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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杨度后一句话的提醒，梁启超想起了当年轰动一时的宋教仁遇刺案，脸色不由得一变。
“皙子所言甚是。”梁启超的语气变得沉痛起来，“前些天我在《纵横谈》杂志上看到过关于桃源渔父遇刺案的详情披露，凶手竟然是陈英仕，且幕后主使竟为孙氏，真是太过出人意料。”
“我记得那篇文章是一个署名叫‘冰火’的人写的，我是从《京华时报》上看到的。”杨度看到梁启超听进去了自己的话，眼中闪过欣慰之意，“读其文，个中之惊心动魄，不亚于深夜之读惊悚小说，真不知他是从哪里搜罗来这许多证据。”
“该文所指皆有翔实证物，分析又丝丝入扣，合情合理，只怕如今起孙氏于地下，亦难自辩。”梁启超叹息道。
1913年3月20日，***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遇阴谋暗杀。
在后世的人眼中，宋教仁一直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亲密战友和好朋友，被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称为“为宪法流血之第一人”，而那篇看得杨度冷气直冒的文章，却用翔实的史料，向世人揭示出了二人关系的另外一面。
早在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就曾公开表示说：“象孙氏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想要达到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在真正的领袖人物出现之前，努力钻研有关的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
1910年12月，宋教仁与日本友人串户真左树的谈话中，又明确的再一次表示说：“孙氏已经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一个被有意忽略掉的事实是，在同盟会及***内部，宋教仁其实是最早反对党魁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一个人。但是，宋教仁却没有象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那样的公开站出来对孙氏进行挑战；也没有象张百祥、刘公、孙武、焦达峰等人那样，另行组织共进会自行其事，而是与谭人凤等人一起，局限在同盟会内部，对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实施“架空虚置”。等到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宋教仁一方面在***内部继续对理事长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实施架空虚置；另一方面又打算在***占据较大优势的议会中，通过议会政党的责任内阁，对大总统袁世凯实施同样性质的架空虚置，以实现自己充当实权总理的政治理想。宋教仁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成功与失败，实际上都根源于此。
宋教仁与党魁孙氏之间不愿合作却又不得不阳奉阴违、架空虚置地进行合作的内心分裂，可以一直追溯到1907年2月28日。他在当天日记中曾介绍说，黄兴因为不同意孙氏把陆皓东生前所设计的青天白日旗充当未来的新国旗，两人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宋在日记中指出，这场冲突的更加内在的原因，其实是孙氏“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早在辛亥革命前，孙宋二人便屡有冲突，同盟会曾发生过两次倒孙风潮，而宋教仁当时均未站出来为孙说话，以致于陈英仕等拥孙派对其十分痛恨。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宋教仁又与孙氏处处相反，孙氏主张北伐，宋教仁则主张南北议和，推袁世凯为总统。孙氏主张定都南京，而宋教仁与章太炎等人均主张定都北京。
除此之外，二人之政见亦大相径庭，孙氏主张实行美式总统制，宋教仁则主张法式责任内阁制。孙氏要做大权独揽的大总统，不愿受人制约，理由是责任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因为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而误革命大计。”双方一度争到面红耳赤，最后不欢而散。
和激进的革命派不同，宋教仁一向坚持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内从事议会政党非暴力的民主选举、阳光参政及和平竞争。在这一方面，主持缔造***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党内占有当仁不让的明显优势。但宋教仁的举动，却无形中把***内部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陈英仕等人为首的激进革命派人士，陷入到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被动境地当中，从而造成了“党有内哄”的危险局面。宋教仁对于“内哄”的危险局面过于自信的盲目乐观和疏于防范，直接导致他后来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受谋杀的悲惨结局！
急于充当“太平宰辅”式的第二号人物的宋教仁，是被流落上海的兵痞武士英开枪杀害的；而现场指挥武士英枪杀宋教仁的吴乃文，却是应夔丞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谍报科长时的一级科员。应夔丞被租界巡捕抓捕归案，又是吴乃文安排自己在武汉结识的老朋友王阿法出面举报的结果。雷厉风行地把应夔丞、武士英抓捕归案的陈英仕等人，却始终没有把租界巡捕明令通缉的吴乃文抓捕归案。与吴乃文一起现场指挥武士英的陈玉生，在镇江被捕后始终没有出现在宋教仁案的审判席上。这些证据所指向的主使操纵宋教仁血案的幕后真凶，并不是远在北京的袁世凯，而是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军政实力、情报系统以及黑社会势力的前沪军都督、青帮“大”字辈大佬陈英仕等人！而陈英仕利用孙氏出国表面上不知道此事之机，断然杀宋，造成既成事实，则可一箭双雕，一方面可为孙避嫌，另一方面则可以宋之死激发党人，消除党内非激进势力的影响，发起反袁革命，为孙上位大权独揽扫除障碍。
而在宋教仁死去之后，孙氏信徒更是以背叛革命、背叛党魁之类的道德罪名，以近乎政治清算的方式对宋教仁做出了这样的评价：“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
“孙氏一向以革命先驱自榜，行事尚且如此，其它的人就更不消说了。”杨度说道，“此次选举贵党虽然赢面甚大，但也万万不可掉以轻心。须知‘孔方兄’之力，可是比什么主义理想要大得多。”
“多谢皙子提醒。”梁启超正色说道，“皙子如不弃，出山助我一臂之力如何？”
“我是臭名昭著的帝制祸首，你要我出山帮你，你这选举还想不想赢了？”听了梁启超的话，杨度不由得大笑起来。
梁启超听了杨度的回答，不由得又是一声叹息。
“我若为皙子争得特赦，皙子肯出山否？”
“前路尚远，卓如好自珍重。”杨度止住了笑声，看着梁启超，一字一字地说道，“我自今日起，便一心向禅，从此再不问政事了。”
听到杨度说得坚决，梁启超没有再劝，他默默地起身，向杨度鞠了一躬，转身离开了。
目送梁启超的身影在门口消失，杨度看了看扔在桌子上的报纸，起身离开。
窗外的风不知怎么忽然变得大了起来，将桌上的报纸吹落了一地，有的报纸飞到了杨度的脚边，而杨度却并没有再看它们一眼。
广西，南宁，两广巡阅使行辕。
“这片土地早已被鲜血染成了红色，不知道还要过多久，才不会被染血。”
在一间不大的书房内，彻夜未睡的杨朔铭和黄兴二人，默默相对坐在了那里，
到现在为止，两人已经谈了整整一夜。
从欧洲历尽艰险回国的黄兴，此时已经沉默了下来，杨朔铭也没有再说话，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两人谁都没有开口，黄兴在不停地抽着雪茄，青花瓷烟灰缸里，满是烟灰和烟蒂，而在一根烟抽完之后，黄兴会习惯性的又点上一根，没有吸烟习惯的杨朔铭，则在那里喝着茶，一杯茶喝完后，他便又会给自己斟上一杯。
抽烟，喝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在这间书房之中，两个人只是机械地重复着各自的动作，始终没有人打破沉默。
“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兵湖南？”
终于，还是黄兴率先打破了沉默。
“时机成熟的时候。”
看着黄兴双眼中流露出的焦急和忧虑神情，杨朔铭不禁心头一痛。
“什么时候算时机成熟？难道要等到湖南人全都死绝了你才动手吗？”黄兴大声的问道。
“现在出兵的话，就算打掉了张敬尧和唐天喜，能保证湖南不再出来一个张敬尧和唐天喜吗？”杨朔铭的声音透着一丝沙哑，“我们的兵力不多，经不起过多的损耗，我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
听了杨朔铭的回答，黄兴再次陷入到了沉默之中。
“克强此次在欧洲考察，所获一定甚丰。”杨朔铭看着黄兴，话锋突然一转，“经此一番游历，克强可否告我，何为强国之道？”
黄兴抬起了头，有些奇怪地看着杨朔铭，说道：“我的想法现在还不成熟，零乱而不成章法，还请瀚之不吝赐教。”
“我所总结的强国之道，尽在此旗。”
杨朔铭说着，用手指了指桌面上摆放着的一面红蓝黄三色人字旗。
看着杨朔铭的手指拈过桌面的那面小小的三色旗帜，黄兴不由得微微一愣，显是不明白杨朔铭在说什么……
“此旗分红黄蓝三色，蓝色代表青天，红色喻我中华大地已为血染之地，黄色‘人’字系为炎黄子孙，意指我等炎黄子孙头顶朗朗青天，脚踏血染之国土，做顶天立地之中国人。整面旗象征我中华民族浴血奋起，傲立于世界！”
杨朔铭一字一字的说出了他设计的这面“准国旗”的喻意时，黄兴看着那小小的三色旗上，听着杨朔铭的解说，眼中渐渐的放出了热切的光芒。
“做顶天立地之中国人……”黄兴喃喃地说着，“好寓意！”
“实际上，这面旗还有另一番寓意所在。”杨朔铭说道。
“另一番寓意？”黄兴有些奇怪的问道。
“现在，我想问克强三个问题。”
“瀚之请讲。”
“这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国的现状是什么？第二个，是从现状所潜伏的趋势推测，未来的中国将是什么样子？第三个，是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中国的现状，可以用‘四病’来概括。”黄兴听了杨朔铭的提问，象是早有准备一样的回答道。
“哪四病？”
“所谓‘四病’，一是‘无知病’，二是‘贫乏病’，三是‘兵匪病’，四是‘外力病’。”黄兴答道，“其中无知病和贫乏病，使中国无法形成有力的社会力量，兵匪病导致军阀横行，外力病使我中华民族工业难得发展。此四病当中，无知病和贫乏病带有根本性，非短期内所能解决，而兵匪兵对中国的危害最为严重，是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克强总结得可谓精当。”杨朔铭笑了笑，说道。
“除此四病，还有‘五鬼’乱我中华。”黄兴接着说道，“此五鬼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其中疾病是我们种弱的原因，愚昧更不需我们证明的了，因为愚昧，故生产力低微，故政治力薄弱，故知识不够救贫救灾救荒救病，故缺乏专家，故今日国家的统治，还在没有知识学问的军人政客手里。至于贪污，则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特色，而且这个恶习惯其实已经成了各种社会的普遍习惯。”
“克强说的好，想要扫除这‘四病五鬼’，则非此旗所寓之意不可。”杨朔铭点头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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