有，或者说，我没有她最美的时光的记忆。
我以为她会哭，但没有一滴眼泪。卡佳应该荣封奥斯卡影后，同时拿下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奖，难怪是莫斯科电影学院的。
说实话，我应该对她有所怨恨，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我却怨恨不起来。
但我没有再去看过她。
时间，却像翻书一样快啊，刷刷刷过去了十多年。我早就从邮政系统辞职，自己开了家文化公司。我依然保持每天都写小说的状态，虽然比不过网文大神们，但旺盛的写作欲望从未变过。而在我的书架上，还有当年卡佳送的书。
唯一小小的遗憾是，我还没去过莫斯科，尽管我的书在那里翻译出版过。如果我有机会去莫斯科，我会去一个地址——卡佳的明信片里所写的，每个星期都要投递到那里，收件人的名字叫格奥尔基。
2014年，初秋的一夜，乌鲁木齐的地下通道，听完流浪歌手的吉他弹唱。我忽然，很想给一个人打电话。
但我没打通她家的电话，也许是搬家了，换号了，还是那栋老洋房被拆迁了？
回到上海，我才听说——卡佳死了，在一个礼拜前，享年七十九岁。
我回来晚了，没能送她最后一程，已被火葬场烧了。整理遗物过程中，我发现一个白色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打开只有一根头发，银白色细细的长发——这是她最后的希望，如果我能还能找到1958年以前的她的话。
信封底下压着一张VCD：《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十多年前我从大自鸣钟盗版碟市场为她买的。人去楼空的顶层大屋，我独自陷落在卡佳的沙发中，打开VCD和电视机重新看了一遍。两个多小时后，电影临近尾声，女主角卡佳微笑着眼含泪水，对着昵称为果沙的格奥尔基，反复说了两遍“我找你找了多久啊”。
我找你找了多久啊。亲爱的，卡佳。
我闭上眼睛，仿佛回到二十岁。能在那个年纪，遇见卡佳，是我一生莫大的幸运。
卡佳去世的一周年忌日，我回到思南路上，那栋洋楼的顶层早已换了主人。我把车停在路边，独自在梧桐树下漫步。阿娘面馆早已搬到对面，我常给卡佳买东西的烟纸店变成了房产中介，只有我上过班的邮局没变。如果她还活着的话，我想带她去国泰电影院，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又快公映了。
忽然，从卡佳住过的小花园里，有个男人像风一样冲出来，正巧撞在我身上。
他大概二十多岁的年纪，很客气地向我说对不起。我发现他长得跟我很像，简直像失散多年的同胞弟弟。他穿着土得掉渣的工装服，皮鞋也是那种土黄色的老货，发型像从博物馆里出来的。他小心地张望四周，向我问道，今年是哪一年？
2015年，公元后，我很耐心地回答。
他掐着手指算了算，嘴里念念有词。糟糕，时间又算错了，这么说来，她已经八十岁了？
我问他，你找谁？
请问你住在这里吗？是否认得一个女——是老太太，她叫……
万事并非与生俱有
莫斯科不是一天建成
她被烧毁过很多次
她在废墟中长大
树木向天空伸展
因为它们相信天空
而天空相信热情
相信这善意的大地
阿列克桑德拉 阿列克桑德拉
什么在我们面前飘动
这是岑柳在马路边
用华尔兹的舞姿播撒着种子
岑柳用它树木的婆娑
谱成动听的维也纳圆舞曲
它们将破土而出 阿列克桑德拉
呼吸莫斯科的空气
花楸树装点着莫斯科
橡树绅士般站立
还有排排的岑柳茁壮地成长
莫斯科期盼着被树荫覆盖
莫斯科会让每棵小树
都有生长的地方
——电影《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