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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都天京以前，东王杨秀清尚能维护天王洪秀全的权威，但此后杨秀清渐以天父自居，独断专行，时时觊觎皇权的宝座。洪秀全要“奄有四海，抚绥万方”，杨秀清则提出“四海之内有东王”；洪秀全要“天下万国朕无二”，杨秀清部署的门联上则公然书写“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王”。杨秀清“威风张扬，不知自忌”，最后发展到杖责天王，逼封万岁，结果洪、杨之间，皇权与神权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无法调和，一场惨痛的天京内讧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天京事变之后，皇权和神权虽然在表面上得到了统一，但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话已在太平军中彻底动摇了。同时，由于洪秀全不理朝政，仍以教主自居，故皇权亦日趋衰微。先是，翼王石达开回京辅政，洪秀全见其众望所归，担心大权再次旁落，于是“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并封其胞兄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用以牵制翼王，且有谋害之意。结果石达开不想作杨秀清第二，愤而离京出走。石达开的远征不归，虽然避免了天京的第二次流血，但他率领十余万精锐之师走上分裂的征途，极大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到天国后期，京中政事，洪秀全俱交其兄洪仁达处理；太平军内部“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的现象日趋严重，甚至“私镌印信”，“私给官凭”，“私与官职”。洪秀全疑惧李秀成等后起之王尾大不掉，又众建诸王以分其权，结果滥封王爵之后，形成更多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山头势力，以至出现天王不能控制主将、主将不能指挥军旅的严重局面。
地上天国，封建体制——产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
洪秀全所创建的上帝教与基督教和中国某些传统宗教不同的是，它不光满足于死后升入天堂的慰藉，而且要在人间建立“小天堂”。天国的领袖们亦以此相号召，如洪秀全在永安突围前，诏曰：“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作忠臣劳马汗。”东王杨秀清亦言：待到小天堂，“出则服御显扬，侍从罗列，乃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后拥，威风排场，可谓盖世。”许多参加金田起义的上帝会会众就是抱着当“将军”、作“夫人”的目的而来的。所以建都天京后，“无功不受禄，有功受到足，落力理天事，后来享大福”的思想首先在太平天国高级领导层中泛滥开来。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更的终极原因，均取决于时代的经济，而任何经济制度又都有它相应的上层建筑。在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十九世纪中叶，以推翻专制腐朽的晚清王朝为己任的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创造出“新社会的物质条件，所以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即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不可能摆脱传统封建皇权体制的窠臼。早在永安时，太平天国的封王建制便已呈封建政权的雏形；建都天京后，其内部的等级愈加森严，尊卑愈加分明。从官制上看，自天王洪秀全到基层两司马，其间分为16个等级，无论朝仪、称谓、冠服、旗帜、仪仗、文体，无不“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森严的等级制与“朕即天下”的皇权制度，既是封建专制政体的基本结构，又是太平天国培植腐败的温床和土壤。进入南京城后，洪秀全把一国之事交给杨秀清，自己则深居宫中。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夫妻不能相聚，他却拥有88个妻子，纵情享乐。史载，天王府四周“几及十里”，建筑宏伟，“雕琢工丽，饰以黄金，绘以五彩，庭柱用朱漆雕龙，鸱吻用鎏金，门窗用绸缎裱糊，墙壁用泥金彩画，取大理石铺地”，光耀射目。而杨秀清的东王府亦周围六七里，“穷极工巧，以耀同俦”。在洪、杨等人影响和“小天堂”享乐思想的驱动下，太平军诸王及其将领们也都大兴土木，上自武汉，下至苏杭，王府宫殿，相望道次。这种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连李鸿章等人都不禁感叹道：“然奢纵不伦至于此极，似古之叛逆亦未必尽如是也！”诸王奢糜如此，军中亦然。
太平天国的英雄们虽然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其本身固有的农民阶级局限性也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暴露无遗。在其内部，尤其是高层领导集团中，争权夺利、竞相腐化之风迅速蔓延，无情地侵蚀着太平天国的躯体。
聚也上帝教，离也上帝教——宗教对太平天国的巨大影响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天王洪秀全一面用“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人间天国理想来动员民众；另一方面又用“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等避邪享乐的宗教理论来鼓惑民心。
洪秀全于武宣登极或永安建制之后，如果能仿效明太祖朱元璋，及时取消上帝教，将大权集于一身，矫正神权与皇权交叉矛盾的政权体制，也许可避免后来发生的许多悲剧。但洪秀全陷于宗教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他不仅将所谓天父、天兄下凡显示的“无数神迹全能凭据”刻为诏书，广泛印发，而且将太平军血战所取得的胜利均归于“托赖天父天兄之全能”；并扬言“今日天父天兄作事，欲使妖魔生即生，欲使妖魔死即死，略显全能，即可扫荡妖氛，四海升平”，全然不顾人力之所为。
定都天京后，《天朝田亩制度》中进一步规定：凡25家设一礼拜堂，所有婚娶吉喜等事均要祭告上帝，25家子女俱日至礼拜堂，由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等，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听讲道理，诵祭上帝。除七日礼拜上帝之外，太平军还于每日早晚拜上帝，每日饭前谢上帝。同时，对上帝教以外的意识形态，包括诸子百家之书一律排斥，“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另外，每年开科取士的题目亦以圣经为主，应试者对于圣经知识的多少，作为获选与否和任职高下的标准。这种政教合一的组织系统与遍及各阶层的宗教教育，将上帝教教条与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融为一体，使整个太平军的思想完全被宗教迷信所禁锢，每一名天国士兵均是上帝教的忠实信徒。所以当时的外国官员记载说：太平军“很注重虔诚和献身精神，在遵守宗教礼节和仪式方面，他们是很规矩的，甚至是狂热”。但宗教毕竟是颠倒了的世界，继天父三子冯天山、天兄代言人萧朝贵先后中炮阵亡，天父的代言人杨秀清又死于内讧之中。于是，上帝无所不能的神话便在太平军中彻底动摇了。当时天京城里的民谣曰：“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反复强调君权神授，并不断自我神化。1863年12月下旬，曾国藩的湘军已把天京团团围困，在天国形势万分危机之时，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洪秀全竟斥责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但天父上帝是救不了太平天国的。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先期病故的洪秀全遗体被湘军从天王府中掘出，举火焚之。上帝的神话从此便与天王府七日不熄的大火，一起化作了灰烬。
得人则昌，失人则亡——洪秀全的孤家寡人政策
“存亡在于得人”，这是汉代刘向的一句名言。在得人与用人方面，洪秀全采取的是孤家寡人政策，远远比不上与他刀兵相见的湘军首领曾国藩。在上帝教的小家庭里，不仅有全能的天父天兄，就连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等人也都是上帝遣派到人间的“神”。所以他们并不需要凡身肉胎的才华和智慧，“凡有攻仗，皆有天助神奇”，“实是天父早已排定，故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实际上洪秀全等人也明白，要建设地上的天国，必须有大批的人才。所以他们也曾竭力搜罗知识分子，或开科取士，或设榜招贤。然上帝教所推行的反孔政策及“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的过激行为，致使大部分知识分子退避三舍。同时，对进入太平军中的文化人，洪秀全等人也是只利用而不重用。史载：“贼掳我官吏绅衿读书有心计人，或挫折以死，或分为各馆充当书手，号曰先后，所办无非写奏章、诰谕、封条、出告示、造家册、兵册等事，一切军令盖不与闻，盖防有用之才之算己也。”故李秀成被俘后，在被问及官兵与太平军某事好、某事不好时说：官兵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其实，太平军中也并非没有文武兼备的人才，如翼王石达开、忠王李秀成等都是令清军望而生畏的人物，但他们并没有得到洪秀全十分的重用。
同时，按照上帝教的规定，凡是拜上帝者皆为天父子女，不拜上帝者为妖徒鬼卒，均在斩杀之列。这样以顺逆、人妖来划分敌我，又严重地扩大了打击面。同样，狭隘的宗教信条还使太平军失去了很多的盟友和同盟军。如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后，首领刘丽川等极欲归附太平天国，上书洪秀全愿受驱使，但天国始终未派兵接应，任其孤立无援，终至败亡。其他如福建的小刀会、红钱会，江西的边钱会，广西的升平天国、大成国，包括淮河两岸的捻军等各地各民族起义，太平天国均未能很好地与之联合。结果，各支农民起义军分别被清军镇压。
北伐西征，形同流寇——太平天国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纵观太平天国战史，我们很难看到一种谋定后动、贯穿全局的战略计划，却常出现坐困突围、随机性较大的战略失误。如金田起义之后，洪秀全不及时带兵北上，而是先于大黄江口驻扎57天；在武宣东乡登极后，也屯兵二月之久；其后在永安“蕞尔山城”中，又急急封王建政，盘桓半载有余，给了清廷从容调兵遣将的机会。军事上的一连串胜利，又使天国领袖们忘乎所以，以为“百万铜关，尽行打破，实赖天父天兄之权能”，而非人力之所为。故建都天京后，洪、杨等人置清军在天京和扬州城外建立的江南、江北大营于不顾，分兵北伐和西征。
当时太平军虽号称百万，但除去老弱妇孺，能战之兵只有十万左右。如集中兵力先摧毁威胁天京的清江南、江北大营（时两大营兵力不足三万人），然后以天京为中心，上取武汉、九江、安庆，下取上海、苏、杭，建立巩固的江南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