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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这块象征着正统的石头如果不被刘和掌握，那就意味着还有人想要做第二个袁术，这可不是刘和想要看到的。
寻找玉玺的事情，在暗中展开，刘和并不着急，他现在只是替藏了玉玺的那个人担忧。这种要命的玩意，谁拿着谁就会活不长久。
一年很快过去，新的一年到来之后，朝廷终于把兴平的年号改为建安。
建安，便是要建设安稳平定的国家。
只是，死了一个袁术，大汉便能安稳下来吗？（未完待续。。）
第四七二章 天不佑大汉
建安元年，初，随着袁术的覆灭，大汉的南方暂时归于平静，而整个北方在刘和的治理下，比南方更加井然有序。
放眼望去，除了关中和凉州还在军阀混战之外，其余的地方都停止了争斗，至少保持了表面上的安宁与平静。
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向前发展，就算中央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力无法恢复到鼎盛时期那样，但至少可以让大汉缓缓地从连年混战和各种自然灾害的泥潭之中恢复元气，增加人口，储备粮食，最终走向复苏兴旺的道路。
然而，老天爷似乎诚心要跟大汉作对，就连这来之不易的短暂安宁，也不愿意给大汉百姓。刚刚有所好转的局势，因为一些人力无法控制的原因，很快就变得急转直下，甚至于更加的恶化……
这一次，打破平静局势的不是**，而是天灾。
在华夏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人口大规模减少的现象，而在东汉末年的五十年间，更是达到了令人骇人听闻的地步。在这段时期内，华夏人口的数量下降之大，人民非正常死亡之惨重，在前代和后世，都很难找出第二个可以与之相比的时代。
纵观整个东汉王朝，人口数量最多的时候，是在和帝、顺帝在位的时期，那个时候大汉的人口已经接近了六千万。然而，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华夏的人口开始负增长，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下降的幅度并不明显。到了桓帝在位的时候，朝廷曾经组织过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户口清查行动，在这次“人口普查”中，得出的数据是大汉有人口五千六百多万，略低于和帝时期近六千万的最高峰，下降的幅度不是太大。但是经过随后的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以及中原群雄的相互内战，到了赤壁之战结束的时候，大汉的人口竟然下降到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
后世各类史学家列出的汉末的人口数字统计，出入虽然比较大，但整体大幅度下降的情况，却是保持了一致。
唐人杜佑在《通典》中记录，东汉桓帝、灵帝时期黄巾之乱始，历经董卓之乱，到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安初期，当时华夏的人口“人户所存。十无一二”，也就是与鼎盛时期相比，只剩下了两成。但这时候的华夏，依然没有和平，在这种十不存一二的严峻形势下，又先后发生了曹操与袁绍的争霸之战，曹操南下平定荆州、鏖战赤壁的统一战争，以及刘备夺取巴蜀，曹操收复河西的兼并之战。直到吴蜀两国彝陵大战之后。华夏才进入了一个相对的平稳期。这些大规模的战争，场场都是伤亡惨重的殊死搏斗，对于本就少得可怜的大汉人口，不啻为雪上加霜。
魏国建立初期。大臣陈群曾说此时魏国的人口，也就跟文帝、景帝时期的一个大郡差不多。比如人口众多的南阳郡，在最繁华的时期，一郡便有四百多万人。而魏国在建立初期，也就四五百万人口。
按照杜佑《通典》里的记载，蜀国在刘禅登基时。人口是九十万，到了蜀国灭亡时，人口增长到九十四万，这一年平定蜀国的魏国将魏蜀人口加在一起，华夏的北方加上四川，一共是五百三十七万人。而《晋书》里记载，吴国在蜀国灭亡时的人口，有两百三十万。这样加起来，华夏的总人口也不超过八百万。这还是后三国时代进入了相对和平的时期后，长期恢复人口所达到的数字。
刘和记得，三国时期华夏人口的下降幅度之大，在整个华夏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在三国之后，华夏人口下降最快的时期，也就是宋末元初。当时的蒙古人，从东面一口气杀到西面，消灭了世界上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口，而华夏人口也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左右，这已经算得上近千年来华夏最大规模的一次灾难，但与汉末三国时代的惨景相比，依然是“小巫见大巫”。
谈起汉末至三国时期的人口锐减，原因可以总结出很多，比如从黄巾起义开始的全国性内部混战。当时的黄巾起义，采取的是各地同时举事的策略，从一爆发就是全面的国内战争，战火几乎蔓延到了整个大汉。
又比如东汉末年各地崛起的军阀们，都是漠视民力、滥杀无辜的刽子手。权臣董卓在把持朝政后，采取的是残暴压榨的统治政策，为了扩充军力更是不断抓取壮丁，导致司隶地区的百姓大量逃亡。当时北方的各路军阀，喜欢拿老百姓来做挡箭牌，在攻城掠地时，经常抓无辜的百姓当做“人肉盾牌”挡在部队前面，阻挡敌人的进攻。
在刘和没有重生的那个时空当中，刘虞是位忠厚仁慈的长者，他明明知道公孙瓒有不臣之心，但却没有大肆在北方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军队。而当刘虞匆匆发起对公孙瓒的讨伐之战时，他还要求麾下士兵要爱惜百姓的房屋，不许焚烧城池，结果对上了拿着百姓充当“肉盾”的公孙瓒这种赖皮，然后被公孙瓒轻松逆袭，最终丢了性命。
实际上，当时刘虞主政的幽州，因为很好地控制了民乱和边患，在黄巾大乱时吸引了上百万人口到来，如果刘虞想要“暴兵”，随便就能召到十几万人，而有了这十几万大军，对付公孙瓒和立足渤海未稳的袁绍等人，完全可以是碾压。
刘虞当时的做法，无疑不是一个合格的军阀，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一味的爱惜民力，保护人口，最终就是自己成了别人眼中的肥羊，在没有自保能力的情况下，白白便宜了公孙瓒和袁绍。当时袁绍吞并了幽州和冀州之后，军队数量暴涨，一度达到四十万之巨，便是因为享受了刘虞和韩馥留给他的“人口红利”。
汉末至三国时的战乱，是全国往复循环的，老百姓就算想要逃难，都是求生无门，无路可逃。如在北方刚打完官渡之战。过不了多久南方又爆发赤壁之战，在东面有阙宣、笮融等人的叛乱，在西面有北宫伯玉和马腾、韩遂造反……那个时期，帝国的疆土，除了边远的西域之外，几乎全被卷入了战火，没有受战争破坏的地方，只能是偏远无人烟的交州和夷洲这些地方。
战乱和反抗，或许是导致汉末三国时期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但这仅仅是个果。而不是因。
在汉末，瘟疫和自然灾害才是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诱因，而军阀混战，百姓不停的造反，只是瘟疫和自然灾害不断发生之后，产生的连锁反应。
瘟疫的发生，是从西汉中期开始，历代政府都要面临的一个难题。因为与匈奴的战争以及后来南匈奴的归附，产生于北方草原地区的“草原鼠疫病”。在之后的一百多年中，被不断地带到了中原地区。华夏的大规模瘟疫，从西汉武帝开始就周而复始，西汉的灭亡。导火索就是山东地区因为瘟疫而激发的农民起义。而且这种瘟疫以当时的中医水平来看，基本属于毫无办法的绝症。
即使是西汉灭亡，东汉改朝换代，瘟疫也依然没有收敛。基本是每隔一二十年，就会在某个地方突然爆发。这种情况，基本贯穿了整个东汉时代。一直到东汉末年最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横空出世，写出了流芳百世的《伤寒杂病论》，大规模瘟疫的破坏力，才从此开始得到遏制。
而另一个原因，就是从东汉中前期开始，华夏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后世之人提到东汉的科技成就，自然少不了要说张衡发明出来的地动仪，而地动仪这个伟大发明的产生，就是拜东汉时期频繁的自然灾害所赐。
仅以地震而论，东汉中后期地震发生的频繁程度，在整个华夏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比如东汉的陇西地区，在东汉和帝、桓帝、灵帝、献帝时期都曾爆发大规模地震，正是因为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才促成了与地震有关的发明相继涌现。
在东汉末期，还出现了极其反常的大规模蝗灾与旱灾，比如东汉桓帝到灵帝的几十年里，北方大规模的蝗灾出现过五次，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几乎波及到整个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这么大范围的蝗灾，在日后的华夏历史上，也就是唐朝开元年间以及元朝末年的几次可以相比，堪称是“百年不遇”。
与此同时，东汉最后的五十年里，黄河有四次发生决口，长江流域的荆州与江东，先后发生了五次水灾。而在同一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居住的草原地区，也连续多年发生大规模旱灾，北方少数民族为了躲灾，纷纷南下到中原地区求内附，华夏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在这时期开始渐成高峰。
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势必造成大面积的饥荒，国家的经济储备会在饥荒中渐被掏空。这时候的东汉帝国，已经进入了门阀政治时期，世家大族的力量，逐渐超过中央。在一些州郡，朝廷只是保留了名义上的节制权，在正常的年景，这样的情况还算和谐，但一旦国家爆发战争和自然灾害，因为中央控制的减弱，势必造成灾害破坏力加大。毕竟世家大族们都会选择囤积居奇，关门自保，中央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赈济，走投无路的老百姓，也就只能选择造反。
比如刚刚结束了战争的江淮地区，朝廷任命的扬州牧王邑因为没有地方可去，只能呆在洛阳混日子，而江淮则被曹操、刘表和孙坚等大小势力瓜分，其间还夹杂一些占山为王的匪寇和流窜于湖泊江河之间的水贼。这些军阀只想着如何攫取，却不思恢复生产和建设，一旦瘟疫和饥荒在江淮两岸爆发，又是一副惨烈的哀鸿遍野图。
事实上，后来蔓延整个东汉帝国的黄巾起义，就和持续多年的饥荒有很大关系。黄巾军通过布施恩惠，收买人心的措施，迅速聚拢了几十万信徒。而黄巾起义的结果，是造成了北方大规模战乱。这是一个痛苦的恶性循环，人口锐减，就是其中的代价之一。
而这个时候，华夏的自然天气，也进入了“反常”阶段，中原各地纷纷闹灾，比如豫州的旱灾，按照正史的记载，一次性就饿死了300多万人，数字虽然有些夸张，但在当时，中央政府都自身难保，哪里还管得了老百姓？后来董卓在关东诸侯的打击下逃离洛阳，将整个洛阳的人口全都迁到了长安，结果活着到长安的，只有区区10万人不到，其他大部分都倒毙在了路上。
刘虞从幽州回到洛阳主持朝政已有半年时间，一开始他忙着理顺朝堂上的官员职位，补充年轻的官员充任僚佐属官，把朝堂上的架子搭好。被吕布扣在安邑的官员，刘虞没打算多用，按照儿子刘和的建议，这次刘虞大量启用了从燕京大学和幽燕书馆完成了学业的士子。
朝堂上的官员还未补充结束，袁术又在寿春闹着称帝，刘虞又把精力放在对袁术的声讨和逼迫袁术周边势力讨袁上，等到袁术覆灭之后，刘虞本来打算按照儿子的建议，对大汉各州现有的人口进行一次清查，结果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