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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初迁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崇祯元年，作为皇帝振作治政的象征，温体仁以侍读学士的身份值经筵，有机会给皇帝讲讲课。
总体来说体仁在
之前，虽略有声望仍然籍籍无名。不过，机会r的人的体仁就是这种有准备的人，所以他抓住了机会。
机会出现在去年十一月因为内阁大臣刘鸿训出事，从而引起来了的。
登基之后，第一次组建内阁，崇祯怕被人骗，怕大臣们结党营私，所以独出心裁，用枚卜的方式遴选阁臣。
当时逆案还没有定，许多阉党中人都还身居高位，来宗道就是其中之一。
后来随着逆案的进展，由于来宗道曾经是阉党圣典《三朝要典》的副总编辑，而被东林党人大肆攻击，并于六月被罢免。
来宗道被罢免，周道登接替来宗道，成为了新的内阁辅，但周道登年纪既大，人又实在是太过昏聩，所以在内阁实际掌权的不是他，而是另一个阁臣刘鸿训。
这一期间，刘鸿训做事刚果断，他罢斥了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孙之獬、阮大铖等人。
在朝廷做官，体仁这样不拉帮结派的人，极少极少，而刘鸿训罢斥的这些人成分又很杂，他们各自都还有不少坚定的战友坚守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
一开始，刘鸿训深得崇的赏识，所以那些想把刘鸿训整下去的人一时还奈何他不得，但没想到，十月的时候，刘鸿训却载在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小事上。
九月的时候，惠安伯张庆臻被任命总督京营，但在皇帝给他的诏书中竟有“兼辖捕营”这样的内容。按朝廷成例，总督京营不得兼辖巡捕军，免得兵权过于集中。因此，上述的任命是严重违制的行为。
群众的眼是雪亮的，何况还是那么多别有用心的群众。提督郑其心立即向皇帝提出非议，认为这是不合适的。
自从州兵变的事儿生后，崇祯狂补老祖宗有关制衡方面的帝王术，对这方面的事儿特敏感，所以也就特生气，立即要追究责任。
诏书自然是以皇帝的名义下的，但事实上却由内阁预先起草好的，崇祯只是负责最后的审批。
崇祯虽然勤勉，学习极其刻苦，但皇帝总揽天下大事，日理万机，像京营总督不能兼辖巡捕军这样的琐事，还是不太清楚，所以也没现问题，批了。
但对内阁及兵部而言，这样的事就是大错误了。官已做到大学士这分上，就应该知道这些具体规定，绝不应该出错。现在出了这样的错误，说轻一点是疏忽，说重一点则是难以开口的大问题了，因为这涉及到京师的兵权。
处理的结果是一位叫田嘉壁的中书舍人，被逮捕下狱，罪名是妄改敕语。但这自然是冤枉，而且是天大的冤枉。田嘉壁纵有天大的胆子，也敢妄改这样的文件，而且中书舍人也只是负责誊写，即使想改，恐怕也无从改起。
这里面的事即便崇祯不清楚，但还有那么多眼睛雪亮的群众呢，他们是决不会让田嘉壁蒙冤的。给事中李觉斯上疏说：“此事由兵部拟稿，再送内阁辅臣审定，中书舍人缮写。因此仅处理中书舍人一人，不合情理内阁和兵部也应追究责任！”
崇祯的个性本就多，仔细一想，此言也有道理，便亲自赶到便殿询问那些内阁大学士，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没曾想，大学士们个个都说不知道，崇祯不禁大怒，令廷臣劾奏。这样一来廷就像炸开了锅，热闹非凡。
李觉斯又立即上书刘鸿训接受了惠安伯张庆臻的贿赂。御史吴玉也上疏说妄改敕书一事，是由刘鸿训一手操纵的。
崇祯非常细心，他亲自去查阅内阁的有关文书，现在兵部呈进内阁的揭帖原件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刘鸿训的批语：“批西司房。”
这说明刘鸿训是看过这份文件的并明确批示把这份揭帖下到西司房（制敕房）去的。一现这个，崇祯立即下令内阁事情已十分明白，要内阁立即拿出处理意见来。
谁都清楚，这件事实质就是个失误，而且失误的环节还有很多个，现在皇帝要上纲上线，这显然是小题大做这个时候，崇祯什么也听不进去下令：大学士刘鸿训撤职削籍，谪戍代州。兵部尚书王在晋削籍惠安伯张庆臻因是世袭之臣，被停禄年以示处罚。
此案很有点糊涂账的味道，刘鸿训即使有罪，也不至于要被处罚到这种地步。崇祯一直想要在朝臣面前保持一副莫测高深的模样，但在实际处理事情上，却痕迹太重，很容易落在有心人的眼里。
温体仁正是这样的有心人。
刘鸿训走了，自然要有人替补上来，于是又一番龙争虎斗必然就要上演了。
这次不是枚卜，而是会推，大家推举。处置刘鸿训的第十天后，十一月初八，崇祯下令廷推阁臣。
结果，朝廷大臣推举了吏部侍郎成基命、礼部右侍郎钱谦益以及郑以伟、李腾芳、孙慎行、薛三省、盛以宏、罗喻义、王永光等１2人为候选。
朝廷里的事，只要有利益在，就有猫腻在。进入内阁，当官干啥来地，不就是为了位极人臣吗？而进入内阁，就是位极人臣必须的一步，所以那猫腻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
在朝里，一个人掌握的权力大小和官职自然有直接关系，但却不是根本，掌握权力大小的根本是在于影响力的大小。
这种影响力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对朝中官员的影响力，另一个层面则是对皇帝的影响力。
像是此次推选，礼部右侍郎钱谦益名
，而与之平级的礼部左侍郎周延儒，甚至是顶头上连门都没进去，连个资格都没弄到。
这就是对朝中官员影响力的体现。
现在是东林党当道，温体仁这位大孤鸟就不说了，但周延儒也是东林党人，而且底子比钱谦益更厚，却连个入门的资格都没混到，这就要问个为什么了。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钱谦益除了礼部右侍郎，他还有个身分。钱谦益号称东林浪子，是东林党在朝中的领袖。
这次会推阁臣，钱谦益志在必得，但之势却并非舍我其谁，他有一个最强劲的竞争对手，那就是周延儒。
面对周延儒，钱益有两个劣势：一个是周延儒是状元，而他不是，这是非常重要的，而另一个就是周延儒比他更会讨皇帝的欢心。
但是，虽然有这两个劣势，谦益却有一大优势可以扭转乾坤，他是东林党的领袖，他有能力提前做掉周延儒，让周延儒连跟他争一争的资格都没有。
周延儒如何闷，自然可想而知，但他有气也没处撒去，他没辙，一点辙没有。但就在他最孤立无助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贵人出现了。
这个贵人就是顶头上体仁。
温体是个大孤鸟，但不是个简单的大孤鸟，而是个修炼成精的大孤鸟，他的那双眼睛已经锐利到可以洞察一切。
温体仁找周延儒，说朝廷的地最近不怎么平，他想踩踩。
这种候还有人帮忙，周延儒自然是高兴，但对温体仁踩地的法子却没抱什么希望。
第二天，温体仁上疏，弹劾钱谦益钱谦益在天启二年主持浙江乡试时，曾关节受贿，人品不佳，不应入阁。
温体仁判断，崇祯性刻而察，而此时又正急于肃清吏治、严惩贪官，所以他此举必会引起皇帝的重视。
果然，温体仁法眼无差第二天，崇祯就召集阁部科道大员进文华殿并令当事人温体仁、钱谦益当场对质。
七年前的旧事，现在重提，即便钱谦益真的清如水，但在一无所知的皇帝面前，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何况是突然袭击，钱谦益根本就没有心理准备温体仁自然早已精心准备，他甚至连钱谦益每一步的什么反应都估算到了。
对质的结果可想而知，而且最厉害的还是温体仁最后的结案陈词，他慷慨激昂地说道：“我职非言官，本来不应该在此多说。而且这次会推阁臣，我也没有入选更应避嫌，不能说三道四。但是这种关系到宗社安定的阁臣推选之际，朝廷上下竟无一人站出来钱谦益结党纳贿的丑行！作为臣子，我实在不忍心皇上孤立于上人蒙骗，因此不得不说！”
真是一番肺腑之言，字字入心，崇祯环视群臣，当即要他们表态。
当然了，多数大臣就算不是东林党，也和东林党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另外也不愿因这种和自己无关的事得罪东林党，所以大部分大臣都说钱谦益无罪，帮他说话。
谁都可能帮钱谦益说话，但周延儒不会，何况现在情势已然很明显，对他们有利。到了这种时候，不出面来踩两脚，那就不是周延儒了。
到了这会儿，周延儒已经领会了弹劾的关节所在，所以他只反复说一句话：“田千秋关节是真！”
期间，大学士钱龙锡等人则说：“关节实与钱谦益无干！”
最后，崇祯插话问道：“关节既真，他为主考，如何说不是他？”
吏科给事中章允儒是钱谦益的死党，他争辩最力，指责温体仁说，温体仁是热衷大学士的位置，才会揭钱谦益的。如果钱谦益应当惩处，你早就应该揭，怎么要等到今天？
这种指责，温体仁早有准备，他马上反驳道：“在此以前，钱谦益只不过是个闲曹轻职，问题不大，所以就没有揭，而现在揭他，正是因为他要入阁，关系重大，目的是要朝廷谨慎用人。如果真要像章允儒说的那样，在此以前就打击他，那才真叫党同伐异呢！”
章允儒不服，又影射温体仁道：“党同伐异之说，是小人陷害君子的借口，天启朝之事可鉴！”
这个时候，崇祯已经不耐烦了，随即下令调阅当年科场舞弊的案卷。
第二天，稍稍缓过神来，东林党的反击跟着就来了。御史毛九华弹劾体仁曾强买商人木材，又贿赂有司得免。御史任赞化也弹劾体仁娶娼妓、受贿、强夺民产。
这自然都是子虚乌有之事，当庭对质，温体仁把二人问的张口结舌，并借着这个机会，反指称二人都是钱谦益死党，是受钱谦益指使来攻击他的。
竟然敢以这种卑鄙下流的言辞攻击朝廷大臣，崇祯这个时候的反应可想而知，他也没什么耐心继续问下去了，就下令把田千秋的那份弊卷拿上来，责问钱谦益作弊是否属实？
作弊当然属实，白纸黑字俱在，但问题在于钱谦益并未直接参与，而仅仅是失察，两之间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崇祯已经没有兴趣深究下去了，只要你钱谦益承认天启二年浙江乡试确有科场案就行了。
这个时候，钱谦益还有什么话可讲，只好认罪。
这场风波，捡便宜的是韩，他入了阁；出气的周延儒，而最大的获益则是温体仁。
这次获胜最主要的原因是崇祯极端厌恶大臣结党，在处理刘鸿训一案上，温体仁就确定了这一点。所以在这件事上
的方向就是这个，维护钱谦益的人越多，攻击谩骂他，那胜利的把握就越大，而他的得益也就越大。至于钱谦益有没有舞弊，那不重要点都不重要。
钱龙锡结党，而他是孤臣，这两一而二，二而一，共生共存，只要在崇祯心里认定了这一点，那就大功告成。
想到周延儒和温体仁，崇祯心里不觉有了些踏实的感觉。这两人不结党又有本事，好得。
现在内阁虽然不是什么摆设，但真要想研究个什么事，尤其是这种有点隐秘的，崇祯一般就把周延儒和温体仁找来，私下问问。
这次也不例外。
周延儒和温体现在是革命战友人虽然不亲密，彼此也都有戒心形势迫使他们站在一个战壕里，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