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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法学专家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无不是试图给民众带来公平，所以，条文却无法保证公平，因为法律的不公，绝大多数时候，都不是体现于条文上，而是实施的过程之中。”
直视着蔡绍基，唐浩然继续说道。
“我记得英国的哲学家培根曾说过一段话，他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我想，这条文……”
摇摇头唐浩然将两本厚书推了回去。
“我会签字同意它们于特区试行，但是述堂，我希望作为统监府的司法审查厅厅长，你能够给特区的百姓带来公正与正义！”
凝视着似乎有所思的蔡绍基，唐浩然拿起毛笔，从一旁的抽出一张上等宣纸，尽管高丽纸作为贡品上贡于满清，但在写毛笔字时唐浩然还是喜欢用国内的檀皮，他沉思片刻，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下了八个字。
“实现正义，即便天塌！”
这是“剽窃”自英国著名法官丹宁法官的名言，而此时自然成了唐浩然的原创，在写出这八个字后，迎着神情越发凝重的蔡绍基，唐浩然的语气充满了期许。
“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能比一位正直而精通法律的法官更为高尚和纯洁。他所产生的影响像天上落下露水一样不声不响地降临到人间，我相信，这正是这个时代的中国所欠缺的，也是中国所急需的！总之，述堂，一切拜托了！若是说期望，我想……”
指着纸上的八字，唐浩然语重心常的说道。
“这便是我唯一的期待了！”
“请大人放心！”
早已被这房间中凝重而又严肃的气氛激起心中雄心壮志的蔡绍基，听着大人的吩咐后，连忙说道。
“大人今日之训，职下必终生难忘，今生唯以此八字为人生之条！”
漂亮话人人会说，但蔡绍基的这番话却是发自于肺腑的，于国内的时候，他早就见惯了官府的黑暗，而那黑暗却又以司法为最，而他之所以选择留在朝鲜，而不是随袁世凯去台湾，正是因为唐浩然留下他的原因——编写新律，建立司法清明的特区。
当然特区只是一个开始，正如大人于朝鲜的使命一般——试行新政，待到新政成功之日，恐怕便是新政推行全国之时，如果这部法律能得到认可，那么他无疑将会成为现代中国法律的奠基人。
个人的理想和个人的野心，在蔡绍基的身上交汇着，而此时唐浩然的叮嘱却又让他的心头涌起一阵前所未有的使命感，
“我相信你能做到！”
略点下头，唐浩然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而后又看着蔡绍基继续说道。
“你那边在制定法律条文的时候，我这边也没有闲下来，这不，警察部那边，根据我的建议，制定的一些条例，你看看，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引入法律条款中，或者作为补充条款！”
从抽屉中取出一份公函，递给了蔡绍基，这是警察部制定的社会治安条例，不过与后的社会治安条例不同，警察部的设立除去是保持统监府武力的必要之外，同时还是协助对朝鲜统监的必需措施，而根据治安条例，警察的职权相当广泛，除了各国警察通行的维持治安等警察的原有职务之外，还包括了卫生及协助施政等工作，换句话来说，就是通过加强警察的权力，通过建立严密的警察制度，于朝鲜建立有效的统治。
至于这份条例，与其说是出于警察部之手，倒不是如说是出自唐浩然之手，在林林总总的治安条例中，他最为看重的恐怕就是公共场所的秩序以及公共卫生的保持，而他并没有意识到，蔡绍基却完全被严苛的治安条例给惊呆了。
“大，大人……”
尽管对出于对上海等地租界内良好的卫生条件充满着期待，但蔡绍基依然还是惊讶于警察的职能，他已经完全超出了警察的概念。除去执行法律与维护公共秩序等警察职责之外，还赋予了诸如协助宣传禁令、收税、管理户籍、普查户口等协助地方政府处理一般行政事务的职责。而除此之外，警察还拥有行政管理卫生的事务权，卫生事务由警察以强制管理方式执行，身负责更多的职权，甚至还有掌握教育权，换句话来说，通过社会治安条例，警察执掌完全涵盖了一般民众的生活，并且能完全干预百姓日常生常。
“这每月不定期入室检查一次，督促家庭卫生保持，保持衣物整洁、被褥整洁，轻则重新打扫，重则罚作社区公共服务，大人，这会不会太过严苛，毕竟法律并不扰民为前提，而此可谓是扰民至极。”
蔡绍基并没有去谈及与公共卫生相关的，甚至可以用极尽严苛的惩罚措施，诸如随地吐痰、乱倒垃圾等行业皆会被处于重罚，甚至就连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亦被禁止，这些条令虽是严苛，可却远无法同警察拥有随时入室检查卫生的权力相比，如若家中不洁的话，必须重新打扫，直至合格，若是脏乱不堪则会被课以社区公共服务，这种把手伸到百姓家中的管理，却不是他所乐意看到的。
“嗯，述堂可知德国警察亦有卫生之权？”
反问一声，唐浩然又接着反问道。
“试问，若是一人于家中尚是不洁，不讲究卫生，那么到了外间，又岂会讲究卫生？”
这似乎有些诡辩之嫌，不过对此唐浩然并不在意，即便是在百年之后，卫生依然是国人的弊病之一，即便是百年之后劝导国人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仍是个难题，城市如此，农村亦是如此。
而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更是甚之，无论是京师也好，武汉也罢，城中随处可见随地大小便者，路上皆是大小便横流，空气中满是恶臭，唐浩然自然不希望特区未来像国内的城市一般，他希望那里是一个整洁的、环境良好的现代城市。
只有严格的约束和惩罚措施，才能迫使人们改变陋习，并养成新的习惯，后世的新加坡便明证，而在另一方面，通过约束与惩罚，可以树立百姓对纪律的遵守以及规矩的敬畏，这同样是国民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且，生活习惯的不卫生，亦是传染病以及诸多疾病根源，某一人家中的不洁，表面是他自己的，但实际上亦对公共卫生造成了伤害，而建立卫生警察制度，则是基于德国的经验，以政府行政强力介入的卫生警察制度，通过警察的强力执行，改变百姓的卫生习惯，并促使其养成新的习惯，述堂，法律是为保护绝大多数人，这卫生警察的推行，强制民众进行环境整洁及对他们进行卫生教育，难道不也是为了保护大多数人，保护他们的身体健康？”
第70章辩论（第二更，求月票！）
对于辩论，唐浩然并不算是内行，但是相比于蔡绍基这位正牌的耶鲁大学出身的法律专家来说，他却多出了百年的见识，自然知道用什么去反驳他，同时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性，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证明自己的正确性。
就像此时的辩解一般，这种“强制为民”的观点在后世已经被辩论了半个多世纪，唐浩然说起来自然是轻车路熟，而相应的蔡绍基却无从反驳他这些观点，因为他的出发点同样也是为了民众。
见其似乎陷入沉思之中，心知对方正在动摇的唐浩然，又接着说道。
“再说国内城市中胡同和农村的情况，述堂并不陌生，那么以你之见，以国内百姓的卫生习惯来说，是否有建立卫生警察，强制民众改善生活以及卫生习惯的必要？”
尽管明知道卫生警察的权力深入家庭对民权的损害，但是想到国内的现状，尤其是国内农村那成堆的垃圾，粪堆，污池，泥坑以及百姓衣服上积着的厚厚的油灰，蔡绍基还是鬼迷心窍似的点了点头，虽是赞同了警察的卫生权，但他还是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大人，只是这警察的权力是否太过广泛，毕竟，如此以这一条例来看，警察的权力完全凌架于政府之上！”
“不是凌架于政府！”
摇摇着，唐浩然接着说道，
“而是依据政府的授权，实施这些工作，这些权力随时都可以收回来，而像协助宣传禁令、收税、管理户籍、普查户口等，这些工作的推动，本身就需要借助一定的权威，而警察部作为一个强力机关，自然足以担负这一职责，至于这教育，虽说现在特区没有多少人口，更谈不上多少适龄儿童，自然也就谈不上强迫教育，可将来呢？若是某一家移民拖儿带女来到这，他为了挣钱不让孩子去学校读书，如果由教育专员负责，他需要先报告警察，然后再由警察出面处置此事，述堂，这是否有浪费人力之嫌？”
话峰一转，唐浩然又从行政成本上谈了起来，如果说泡了多年论坛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那就是培养了一张还算善辩的嘴以及转移话题的本领。
“而且教育专员需要分管一个学区，其又岂能每日深入社会查探其家中是否有子女未去上学？但是警察却不同，他每日巡逻于社区，对于社区内的百姓了如指掌，自然知道其子女是否已经适龄，是否上学，如其不上学，他自然可以利用罚戒权对其父母加以惩戒，迫使其将子女送往学校。”
由警察协办教育，是参照后世山西以及日本的经验，后世山西用军人办学，通过军事命令强制推行教育，而日本则是用警察的强制力，于城中乡间督办，用警棍和罚款迫使农家将子女送往学堂，明治维新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就是教育的成功，正是教育的成功使得日本迅速富强的根本原因。
在明治维新时日本把教育作为振兴国家民族，后来居上的起跳板。明治政府为了把日本建成一个既能抵御西方列强入侵，又能与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相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上台伊始，便强凋教育的重要。把是否重视教育，作为考察各级官吏政绩的重要依据，一些地方官吏因未能办好地方教育而引咎自裁。因此日本只用了50年的时间，就走完于英法等欧美国家在教育上用200多年的时间所走过的路，为后来日本民族的振兴，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无念经是德国也好，日本也罢，都是通过教育踏上了强国之路，而两者无一例外的均选择了“强迫教育”，而推行“强迫教育”就需要强力机关的介入，作为政府暴力机关的警察则是最好的选择，当然现在只之所以提及用警察推行强迫教育，更多的却是为了说服蔡绍基这位特区的“司法部长”接受警察权力的扩张，虽说这是特区建设的需要，但更多的却是将来统治朝鲜的需要。
即便是在心底从未将高丽棒子视为“国人”，但是对于打着“中华”名义想将半岛纳入中国版图的唐浩然，却需要对这些棒子作到表面上的“公平”，而这警察权将从特区向朝鲜半岛扩展，至少在表面上，这严苛的警察统治，并只是针对朝鲜人，而是立足于“重建中华文明”之必需。
“但是，大人，如此会造成警察权力空前膨胀，其极可能滥用警察之权，从而欺压良善，如此岂不违大人的本意？”
虽然说是赞同先生用强制的手段迫使百姓改变卫生习惯，迫使其送子女进入学校，但是蔡绍基还是觉察到警察权力膨胀带来的危险，甚至在其看来，这种危险是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