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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智、干练、书生气多于官僚气，这些只是那兰喜欢和巴渝生打交道的部分原因。那兰微笑说：“巴老师的重案组作业，我哪敢偷懒。还有几个问题要请教呢。”巴渝生是那兰本科毕业课题的辅导老师之一，那兰每次见他，仍以“巴老师”称呼。
不知为什么，巴渝生今日的脸色似乎比往日凝重了许多，甚至将忧心忡忡直接布在了脸上。他点头说：“好，先去见见他，有问题你可以慢慢问我。”
两人在重症监护病区的一间病房外停下。重症监护病区虽然承载着生命力最衰弱的一部分病人，但和住院大楼其他部分的设计一致，整个环境保持了温暖开朗的色调，柔和的天蓝色墙纸，清幽素雅的山水画，自然明亮但不晃眼的光线调节。
隔着玻璃窗，巴渝生说：“就是他，中间那张床。”
一位形容枯槁的老人，一张惨白的病床，一根纤细的双鼻吸氧管像是维系生命的最后一根线。
那兰轻声说：“这乍一看，基本上回答了我的第一个问题。”
“哦？”
“我本来想更确切地了解他病重的程度和保外就医的资格；仅我这双凡人肉眼看起来，他真的好像病入膏肓。”那兰说。
巴渝生说：“脑肿瘤、严重冠心病、阻塞性肺气肿、帕金森氏症、糖尿病，应有尽有……”
“还有高度的精神分裂。”
“没错，在你面前，我班门不敢弄斧，差点儿忘了这条。如此多的严重疾病，保外就医是最基本的人权和人道……”
“即便他是强奸犯，而且杀人未遂！”那兰盯着老人露在被单外、比筷子粗不了多少的前臂，呼吸竟开始有些急促，“法律上对重刑犯的保外就医好像严格很多。”
巴渝生木然点头：“但他的病情太重，监狱系统的医院无能为力，他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为了谨慎起见，我们还是得到法院批准，对他适当监控。从他的健康状况看，造成更大危害的可能并不大，接触过的医生都认为，他的存活日屈指可数。”
“他病成这样，却有闲心要找我聊天？”那兰说话很少带这样的嘲讽，尤其在巴渝生面前。但今天，不知是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古怪磁场，她的自控力正经受着巨大的挑战。或许，病床上的保释犯就是异常的根源。
“非你不可。”
“而且，和‘血巾断指案’有关？”那兰突然觉得，说出“血巾断指案”这听上去很狗血可笑的五个字，也需要相当坚强。
巴渝生迟疑地点头：“至少……他这样宣称。”
第三章 血巾断指案
病床上的老者，一个精神高度分裂的强奸犯，点名要见那兰，说是要揭示一个势必震惊全江京、甚至全国的罪案谜底。
这谜底，一定会成为转发次数最多的一条微博。
血巾断指案的谜底。
过去三十年里，江京发生了一系列女性失踪案，每起案件间隔一两年或者数年，迄今为止，至少有十位女性成为该案的受害者——像江京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千万，失踪并非罕见，但这一系列失踪案有个共同的特点令它与众不同。
一个致命的特点。
1980年阳春的一天，一位普通的机关干部心急如焚地等待着，希望失踪了一周的妹妹倪凤英奇迹般出现。出现的是邮递员的自行车，和一件小小的包裹。包裹上没有来信人的地址，里面是一只纸盒。纸盒里是一条洁白的手绢，手绢的一角是倪凤英自己绣上去的名字。
手绢的正中是一抹殷红。
揭开手绢，下面是一截惨白的手指！
不久，公安部门证实，手绢上正是倪凤英的血迹。手指，是倪凤英的手指。
老江京们都会记得，在那个清纯的年代，倪凤英失踪案攫住了多少人心，成为多少食堂饭桌上的话题。一时间，青年女子们再不敢在天黑之后出门。与此同时，注重平民生活的《新江晚报》开始对这个案子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配合着当年上映的侦破悬疑片，《405谋杀案》、《神女峰的迷雾》，邪恶临近时低沉诡异的音乐似乎能透出报纸纸面，一次次挑动着大众的神经。
凶手会是谁？当时人们的猜测，可能是潜伏大陆三十年的美蒋特务、“四人帮”的爪牙、香港的黑社会。稍微现实点的猜测，是纺织厂里哪位单恋倪凤英又遭拒绝的小青年。
不管凶手是谁，他，或她，一定隐藏得很好，因为凶手的身份一直是个谜，倪凤英的下落也保持着未知。
媒体和大众的记忆都是短期的，尤其在全社会都蒸蒸日上的那个年代，人们沐浴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一年、两年、三年，逐渐淡忘了倪凤英温婉秀美的容颜。
直到三年后的一个夏日夜晚，马芸的突然失踪。
马芸是位参加工作才一年的小学教师，在那个不幸的夏夜，江京正经历着多年不遇的高温，马芸和几位女友，同数百名江京市民一起，在清安江滩边戏水纳凉。欢笑中、酷热中，马芸主动提出到堤上给大家买冰棍儿，谁知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第一个将马芸失踪案和倪凤英失踪案联系在一起的，是文园区分局的干警陈玉栋。当年，就是这位被称为“小陈”的年轻公安，最初经手了倪凤英失踪案。当大多数人还只是将马芸失踪作为一个独立案件看待时，陈玉栋已经嗅出了这两件时隔三年的失踪案之间的关系。他将这个大胆的猜测上报领导，领回了一长串语重心长的“谈话”：“倪凤英失踪案没有破，不是你的错，历史上结不了的大案比比皆是，你也用不着这么敏感，草木皆兵。何况，马芸的这个案子是滨江分局负责的，我们协同寻找，在群众中收集汇报来的线索，具体的刑侦工作，我们文园区也不能插手呀。”是啊，马芸家住滨江区，陈玉栋连插手这个案子的机会都没有。
陈玉栋回到宿舍，在一本“工作记录”本上，写下一句话：“我有一种预感，我的这个猜测，很快就会得到证实。”
不幸的是，陈玉栋的预感准确。在马芸失踪五天后，她心急如焚的父母收到了一个包裹。
一只纸盒子，上面只有收信人的姓名地址，但没有邮寄者的任何信息。
心切之下，马父忘了警方的叮嘱，有情况要立刻报告，而是冒冒失失地打开了纸盒子。然后大叫一声，晕倒在地。
当时马母出去买菜不在家中，邻居一位退休的老大爷听到隔壁的叫声，急忙冲进马家，扶起马父。马父并没有真的失去知觉，只是高血压突然发作。他拉着邻居的手，说：“快，叫警察……那个盒子，你不要往里看……更不要让她妈妈看。”
邻居忙着找人，找居委会、找片儿警、叫街道医院的大夫……期间还是没忘了偷瞧一眼那盒子里的玄机。人就是这么一种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不断进化的动物，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好奇心带来的只是无限的后悔。
这位好心和好奇心并存的老大爷，往盒子里看了一眼，那一眼所见，直到二十多年后他去世，都没能从他的噩梦中抹去。
一片淡绿色的手绢。
手绢上，是一道暗红。
边上，是一截苍白的手指。
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由一名副局长带队，开始日夜突击侦破。陈玉栋被文园区分局举荐到专案组参加工作，带去倪凤英案的一些经验教训。臨专案组的干警几乎进行了地毯式搜索，将出事地点一带的江岸一尺一尺翻过，却怎么也找不到马芸的任何踪迹。
她还在人世吗？还是已经成为一具尸体？
凶犯为什么要寄回受害者的手绢？为什么要截断女孩的手指？
两起案件完全是同一个人干的吗？
作案凶手，不留任何痕迹，难道是传说的“职业”杀手？这好像只有在小黑录像厅里放的警匪片里才出现过，在江京还是闻所未闻呢。为什么将专业的作案手段用在两个背景普通的少女身上？凶手和受害者有什么关系？是丧心病狂随机下手，还是有针对性的选择目标？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列在陈玉栋的那本工作记录上，写满整整四页纸，他还是觉得有更多的疑问需要写出来。
虽然江京市警方倾注了所有人力和心力，结果却和倪凤英案一样，无法告破。马芸，也和倪凤英一样，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在沮丧和愤怒中失眠了数夜的陈玉栋，在工作记录上写下了这句话：“这个案子还远没有结束。但无论如何，我会付出毕生的精力，将这个魔鬼般的凶手正法。”
陈玉栋的预言再次不幸而言中。
两年不到，1985年的春天，一位名叫薛红燕的少女失踪。又一个令人丧魂的盒子。又一方血染的手绢。又一截苍白的手指。
这起案子再次震动了江京，再次将《新江晚报》的影响力推到了巅峰，也再次让陈玉栋血脉贲张。市局牵头的专案组复苏了，公安部派来了专家，全城的警力都投入了侦破之中。这次，市局下定决心，再不能让这样惨绝人寰的大案继续发生，如果这样的恶性案件都无法侦破，会给人们一个错误的印象，公安部门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雷厉风行！这平白为近几年来社会上逐渐开始上扬的犯罪风气助力。所以，专案组内部的口号是：人民必胜！人民公安必胜！
《新江晚报》之外，当年流行的一些法制月刊也开始推波助澜，甚至为这一系列案子起了个“大众文学化”的名字“血巾断指案”。在绘声绘色地描述完倪凤英和马芸的两起悬案后，还对薛红燕失踪的真相进行了类似小说创作的猜测。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三位少女的隐私、家事，真真假假地被翻了个底朝天。
所以可以想象，当公安部和市局联合宣布，经过全市公安干警的协同努力下，“血巾断指案”终于告破，凶手终于归案的时候，《新江晚报》和一众法制刊物，是如何地群情激昂。
也不难想象，凶手的隐私、家事，也尽收公众眼底。
第四章 血巾断指案复活
凶手名叫罗强，二十九岁。从《新江晚报》登载的照片上看，他有一张上宽下窄的倒三角长脸，一双小而凶狠的眼睛，目距遥遥，狮子鼻，招风耳，更增恶相。如果将罗强和另外十个随机选取的小青年混在一起，请你挑选出最有可能是强奸杀人犯的一个，相信你会毫不犹豫地指着罗强说：“就是他！”
你一定没有选错，因为你还不知道更具说服力的一条：他有流氓罪的前科。
不但罗强有流氓罪的前科，他的老子罗翊武也有流氓罪的前科！老子英雄儿好汉，你不用学基因学也知道，没有抓错人。
已经成为专案组副组长的陈玉栋是将罗强归案的主要功臣，在先进事迹汇报上，我们知道陈玉栋为了破获这个案子，一度连续熬了六个通宵。经过前两次的挫折，陈玉栋知道，地毯式搜索或者全民动员可能不会有奇效。而这样迷离的案件，如果不突出奇兵，不发挥扩展性思维，很难破获。
受害者的数量为归纳总结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三个少女，有什么共性？
首先，她们的失踪点，都在滨江一带，说明这是凶手比较熟悉、感觉比较安全的作案地点。凶手至今没有露出蛛丝马迹，说明他计算周密，行事谨慎，这样的人，不会选取自己完全陌生的环境来作案；而且，凶手选取这三个被害人，不会盲目随机；作案的时候，也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精细计划，所以才会不留下任何挣扎的痕迹。这同时说明两点：一是凶手可能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二是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