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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杨绍清的疑问，孙露又何尝不知他心中所虑。事实上，这样的问题她本人也不止一次考虑过。不过对于民智一说，孙露有着自己的一番看法。却见她不以为然的坦然一笑道：“朕说过宪政是一种治国之术，是控制国家的方法。正如船行的董事会为船行的生意做着各种决策，而船行的伙计、水手却并不一定明白船行建立董事会的道理。他们更无须了解董事会的决策过程。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服从自己上司的命令，干好活，拿工资而已。”
女皇的一席话让在场的三人都陷入了沉思之中。不同的是陈子壮与王夫之正在消化女皇的‘宪政之道’。杨绍清则是在回味孙露有关船行的工人更无须了解董事会的决策过程，只需干好活，拿工资的说法。真是这样吗？那工人的福利又该有谁来保障。船行有工会，那朝廷呢？就在他们思略之际，远处的草坪上由皮筋带动的木制飞机模型已然跌跌撞撞地冲向了蓝天。
111王夫之傲评西夷制 弘武皇悉解宪政术
当杨绍清将欧洲人对天朝的仰慕一五一十地道出之时，陈子壮与王夫之的眼睛不由也闪得更亮了。此时的他们完全没有了先前郁闷的气息。就差没有直接向女皇陛下坦言：瞧，陛下，四方蛮夷都在仰慕我天朝的制度呐。这还不能证明天朝的制度是最完美的吗！
而孙露本人对于丈夫的拆台似的举动，却丝毫不已为意。这些事情她早就已经知道了。甚至为此她还特地与玻意耳等欧洲学者亲自做过证实。从这些人的口中，孙露得知原来对后世西方影响颇大的启蒙运动竟也有中国的作用存在。文艺复兴将柏拉图的“理想国”从尘封的历史记忆深处解放出来。于是启蒙运动将理想的国家寄托在理想的政治上，再将理想的政治寄托在理想的哲人身上。但要证明这点，先要证实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真实存在的。而利玛窦的记述恰恰在这个时候给欧洲的启蒙运动者们指出了一个现实的“理想国”——中国。因此这个时代欧洲人对中国的敬慕与其说是热衷于华夏文明，不如说是出于欧洲人自身的实用主义。他们只是在利用中国的制度、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来为他们自身的发展做动力罢了。在他们眼中这同用中国发明的火药制造火枪、用中国发明的罗盘探索世界并无本质的区别。
果然，杨绍清也很快就提到了欧洲人的这种实用主义。却听他紧跟着说道：“在欧洲的多数国家官职都是世袭的，且往往只有贵族才能做大臣。因此许多欧洲学者对我中原的科举制度都充满着向往。希望他们的国王也能给予他们这种公平的机会为国家出力。此外不少来过中华的欧洲商人对我天朝高效的行政效率也是赞叹不已。说实话，欧洲的不少君王都是穷兵默武之辈。他们对外好战，对内却毫无政绩可言。相比较而言，荷兰等共和制的欧洲国家在内政上远胜于那些君主制的欧洲国家。当然，就我们当时的亲身体验而言，荷兰等国的行政效率与我中华比起来简直是天差地别。就连不少欧洲人都承认他们那里的议会有时太过碍事了。”
虽然听出了欧洲人对天朝的仰慕并不完全出于对中华文明的向往，而出于他们自身的利益驱使。但在听到杨绍清说到欧洲人赞美天朝行政效率高超之后，陈子壮很快就联想到了女皇先前将天朝以前的制度形容为由等级化的秩序构成的制度。显然天朝的效率正是来源于这种等级化。因为等级化的组织对行政效率和任何秩序化的政治活动都是必要的。想到这儿，他当即便顺着杨绍清的口气感叹道：“从王爷所言甚是。可见一个国家一个朝廷不能没有朝纲没有秩序。否则非但会国事不宁，更会使百姓不得安居乐业。”
“陈议长说得有理。议会虽能起到监督朝政，伸张民意的作用。但其终究是不能替代朝廷治理国家。一国一朝必须有一个集仁德圣明于一身的权威存在。否则就如同陈议长所言，国将永无宁日。”王夫之跟着附和道。作为中华帝国的一个国会议员王夫之本人对现在帝国国会所拥有的地位与职权十分知足。在他看来现今女皇与国会的关系就如同周公时代的“圣君贤相”相辅相成。而那些想要求朝廷给予国会更多行政权限的呼声，在他的眼中则就是在无理取闹。如果说王夫之还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野心存在的话。那么就是在他的心目中绝佳的帝国该是由皇帝掌握“治统”，由议会掌握“道统”。因而他才会对于陈子壮有关希望女皇治教合一的建议持保留意见。但无论是陈子壮还是王夫之对西洋人的那一套共和制，都是颇为排斥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荷兰等国以议会统治国家无疑就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
就在陈子壮与王夫之两人一唱一合说得起劲之时，杨绍清却依旧自顾自地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合盘倒出道：“不过不少欧洲的商人与传教士在赞叹我天朝严密的行政机构的同时，也抱怨有时天朝官员的作风太过官僚。做生意不像在欧洲那样自由。官府的政策变化得过快，在对待商务活动缺少灵活性，对欧洲的商人过于严厉。当然他们也承认比起明朝来我中华朝在这方面已经改进了不少。”
官僚作风？陈子壮与王夫之听杨绍清这么一说脸上顿时就流露出了不屑的神色。有官僚存在当然就会有官僚作风。做官怎么能没有官威。还说什么天朝的在商务方面的政策缺少灵活性，对欧洲商人过于严厉。须知天朝肯放他们进入中原经商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若是放在前朝这些红夷大概连广州都进不了。一想到这里王夫之便神色倨傲的开口道：“王爷根本不用在乎那些西洋商贾的抱怨。他们天性懒散自私，又缺乏教化，自然是不能适应我天朝的制度的。”
“王先生说的也是一个原因吧。欧洲人确实更在乎个人的自由，而缺乏中国人谦让的美德。”杨绍清说到这儿又补充了一句道：“不过这也可能与欧洲人重商有关。一个以商为生的民族在性格上总是喜好追逐利益，重视个人的权益。”
“嗯，王爷说得有理。商人逐利，一个以商为本的国家，民风自然是颇难纯朴了啊！”陈子壮颇有同感的点了点头道。这话即是出于陈子壮对欧洲人的认识，同时也是也表明了他对而今中华帝国的看法。随着工商业在中原占据了越来越重的地位，中原农耕文化中的那种纯朴之气也在日渐的消退。正如女皇先前所言，那个以男耕女织的朴素世界仿佛已然离中原越来越远了。
陈子壮的一声叹息，当即便引起了王夫之心中的共鸣。虽然他刚才一口一个“我天朝”地鄙视红夷天性懒散自私。可他在心底里也不得不承认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人想不如此都难。商业的发展一边给朝廷带来了丰硕的税收使帝国国力强盛，另一边却在各个领域冲击着中原古老的文明。难道兴商与天道真的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吗。这个一直都在困扰王夫之的问题，让他不由的也跟着叹了口气道：“是啊，兴商固然能带来巨大的利益，可兴商也使得朝廷越来越难教化百姓了啊。”
眼见面前的三个男人从刚才的慷慨激昂谈到此刻的黯然神伤，矛盾之情溢于言表。许久都没开口的孙露终于发出话道：“王先生，并不是兴商使得朝廷越来越难教化百姓。而是中原从前的治国之道已不能适应兴商的中华朝。正如朕先前所言‘天道’、‘帝王之术’、‘治教合一’说白了都是控制国家的手段。关键是国家而不是手段。当国家发生改变之后，控制的手段自然也要跟着改变了。”
“那依陛下所言何种手段适合控制我朝呢？”王夫之突然收起了思绪，一脸正色的探问道。其实这个问题他很早就想询问女皇了。因为他和不少儒林的有识之士也已意识到而今的中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亦在努力寻找适应新形势的“天道”。但至今为止他们的尝试进行得并不顺利。而今天女皇却兴致勃勃地向他与陈子壮聊起了治国之道。这让王夫之敏感的意识到，或许他一直想找的答案或许此刻就能得到最大的提示了。
面对王夫之的提问，孙露也不想再拐弯抹角下去了。却听她当下便一字一顿的回答道：“朕以为适合我朝日后发展的治国之道唯有‘宪政’二字。”
“宪政？陛下是指《宪诰》吗？”陈子壮眉头一皱追问道。
“《宪诰》只算是宪政的一部分而已。毕竟光凭几页纸张是不能控制一个国家的不是吗？”孙露微笑着反问道。
“是民主吧。”杨绍清想了一下脱口而出道。他曾听孙露说起过后世的那些实行民主的国家都有宪法。所以当孙露提到宪政之时，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民主”一词。
“民主是理念，是一种思想。但它并不是治国之道。用民主是不可能控制一个国家的。”孙露跟着摇头否定道。
“那宪政是什么？”王夫之不解的问道。
“朕说了‘宪政’与‘帝王之术’一样，是一种治国之术。”孙露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发现三人的目光均已被自己深深吸引之后，又进一步解释道：“朕先前说过中原自秦汉以来中原的治国之术是一种下级服从上级的等级秩序，简而言之就是‘集权’。而荷兰等国则是将权利分割成多个部分，使其互相牵制，以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也就是‘分权’。当将这两种治国之术和二为一之时，便成了‘宪政’。”
“将集权与分权结合？可是陛下，这权利既然集了，又如何能再分呢！”王夫之不解的追问道。
“那得看是在哪儿集权，又是在哪儿分权了。”孙露意味深长的说道：“朕既是商贾出身，就举个船行的例子吧。众所周知，船行的船队必须服从旗舰的命令。同样的在单艘货船上船长也拥有绝对的权威。因为对海上航行的船只来说，模棱两可的命令就如同未知的暗礁一样危险。而船行董事会则须要做出购买哪儿一种类型的船只，确定哪儿条路线和哪儿个日期，要求多少价格如此等等的决策。由此可见船行董事会的决策环境是完全不同于一艘船运作的环境的。在航行的层面上，就只有微不足道的和很少的决策需要做出，有效执行是头等的大事。为了确保这一点，等级化的秩序是必不可少的。在船行的层次，行政和政策是混合在一起的。就政策而言，等级化秩序的自足性就要差得多。因为其注意力必须转移到股东、顾客和公共口碑之上。”
“陛下的意思是说直接操作的行动和确定总体目标以及整体策略的行动是有区别，是吗？”王夫之若有所思的接口道。他似乎已经有点明白女皇的意思了。但好像又缺少了些什么。
“不错，这正是朕的意思。将这个道理放在治国之上，就是政策的执行与政策的制定是两会事。因而朕所说的‘宪政’其实就像是一个由互相作用的势力组成的蛛网。国家行政部门在行政运作上依旧是逐级服从的体系。以保证行政机关有效的行政效率。而公共政策的形成则来自于这些互相影响的势力。”孙露悉心地解答道。其实中华帝国早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然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发展了。而孙露作为君王在控制帝国的过程当众亦逐步感受到了这其中的规律。
“嗯，陛下所言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