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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国，因为战争需要而得到畸形发展的是冶金、锻造和金属加工。历史悠久的传统纺织业在机械和工艺上几乎与百年或几百年前没有什么大的改进，从事的人口不少，而产出却令朱永兴并不满意。如果在机械和工艺上有了突破性的进步，便能解放出多余的人口，去从事其他的工作。这就又要回到提高效率这个老问题上。
国家的恢复、重建，乃至振兴发达，不提高效率就只能用时间来弥补。虽然朱永兴的年纪不大，但也只有他知道，他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会耗费多久的时间？会经历多少的困难。
只是建立一个国家，他已经基本做到了；但要建立一个足以傲视世界的强国大国，并尽可能地摆脱治乱轮回的周期律，那他只是走出了一小步而已。
第一百零八章王在法下
1215年英王约翰被迫签署《自由大宪章》，历史上第一次限制了封建君主的权力，日后成为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律基石。之后又有1258年《牛津条例》的制定和1295年“模范议会”的召开，成为英国议会制度从起源到形成的界标。1325年后，无平民代表即可召开议会的时代最终结束了。英国议会经过一百多年的漫长岁月，终于走完萌芽、产生和形成的过程。
而直到17世纪中期，随着英国经济的发展，新兴阶层的出现，他们极力要求参与国家政事。他们以议会为阵地，反对王权，经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英国政治制度从君主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制。
从只是保障封建贵族的政治独立与经济权益，到平民代表出席议会，到两院制的形成，英国奠定君主立宪制用了四百多年。朱永兴呢，他准备用多少年来形成类似的政治体制，结束一人决定天下福祉的封建帝制？
五十年，至少要有个雏形，要有宪法性的文件，要有限制封建君权的条文，要形成集体决策的机制。这是朱永兴给自己定下的时间表，很紧，很紧。但他也有一个相当有利的条件，那便是在不昏头的情况下，这样的改革将由他推动，且将是他心甘情愿的。
而英国的议会制，几经反复，几经斗争，英王是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是搅尽脑汁要收回自己的无上权力。在这种曲折的进程中，有流血，有牺牲，有战争，有阴谋诡计。总之是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至于贵族议会这个阶段，在中国是不大可能存在的，也没必要存在。平民呢，在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商人集团，传统的士绅阶层，退役的功勋军人。工厂主，都可以算上。农民嘛，因为知识水平的限制，恐怕会是最后一个步入议会的社会阶层。
不要求一开始便尽善尽美，这本来就应该是一个长期而不断改进的过程。朱永兴也不会一开始便放开过多的权力，并不是他舍不得，而是没有人会做得比他更好。
自信，穿越者的特有品质。别说是现在的朱永兴了，哪怕是穿越成一个乞丐。也定要改天换地，得谁踩谁，美女成群……
“任何大明公民，如未经国法裁定，皆不得被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者加以任何其他损害……”
法治国家的第一步吗？朱永兴仔细审看良久，缓缓拿起玉玺，郑重地盖了下去。
总理处的主管查如龙张了张嘴，略有些无奈地苦笑了一下。躬身恭敬万分地接过了这旨诏书。
十三世纪的英国法学先驱布莱克顿在大宪章确立数十年后就写道：“国王不能屈从于臣民，但必须服从上帝和法律：因为是法律制造了国王。”
现在。朱永兴不必服从于上帝，但此纸诏书一下，则在书面上形成了“王在法下”的理论依据，使大明真正走向了“法治社会”。
说到法治社会，便要严格它的定义。中国古老的法家学派的法治，是以君权为基础的。跟现代以人权为基础的法治，有很大不同。首先便是不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则是君主和官府并非依照法律而是按照自身意志施行统治。
另外，法治跟政治修明不可分，一旦政府官员颟顸**。法律反而产生毒素，成为迫害善良守法人民的一种残酷工具，结果形成暴政，官逼民反。
所以，法治的本质在于政府守法，即为狭义法治。政府守法意在防止权力专断，能通过公开、稳定的规则为民众行为作出有效指引，进而提供生活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使人们能合理安排和规划自己的生活，实现法律之下的自治。因此，在朱永兴看来，法治类似于诚实，政府不守法则类似于诱骗，违背了公民当初的守法预期。
“不过是没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朕亦不是滥杀之人，倒也不必可惜。”朱永兴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指着旁边的板凳示意查如龙坐下，沉吟着说道：“国家法律愈发达，法治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越重要。这不仅有内在价值，还有外在功用。借助丰富的法律，有效地贯彻执行和依法裁断，会促进经济交往的稳定和繁荣，能化解大量的社会纠纷和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基本的公平正义。”
“万岁天纵聪明，学识卓越，目光远大……”
“但朕并不精通法律条文。”朱永兴笑着摆了摆手，“躬亲断案吗？朕可不去丢丑。”说着，他的脸沉静下来，沉声说道：“从小处看，法治能维护社会稳定；从大处说，能推动国家的崛起和富强，甚至能保几百年不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动荡。”
查如龙似懂非懂，虽然也知道自古以来所说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这不过是个说法，也真有什么特别的例子。至于法治所能起到的作用，他听着有点悬，不是有点悬，是不太相信会有这么大的作用。
其实朱永兴说得并不过分，在大规模商业交换和工业制造的时代背景下，法治在英国的发展历程中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借助以法治为核心的政治治理方式，英国几百年来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政治动荡，更推动了英国的崛起。
昭武元年，圣旨下，也许没有太多人会往“王在法下”这方面去想，而是认为这是在弥补前朝弊政，比如锦衣卫、东厂、西厂之类的枉法恶行；或者是在给来源复杂的大明官员将领宽心，让他们不必过于担心朝廷会算后账。
认识的偏差不要紧，毕竟人们还停留在封建社会，还为国家中兴、君主贤明而欢欣鼓舞，谁也不会想得太远，更不会想到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的事情。
时间，也只有时间才能让人们深刻领会其中的深意，也只有真正的贯彻执行下去，才能让人们知道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
第一百零九章官员任用
最近身体不好，状态也差，请大家多多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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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依始，昭武纪年作为了新王朝稳固并进取的标志，正式载入史册，“想当年哪……”、“那还是昭武年间的事情……”老百姓常用的口头语，便从此改变了。
尽管恩科很快便要开了，但官员的任命和派遣一直没有停止，朱永兴实在是有些信不过靠科举选拔上来的文官。书院里毕业的，南方老光复区的，或者是受过专门培训的，或者是有实践经验的，不管你是不是科举正途，不管你是不是有功名在身，大量的官员都被派往北方任职。
但无论怎么说，这些官员都是知识分子，这点是不用置疑的。而作为明代的知识分子，能够矢志不移，不受任何压力的驱使，始终如一者是凤毛麟角的。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能够顶得住生与死考验者，就不同凡响了。然而，能够再顶得住高官厚禄、花翎顶戴，抑或恩情和相知的诱惑者，更是万里挑一了。知识分子最大的弱点就在于太想侍奉当朝者，如果当朝者给点颜色，他就会肝脑涂地。尤其是那些未入仕者，更是觅机会过一回官瘾。
在这种思维状态下，无论是哪个朝廷，即便是清廷，也会吸引很多的读书人为其效力。而就朱永兴来说，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是最容易收服的。
既有风骨，又是干吏。这样的标准未免要求过高。而且，就现在而言，恢复重建已经与风骨无关，更考验的是官员的能力。那些屈膝于满清的，也被牵连治罪，再来一次战争考验。也完全没有必要。随着法律的完善，只要你实心任事，朱永兴便不会过于苛责，甚至会有相应的奖励廉政官员的措施。
一朝天子一朝臣，这话是不错的。朱永兴需要能理解并执行政策的官员，需要拥护并忠心自己的官员，但这与任人唯亲还是不一样。有些人风骨刚挺，但却迂腐固执，在朱永兴眼中。却不如那些热衷仕途、有些媚上的官员好用。
要不怎么说人才的标准与时代不能脱节呢！现在朝廷需要什么样的官员，不正是需要精于民政，能尽快使地方恢复以减轻财政压力的能吏吗？
把满清集团驱赶出关后，尽管还没有犁庭扫穴，最后消灭，但主题却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沦于地方割据政权的满清，已经不必集举国之力与之战斗。换句话说，满清集团已是分崩离析、苟延残喘。只是一个局部威胁，依靠不顿加强的东北军区。再有北京军区的配合，足以克制。
而另一个强敌漠西的准葛尔部正在崛起，已经兼并了和硕特部和杜尔伯特部，招土尔扈特部排挤到俄国伏尔加河流域一带，又把和硕特部的人赶到了青海、西藏。再过几年，准葛尔这个狼羔子将与沙俄勾结再起刀兵。迫使车臣、哈萨克等汗国归附于沙俄。
打铁还须自身硬，朱永兴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现在是五分关注军事，五分关注民政。只有尽快使华夏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才能够积蓄起足够的力量。发动对大漠蒙古诸部的战略攻势。
gdp还是什么别的名词，朱永兴在前世是比较反感用数据来衡量官员的政绩的，但现在，他无奈地发现，哪个地方的钱粮缴纳的多，哪个地方的官员便让他感到赞赏和欣喜。而湄、河总督宗守义，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将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发展成为粮食基地的设想，在不断地扩张垦殖中越来越变为了现实。这其中，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平原和鱼米之乡是名不虚传，但宗守义等人也确实是功不可没。如果没有湄、河两省越来越多的钱粮支持，提前发动北伐战役，朱永兴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和底气。
“量才施用，不必过多计较什么功名高低。”朱永兴想简拔宗守义入阁拜相，可也知道这新晋的资格有些令人诟病，尽管他从来不认为这个类似于后世文凭的功名会决定一个人的能力，“张卿，你虽是举人出身，可也不失为国家栋梁，入阁亦是名至实归。”
没错，遍观现在的朝廷重臣，除了郭之奇进士出身外，连张煌言也不过是个举人。其余人等，则多是秀才出身，实在是有些可怜。但这些人都是随着朱永兴从逆境中走过来的，无论是体会他的意思和工作能力，还是对他的忠诚，都是无可指摘的。
当然，如果宗守义只是入阁，虽然年轻，但有骄人的政绩，也不算过分。可要当次辅，却令众臣们有些反对。因为朱永兴不用宦官，内阁的权力本就很大，而首辅或次辅，不用再依赖于太监送达批红，职权便如同以往的丞相。宗守义才多大年纪，他有那种圆滑处世的手段，有纵观全局的眼光，有能够服众的威望和信心吗？
“万岁以实际能力选拔能臣，本无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