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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吕娘蓉说：“就算是抄书，也要算你一个！我可不像有的人，写不到半个时辰，便哼哼唧唧地喊自己累到了，赖着大将军帮忙研磨。”
蔡琰见三个女孩子的嘴仗有升级的趋势，便急忙说道：“你们三个小丫头别忙着斗嘴了，过去看看夫君躲在沙堆那边干嘛呢，怎么三个孩子好半天都没有声音了。”
吕娘蓉早就在亭子里站得无聊，听了蔡琰这话，马上跑出了亭子，朝着不远处的白沙堆绕过去。小乔和甄宓也不甘落后，提起裙摆小步快跑起来。
沙堆后面，刘和正与三个孩子一起堆砌着一座圆形的沙堡，其中刘和主要负责外围的堡墙，刘襄在忙着挖一条壕沟，蔡钰在已经堆好轮廓的沙堡顶端用手指头掏窗户和大门，刘瑶则摇摇晃晃地把手中捏着的一些叶片插到城堡的后花园内。
“刘襄，你个傻蛋，哪有把壕沟挖进堡墙里面去的，赶紧填平重挖！”这是刘和的声音。
“小钰姑姑，别掏门洞了，再掏房子就要塌了！”刘襄在提醒蔡钰。
“瑶瑶，别种树了，你去把你卧房中的那些木人偶都拿来，这么大的城堡，里面得有许多的卫兵把守才行！”蔡钰在吩咐刘瑶。
“对、对！除了拿木人偶，还应该养几条大狗，我的房间里面就有几尊张叔叔送的铜犬，也一并拿过来！”刘襄跟着附和。
“刘襄，你去拿，妹妹还小，哪里拿的动那几尊铜犬！”刘和直接下命令。
第五二三章 黄金哪去了？
快乐轻松的时光总是易逝，而刘和的作息时间表上排得更多的内容还是各种会见、视察和批阅公文，不论他在邺城还是蓟城。
这天夜间，北方钱行统计司司长徐岳、制币司司长夏侯兰和清算司司长李儒三人联袂而来，就钱行筹办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向刘和请教。
徐岳首先向刘和详细汇报了对北方四州现存的黄金、白银和黄铜的数量统计结果。“将军，目前可以动用的黄金总量为八千三百四十二斤，可以动用的白银总量为四万六千四百三十九斤，可以动用的铜总量为一百二十万九千七百二十八斤。”
徐岳此时汇报所用的计量单位，已经采取了刘和规定的十进制，并非原来那种一斤十六两，一石六十斤的换算方法，所以徐岳汇报中涉及到的一斤重量大概在五百克左右，跟后世的重量基本一致。按照徐岳统计出来的数字，刘和目前可以调用的黄金重量大概在四吨半左右，白银大概在二十三吨半，黄铜大概在六百零五吨左右。
这个数字，咋看之下貌似不少，但如果除以一千万这个巨大的分母，那么立即就会显出原形。如果跟史书中记载的汉代大概有五百吨的黄金储备总量相比，那就更加是少的可怜。刘和如今控制着黄河以北的幽州、冀州、辽州、宁州和大半个并州，手中能够调用的黄金居然才只有区区的四吨半，连五百吨黄金总量的零头都不到呢。
那么，大汉朝原本丰富的黄金储备都到哪儿去了呢？刘和两世为人，带着后世的一些疑问，如今想要寻找到真正的答案。
刘和记得，从各种文献记录中可以看出秦汉两朝时黄金为流通的主要货币，官方赏赐、馈赠动辄就是以千斤和万斤来计算，当时中国的黄金之多，令后世都觉得惊奇。但在东汉年间，这么多的黄金却突然不见了。真令人百思而不得解。
后世学者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劄记》对这个奇怪的现象均有专门论述。
赵翼归纳写道：古时不以白金为币，专用黄金，而黄金甚多。尉缭说秦王，赂诸侯豪臣，不过三十万金，而诸侯可尽。汉高祖以四万斤与陈平，使为楚反间。不问其出入。娄敬说帝都关中，田肯说帝当以亲子弟封齐。即各赐五百斤。叔孙通定朝仪，亦赐五百斤。吕后崩，遗诏赐诸侯王各千斤。陈平交欢周勃，用五百斤。文帝即位，以大臣诛诸吕功，赐周勃五千斤，陈平、灌婴各二千斤，刘章、刘揭各千斤。吴王濞反，募能斩汉大将者赐五千斤。列将三千斤，禆将二千斤，二千石一千斤。梁孝王薨，有四十万斤。武帝赐平阳公主千斤，赐卜式四百斤。卫青击匈奴，斩首虏万九千级，军受赐二十余万斤。昌邑王赐故臣君卿千斤。宣帝既立。赐霍光七千斤，广陵王五千斤，诸王十五人各百斤，赐孔霸二百斤，赐黄霸百斤。元帝赐段会宗、甘延寿、陈汤各百斤。成帝赐王根五百斤。王莽聘史氏女为后，用三万斤。赐孝单于千斤，顺单于五百斤。莽末年，省中黄金，万金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尚方，处处各有数匮。可见古时黄金之多也。
赵翼所列举的这些黄金数量。虽然据《廿二史记校证》的校证者王树民先生说，有一些小的笔误，但基本上都可以在《史记》、《汉书》的“本纪”和“列传”中找到出处，足以证明当时中国的黄金数量之大。
但是，到了东汉年间，巨量黄金突然消失，不仅退出流通领域，使商品交换倒退为以物易物，而且以黄金作为赏赐也相当少见。据学者考证，终东汉一代，仅汉灵帝光和元年就一次赐朱儁黄金五十斤。那么，西汉时的巨量黄金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呢？
对此，后世的学者们进行了种种猜测和考证，然后得出了数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大量的黄金被用于了佛事，因此导致黄金锐减。赵翼在《廿二史记》卷三《汉多黄金》载：“后世黄金日少，金价亦日贵。盖由中土产金之地已发掘净尽，而自佛教入中国后，塑像涂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穷乡僻壤，无不有佛寺，即无不用金涂。以天下之计，无虑几千万万，此最为耗金之蠹。加以风俗侈靡，泥金写经，贴金作榜，积少成多，日消月耗。故老言，黄金作器，虽变坏而金自在，一至泥金、涂金，则不复还本，此所以日少一日也。”
如果说东汉的黄金被用于佛寺塑像涂金，有一些道理，但却经不起推敲。从后世一些证据来看，佛事耗费的黄金的确惊人，看看西藏布达拉宫和青海塔尔寺，便可以知道所谓的“重塑金身”是多么的浪费。但问题是，佛事的兴盛并不是在东汉而是在南北朝，东汉末期时佛教才开始在大汉境内传播，如果不是因为黄巾起义导致道教在本土失去地位，加之各种灾害、瘟疫和战乱的横行，使得普通民众心理上需要宗教的慰藉，佛教在汉朝能否传播都未可知。所以说，纵观东汉一朝，根本就不存在大兴寺庙、塑像涂金的问题，即使有一些寺庙使用黄金，像大神棍笮融在下邳建造的浮屠寺，黄金的用量也十分有限，所以说佛事耗金不能成为西汉巨量黄金突然消失的主要原因。
第二种说法是东汉对外贸易逆差所致。后世有学者认为东汉黄金数量减少，是由于黄金大量赏赐外人，以及向大宛购买良马、明珠和玻璃等商货，导致贸易逆差很大，所以巨量的黄金流向了国外。
这种贸易逆差导致黄金外流的说法也缺乏根据。因为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输出国，中国所产的丝绸和其他商品通过丝绸之路输向西方，换回来的除了一些马匹、明珠和玻璃之外，还应该有大量的黄金。大汉朝廷和王公贵族们虽然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需要，有时也用黄金向西域、南海各国购买奇珍异宝，但这种行为并不常见，动用的黄金数量不会很大，而且当时大汉的军事实力如此强盛，对外号称的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所以很多奇珍异宝的得来并非通过贸易手段，而是赤果果的军事威胁，逼使外国称臣纳贡而得。
第三种说法是因为战乱频仍的原因，大量的黄金被人们埋藏到了地下。有学者认为西汉巨量黄金到了东汉时突然退出流通领域而消失，唯一的答案就是一部分黄金作为各种金器金物随葬或遗落地下，另一部分黄金则以金币形态随富商大贾和各级官吏而埋葬在了地下。
战国至西汉，商人以贱买贵卖手段集中了大量的黄金。而封建统治者运用国家机器，攫取占有了大部分黄金。人们纷纷贮存黄金。大批的黄金被这批人占有并窖藏。史书上记载：梁孝王死时，“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汉末王莽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东汉时窖藏黄金者也大有人在。如董卓“筑坞于眉，高厚七尺，号曰“万岁坞”，坞中藏有黄金二三十万斤。银**十万斤”。而且，从后来出土的钱币中看，中国历史上窖藏金银珍物之数量确实大的惊人。为什么这些王公贵族们贮存的巨量黄金没有被用掉呢？主要是掌握大量黄金的商人贮藏着黄金以备用，而西汉末年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窖藏了大量黄金的富豪官吏，或死或逃，从而使窖藏的黄金如同后世纳粹德国的巨量黄金一样。无从考察。
中国人确实有窖藏金银珍宝的习惯，所以说一部分黄金因此消失于地下是有道理的，但若是把绝大多数黄金都说成是随葬和遗忘于地下则难以说得通。因为无论是私人还是国家黄金贮藏，少量除外，贮存巨量黄金的金库总是应该留有线索的，绝不会在一场战乱过后。所有的黄金拥有者都死去或忘记自己的财富所在。至于说因为陪葬而消耗了大量黄金也说不通。
因为事实上，许多厚葬的墓自埋葬之日起就成了盗墓专业户的目标，总会被掘墓贼发掘出来又流通于世的。另外还需注意的是，埋葬于地下的并不限于黄金，还有银、铜等种种珍宝，为何单单是黄金奇迹般地没有了呢？而黄金因为其优良的存储特性，是最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不会出现锈蚀、风化、氧化等问题。
汉末三国时代，曹操为了解决军费问题，纵容部下成立了专门的掘墓大军，而且美其名曰发丘中郎将。按照老曹的办事风格，估计洛阳和长安周边的王侯公卿的墓葬都被他挖了一个遍，那么被埋葬在底下的数百吨黄金至少也能出土一半以上，为何却不曾有魏国储备大量黄金的任何记载呢？
第四种说法是当时各种文献中所提到的黄金，其实应该是黄铜，而不是真正的金子。因为从历史上看，从秦汉两朝有限的黄金开采量和对外贸易数量，西汉王朝不可能冒出五百多吨的黄金来。人们惯以“金”来称呼钱财，这就很有可能把当时流通的铜称作“黄金”，而后人不察，竟以为是真正的“黄金”。
这种说法看似证据充足，但实际上一样不靠谱。因为，如果说汉代的黄金，就指的是黄铜的话，那么要记住，我国开始生产黄铜，是在汉代。而在汉代之前，黄金的实物和文献记载，就大量的出现。如果说黄金是指青铜，估计我们的祖先不会这么愚蠢，再说了，从战国文献上的记载可知，当时的“金”和“黄金”已经分得十分清楚。汉代设有“铜官”，铜香炉上也刻有“铜”字，说明已有专门的文字指代铜，而“黄金”不可能是指铜，否则 “金”、和“铜”都可以指铜，而“金”又可以同时指黄金和铜，这样混乱的语言怎么可能出现在文字已经十分的大汉朝呢？
当时汉朝与葱岭以西的世界交通已经十分广泛，《西域传》中记述的见闻就有罗马等国“以金银为钱”，而汉代礼制中所谓的金缕玉衣与考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