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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必图是鳌拜的亲信，都统葛褚哈也是他的心腹，又有王公大臣赞成附和，苏克萨哈虽然贵为辅政大臣，却已经无力再改变这个决定。
命令一下，城内的满人便开始行动，也就是劫掠。所有的粮食，甚至很多汉人身上的衣服，都被抢走。在这生死关头，谁还顾及汉人，哪怕是官员也没有用。苏克萨哈倒是想保全一些人，但他已经失去了控制权。
泰必图已经急不可待，他甚至等不及葛褚哈带着残余人马回来，只是派人快马通知，便带着族人出城向北，在茫茫原野中向远方而去。
满人仓惶北逃，只苦了那些汉官和家眷。缺衣无食，奴仆逃散，家人亦被强征而不知所踪，此时方觉苦不堪言。还有些人不死心，或者唯恐被明军所杀，相互扶持着，想跟在满人后面一起逃命。剩下的自知路途漫漫，满人既已抛弃他们，在路上也不会良心发现，给他们吃饱穿暖，也不过是死路一条，索性便窝在这城里，听天由命了。
……………
第九十八章以南养北
光复京师，更大的意义是在政治上的影响。宣告着满清的失败，大明的中兴，宣告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目标已经基本完成。
破朔军在抚宁击退了东退西进的两面之敌，突进兵团随后占领丰润，使被堵住的满清残余后退无路，只能翻山越岭，在风雪中远途跋涉；荡朔军和灭朔军两路并进，光复北京后，只留少数兵马镇守，主力继续向北向东挺进，相继占领了延庆、密云、蓟县、怀来、玉田、遵化等地，基本上平定了京师的周边地区，初步形成了京师的外围防御圈。
就战争的结果而言，在装备和火力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明军取得胜利并不意外。就过程来看，河间防线既是一道现实存在的，又可以说是满清集团心中的最后防线。一旦被明军突破，满清集团在心理上便被打垮，再无一战之心了。
至于最后阶段的海上迂回、登陆堵截，则杀死杀伤了近万清军，迫使其余满人狼狈窜于荒野。
而各部明军的奋勇追击，虽然得地多，杀敌少，但更大的意义是破坏了满清集团大规模掳掠汉人百姓出关的企图，迫使满清集团仓惶出逃。
四个军，再加调拔的骑兵部队，招募的新兵，海上的水师，二十多万人马聚集于畿辅之地。到了临近年关，大的军事行动终于告一段落，要把满清逐出关外的作战计划基本达成，除了山海关以外。
北地的寒冷气候对于明军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困难。胜利的鼓舞，后勤的全力供应，使明军能够取得现在的战果，但隆冬已至，再想用勇气和毅力去继续作战。则是对战士们身体健康的漠视了。
而就整个形势来看，山海关并不是适合清军坚守的关隘。原因很简单，作为物资补给的通道——辽西走廊太窄太长，又一面临海，不仅运输困难，更容易被拥有强大水师的明军所袭扰。甚至是登陆截断。
所以，清廷如果不是昏了头，多半会主动放弃山海关，而在大淩河或锦州设置防线。这样一来，既可以拉长要继续进攻的明军的补给线，又可以集结兵力，打击在辽东半岛立足的明军。
战争打到这个时候，分崩离析的满清集团越来越暴露出其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满人太少。要知道。满洲八旗兵来源于满族成年男子，而满族却是一个人口相当少的民族。入关初期清军总兵力约为十万，其中已包括了汉军和蒙古兵，真正可以披甲出征的满族军士不过几万人。可以说，满清能得天下，其“以汉制汉”的策略，以及南明各个小朝廷的内讧和无能，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而人的心理是站在胜利者一边。战争从南打到北。广大的汉人觉醒并被动员起来，满清集团的盟友则是在不断失败中越来越少。拥清的汉人更是倒戈无数。
现在呢，真正的满洲八旗能有四万是顶天了；蒙古人是观望骑墙，有利则上，无利则退，算他两万最多了？汉军嘛，三藩或降或败。已折损大半，绿旗本不堪战，且多数未随满清出关，顶多一两万人。
“最多八万，嗯。这个数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朱永兴好象个精明的商人，在综合各项情报后反复计算，终于得出了结论，“就算是全族动员，且不说战斗力，又能增加多少？”
国安部尚书叶虎是知道朱永兴心思的，这样计算不过是在核定北方该留多少兵马。抽兵南调是肯定的，只是这个数目还没有最后确定。
“启奏万岁，北地已定，济南军区似乎不需驻留太多兵马。”叶虎恭谨地建议道。
朱永兴看着地图思索了一会儿，微微点头。当初拟议设立济南军区，是为北伐主力的后劲和策应，也是受到后世的军区划分机制的影响，现在看来确实没有必要。
整个北方要支应几十万大军，至少要在一年之后，也许还不止。依靠南方虽然可行，但在北方减少一个兵，则会减少一份饷粮，对财政有一分的好处。
朱永兴的思路是这样的：就现在的气候而言，只就种庄稼来说，同样一个劳力，在南方的产出大大高于北方，如果是在湄公、河仙这样的地方，一年三、四熟，那高出数倍也不止。所以，他不会急于向北方移民，以太大的成本来恢复重建北方。
以南养北，这至少会是一个五年计划。而北方种地的产出较少，那便增加北方士兵的比重，并且不断将南兵回调，以便在中南半岛继续扩张。通过人口数量的平衡调整，从而使北方的物资供应维持在一个政府能够长期承受的水平上。
也就是说，先抱西瓜，再捡芝麻，把北方的重建速度减缓下来，而要采取更有效率的以南养北策略。
而评估敌人的数量和战力，来确定北方驻军的数量，则很是重要。料敌从宽，满清集团按十万兵来算，东北军区按照编制也是十万多人，如果齐装满员的话，加上北京军区在辽西的配合牵制，便至少能够抵挡或遏制住满清。
至于蒙古诸部，虽然又是漠南，又是漠北，连青海也归和硕特部管辖，但部落太多，人心不齐，实质上的威胁反倒不如满清。而将满清赶出关外的大明，更可以利用商贸和物资来控制和笼络蒙古诸部。也就是说，对付北方蒙古人的兵力可能并不需要太多。
“东北军区要尽快补全编制，北京军区暂以十五万为满额，西安军区以十万为满编，济南军区暂不设立，改设广州军区，郑王刘体纯任总司令，下辖殄朔、伐朔两军，年后分别调往福建和广东。”朱永兴将目光转向吴三桂，沉吟了一下，说道：“总参谋部再仔细商议一下，看朕的决定有何疏漏，尽快回奏上报。”
“微臣领旨。”吴三桂躬了躬身，领命退下。
对于朱永兴的行事风格，起码内阁中的官员都已十分了解。那就是留给臣子相当的发挥空间，一般不会“金口玉言”，话出便无法更改。固然这种做法是朱永兴考虑到如果象电影电视里所演的那样，一上奏便回复，难免草率不当。但他的这种态度，却让臣子有被尊重的感觉。
第九十九章定都之虑，拍卖逆产
明朝开创时，将国家的首都确定为南京，后来迁都至北京。而北京就在当时的劲敌蒙古附近，迁都被形容为“天子守国门”。而末代皇帝崇祯，在国难临头的时候未曾丢弃皇都仓皇逃跑，又诠释了“君王死社稷”这句话。
当然，成祖迁都北京，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加强对北方军队的控制，抵御北方敌人的侵扰。因为明朝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前期是蒙古人，后期是满洲人，为了防御少数民族的南下侵扰，必然要在长城沿线部署重兵，如果把首都放在南京，那么皇帝就要把北方的重兵交给他人统一指挥。无论这个人有多么忠诚，作为封建皇帝始终是不会放心的。
天下精兵良将，尽在九边。在没有现代通讯、交通工具的时代，如果放手赋予戍边重兵集团主将足够的自主权，他们向安禄山看齐的风险很可能上升到令人无法承受的地步；如果仿效宋朝奉行“守内虚外”的政策，束缚戍边重兵集团主将的手脚，军队的作战能力又将遭到严重削弱。
况且，北京的地缘位置属交通要冲。占住北京，就挟制了西北到东北、北方到南方的四条关口（这是四条生命线），北京城外有太行山、军都山、燕山，地势高峻，“以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形胜甲天下，层山带河，有金汤之固，诚万古帝王之都”。
有利则有弊，定都北京第一是首都位于边境，对于国防要求太大，使得边境部队没有多少战略纵深，回旋余地很小，于国防有弊；其次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是江南一带。供应首都的物资开销，之前完全是靠大运河运输从南方供应。这无疑加大了人力物力的耗费，且有可能拖慢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对整个国家的发展不利。
既然是有利有弊，便要反复权衡，而朱永兴最后决定依旧把北京作为首都。最重要的一点其实还在“天子守国门”上。在来自北方的侵略威胁消失前，国都设在北京，是一种倔强的面对挑战的态度，也能显示中兴后的大明王朝朝气蓬勃、勇于直面挑战、迎难而上的精神风貌。而且，北京一连数百年都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人们自然有一种向往的向心力，会增加全国团结和统一的力量。
尽管有困难，但不是不能克服的。漕运可以转为海运，官家承运可以转成商家承办。在目前的航海条件下，是完全可行的。北方气候和环境虽然恶劣，但小冰河期最寒冷的时期已经过去，自然条件正日渐转好。
南京固然也是首都的选择，但它充当国都的时代，几乎全是分裂时代。而且很多建都于此的王朝，都在短短的期间内，发生变化。包括令后人惋惜的悲剧。朱永兴虽然不是很迷信，可也担心在这金粉享乐之地的时间太长。出现文恬武嬉的局面。
再从向外扩张垦殖考虑，向南向北是两个方向，南弱北强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并增强北方的军事力量，并将热力辐射到遥远的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定都北京也是相当必要的。
而从决定北伐成功后迁都开始。一系列的举措便开始落实实施。而在这项重大的政治举措影响下，政府亦随之推出了相应的经济活动。比如拍卖北方新光复地区的逆产、敌产，目前主要是一些大中城市的商铺。更新的信息不断由北方官员传至户部，经过整理后印刷成册，或是张贴于外。广而告之。
无疑，定都北京将是这种拍卖活动的催化剂，而北京及周边城镇的商铺则是最受关注的。天子脚下，经济发展和繁荣是可以预期的。
“天津，嗯，既是港口，又是商贸集散之地，比之京城亦不遑多让。”张川天拿着一份刚刚抄录回来的名录在仔细分析。
因为刚刚光复，名录很粗疏，多是一些早已有汉奸定论的附清、助清皇商的家族产业，其余的还要进一步整理甄选。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张施华有些鄙视地一笑，说道：“可错看了形势，也是家败人亡的下场啊！想当年，他们何等风光，皇商啊，戴着官帽的商人呢！”
“不是看错了形势，而是违背了商道。”张川天轻轻摇头，用笔将几个中意的商铺圈起来作为备选，语重心长地说道：“圣上说过：商业无国界，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