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以后，在1931年，一个寄给首相布吕宁的简陋的爆炸装置被安全保卫人员截获。第二年，一个女刺客在首相府大楼内被捕获，当时她持有一把28厘米长的匕首。尽管安全保卫体系得到了改进，这个女刺客还是从侧门混进了大楼，直到上了三楼她才被捕获。改进后的安全保卫体系的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这个安全保卫体系面临着最为严峻的挑战。
对于希特勒这样一个深陷暴力之中的人来说，对自身所处危险拥有灵敏的嗅觉或许也就不足为奇。在他政治生涯开始的那一刻，希特勒就意识到他需要一支绝对忠诚的卫队，一群“为了保护他……甚至不惜和自己亲兄弟翻脸的忠诚卫士”。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招募了一些精干人员充当司机、警卫和私人总管。这就是冲锋队。尽管冲锋队全方位负责安全保卫工作，但是希特勒的贴身侍卫还是由一小组他所信任的人担任。其中包括前摔跤手乌尔里希？格拉夫，他担任希特勒的保镖；制表匠出身的埃米尔？莫里斯是自由军团退役老兵，负责为希特勒开车；干过马匹交易和兼职皮条客的克里斯蒂安？韦伯成了秘书；除此之外。还有侍卫尤利乌斯？绍布和副官威廉？布吕克纳。起初，由这些人负责希特勒参加公开活动以及演讲时的安全保卫工作。他们形成了保卫希特勒安全最核心的圈子。
在危机四伏的那些年，保护希特勒的安全体系得到了重组。成立了一个由精英分子组成的警卫队——战旗护卫队。其人员都是从冲锋队中招募而来，他们被要求发誓保护希特勒免受来自内部和外部敌人的危险。然而当战旗护卫队沦为冲锋队内部斗争的牺牲品时，又组建成立了一支新的卫队——希特勒护卫队。希特勒护卫队的人数在一百名左右，其核心成员仍是那些与希特勒熟识的非职业保镖，希特勒后来又重新成立了国社党和冲锋队。护卫队也得以重建。重新招募的卫队刚开始仍以最初的名字——战旗护卫队来命名，后来改为党卫军。党卫军与冲锋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申请加入党卫军的人必须通过严格审查，经受艰苦训练。只有“最优秀、最可靠的国社党员”才会被考虑。他们必须要高效率工作，足智多谋，值得信赖，最重要的是要忠于希特勒。他们不参加政治讨论，但是要出席发布政治命令的会议。他们被禁止在党的活动上吸烟，如果没有命令，也不能擅自离开房间。“忠诚即荣誉”，成了他们的座右铭。
如果不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出现，党卫军仍然只是一个规模不大，甚至无关重要的组织。1928年1月，海因里希？希姆莱开始负责党卫军的日常运作；一年后，他成了该组织的领导人——帝国党卫军元首。在他的管理下，党卫军扩大了规模，纪律比以前更为严明，党卫军对希特勒毋庸置疑的忠诚也再一次被大肆渲染。海因里希？希姆莱想要把他的极端信条灌输给党卫军的成员。他曾经夸耀：“如果希特勒命令我枪杀自己的母亲，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并且为他的信任而自豪。”
之后，随着冲锋队力量的消退，党卫军全权负责希特勒的安全。他们是不二人选。相应地，希特勒新的保镖也全部从党卫军中选出。第一任指挥官叫泽普？迪特里希；是一位性格直率的巴伐利亚人；他是自由军团的退役老兵，参加过啤酒馆政变。随着德国政治升温，暴力冲突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必须做好保卫希特勒的安全工作。1932年2月，迪特里希奉命为希特勒组建一支全天候的保卫队，于是党卫军护卫队成立了。当时，有人这样形容这支部队：
“他们属于长相英俊、体魄强健标准德国人的典范。穿着笔挺黑色制服，外面套着带拉链的摩托车罩衫……戴着飞行员头盔，配备左轮手枪和马鞭，看起来如同火星人一般。”
在迪特里希的领导之下，护卫队最初只有12个人。在那年混乱的竞选活动中，他们一直护卫着希特勒。1932年春，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埃尔宾镇竞选，随行人员中了共有党抗议者的伏击。正当希特勒的司机猛打方向盘，逃脱这伙暴徒时，身穿皮衣的保镖跳出了轿车，他们挥着橡皮警棍、黑色金属大棒朝袭击者冲去，成功的保护了希特勒。
希特勒住在慕尼黑时，安全措施更加规范。从1931年起，他就住在称之为“褐色大厦”的楼房里——这是一座漂亮的三层宫殿，曾是意大利驻巴伐利亚皇朝使节的住所。警卫从党卫军调来；实行三班制，每班17人，至少有10人在楼内站岗，另外6人分别在入口、地面和周围守卫。来客只有获得有效通行证才能进入楼内。
但是慕尼黑的安全警卫是否有效仍让人怀疑。首先，1933年之前，哨兵严禁携带武器。除此之外，已制定的安全措施似乎也未能一直严格执行。据一位来访的英国人回忆，他只是受到哨兵训斥，被告诫不要在屋外人行道上走动，却只字未提进入楼内安全程序的具体内容。实际上，希特勒1932年采取的安全措施与1923年所采用的大体相同。他拥有一支任他调遣、舍身忘己、忠心不二的护卫队，但其工作效率却让人怀疑。
要创造一套保卫希特勒的可靠安全机制，首先得解决来自于希特勒本人的问题。希特勒对自己安全问题的看法往往前后矛盾、反复无常。一方面，他为自己凶多吉少的命运所困扰，备受煎熬。他视自己为“命运之人”，是使德国走出被奴役状态的领导者。而羸弱的体质又让他觉得自己来日不多。他一直抱怨自己百病缠身：耳鸣，周期性偏头痛，失眠，湿疹，胃痛，肠胃胀气和牙龈出血。除此之外，他还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此外，希特勒还先入为主地持有一种想法，即他可能会死于暗杀。结果，一如他时刻向警卫们灌输的那样：他认为自己的生命至关重要。他对保安措施产生了浓厚兴趣，要求这些措施时刻得以更新、得到加强。他经常在公众场合携带手枪，而且他的贴身保镖和助手也无一例外地全副武装。
希特勒的政治活动不可避免地使他置身于巨大危险之中。身为德国政治生活中最具暴力、最具攻击性运动的领袖，他自然成为对手的死敌。在竞选活动中，不管是在充满敌意的听众面前演讲，或只是在前往参加政治活动的旅途中，他常常与袭击他的人相遇。尽管希特勒对安全细节万般考虑，他从根本上还是不相信他的保镖会起到任何实际作用。他的“宿命论”使他把数次死里逃生归于“纯属偶然，与警卫力量无关”。
（三百九十八）元首之死
在希特勒上任后的几个月里，柏林收到不计其数的密报，都是有关刺杀新首相最野蛮的阴谋活动。这些密报来自四面八方：瑞士、荷兰、摩洛哥、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美国。有人听到犹太人在巴塞尔搞阴谋，有人获悉无政府主义者在巴塞罗那共同密谋，还有人听说共有主义者正在萨尔地区策划活动。
很多人认为对新首相生命安全构成最大的威胁来自左翼。当然，德国社惠主义者和共有主义者非常清楚新政体可能随时向他们宣战，甚至有些也许在考虑先下手为强。但是，德国左翼几乎天生就对刺杀希特勒不感兴趣。社惠主义者坚持民主进程，很难接受采取极端策略。而共有主义者受到莫斯科领导人的再三告诫，要他们把努力的方向对准社惠主义者。除了缺乏远见之外，他们的共同问题大多存在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法西斯主义当作资本主义统治下的资产阶级最后喘息的一个形式，是通向社惠主义乌托邦的必然前奏。这个理论认为，历史是由强大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推动前进，而不是靠个人推动。所以，对许多左翼人士来说，消灭希特勒意义不大。
但是，有少数英勇的人自愿向历史伸出援助之手，贝波？勒默尔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共有主义者，曾经还领导过自由军团。他在1934年春天便设法进入了总理府，但是被党卫军发现。还有一个人叫库尔特？卢特尔是来自柯尼希山的造船工人，也是一名共有主义者。他于1934年2月试图炸死希特勒，后来被逮捕审讯，因缺乏证据而免遭指控，最终获释。1934年5月，在维也纳发现了一桩由共有主义者策划的刺杀阴谋。这个雄心勃勃的阴谋刺杀的对象不但包括希特勒，还有国防部长布隆贝格将军等人。密谋者试图想给世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一阴谋是冲锋队策划的。
与左翼潜在的巨大威胁相反，右翼表现出来的不满似乎更为严重。首先，冲锋队中很多人仍把希特勒视为离经叛道者。但是，许多普通士兵却几乎不被璨若群星的新政权或看似成功的“他们的”首脑所接受。事实的确如此，曾有一位刺客身穿冲锋队的制服，携带武器进入希特勒位于贝希特斯加登的官邸时被抓获。
冲锋队的危机在1934年的清除行动中就结束了。然而，在冲锋队被清除的过程中，希特勒大肆渲染这个组织对“民族和平”构成威胁时，冲锋队仍然时刻寻找机会为自己报仇。在巴伐利亚客栈，许多冲锋队的领导被抓获。希特勒和随行的党卫军准备离开这个客栈时，一支冲锋队警卫特遣队赶到了。他们表现得很不理解，气焰也愈来愈嚣张，于是他们被命令返回慕尼黑驻地。但是，他们在走了一小段距离后，便停下来设置路障，在路的两边架起机关枪，他们等待着希特勒的到来。而此时，希特勒精明的选择了走另外一条路离开。
希特勒还遭到了一次极为危险的刺杀，刺客是一位来自斯图加特、在布拉格学习建筑的犹太学生，名叫赫尔穆特？希尔施。希尔施被人说服同意去实施一次“英雄行动”，以此来激励德国的犹太人。他计划把一个手提箱式炸弹带到国社党纽伦堡总部。1934年10月，希尔施在经过德国边境时被逮捕，次年春天被处死。对于希尔施的失败，一种观点认为是盖世太保在“黑色阵线”内有耳目，另一种观点则是有人出卖了希尔施，从通风报信中获得了好处。
然而，希尔施象征了另一股逐渐壮大的反希特勒势力。由于德国境内及其他地方对犹太人的迫害正在逐渐加强，犹太人对此的反应却是千篇一律地冷淡。虽然如此，还是有些人被激励起来采取行动，进行反抗。希尔施之所以同意刺杀希特勒，就是因为家人没能获得美国国籍而心生怨气才采取行动的。
还有一位年轻的南斯拉夫犹太人弗兰克富特尔也成功执行过一次堪称近乎完美的刺杀行动。他曾是法兰克福大学学医的一名新生，进入大学后不久他就逃亡瑞士。在背井离乡的日子里，他读到了国社党迫害犹太人的报道，看到了反犹太人的宣传，继而奋起反抗。他最初想要刺杀希特勒，但后来决定选择刺杀出生于德国的瑞士纳粹党领导人威廉？古斯托洛夫。弗兰克富特尔做足了功课。他研究古斯托洛夫的日常安排，记住他的行踪，携带了照片帮助确认古斯托洛夫。弗兰克富特尔还买了一把左轮手枪，在伯尔尼的一个射击场练习射击。2月3日，他买了一张去达沃斯的单程票，在那儿定了一个房间。第二天，他去了古斯托洛夫的住处，平静地按下门铃，请求古斯托洛夫的接见。他被带进一间书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