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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指定圈定的人选都是蒋介石指定的亲蒋派人士，可是蒋介石可不能轻易的承认，那样他的合法性可就真的受到国人质疑了。
因此，蒋介石指出，他之所以如此，这并不是他蒋中正的独创，孙小中山当时就是这么做的，汪精卫也是一样，而且指派圈定的代表也是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讨论通过的。你阎锡山说三全大会是我蒋中正的大会，那可不是仅仅诬陷我蒋中正，而是诬陷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全体党员，要知道这些常委可都是二届选出来的。
“党国危乱，久由失意者与野心家，勾结捣乱，附会法理，破坏党纪。今之反对三全大会代表产生方法者。在当时或曾竭力主张指派圈定；不料今反以此诋毁中央，而兄反拾其唾余。且兄本身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已将一年，果不满于指派圈定。何以从无异议，亦不拒绝当选，忽于今日要挟中正同退，始振振有词？真爱党爱国者，果如此乎？无怪论者，谓兄别有用心，仅以此为倡乱之口实而已。
蒋介石在宵电中指责阎锡山的意思是。你既然说三全大会不合法，为什么当时不说，你自己当选中央执行委员都一年了，现在才想提这件事，如果你认为三全大会不合法，为什么当时你不拒绝？明显就是别有用心。
接着又把阎锡山的老底接了出来，指责阎锡止“不明革命原理，不悉本党历史”；“昔之对袁劝进，而今殆欲以袁自居”。最后警告阎锡山说：“中犹翼兄之不至此。故不惮烦而再尽最后之忠告，结果无益之辩论，停止不祥之举动。临崖勒马，维持和平，固党国大幸也
阎锡山见在电报论战中占不到什么大便宜，随即在２月飞日勘日给蒋介石的勘电中表示亦不与蒋介石再作口舌之争：
“育电奉悉。锡山引退一节，碍难取消，以国家安危之点，锡山所见与钧座所见不同，钧座以为负责心安，锡山以为引退心安，只好各行其所安而已。钧座嘱结束无益之辩论，停止不祥之举动，临崖勒马，维持和平云云，自此以往，锡山不再言国家事矣。维持和平，本属素志，咣咣不休，愿亦在此。山本无举动，何须制止？本未临崖何须勒马？”
对于阎锡山的无理取闹深感恼火的蒋介石，也更加迁怒于汪精卫，在３月日召开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开除汪精卫党籍、查明阎锡山行动之真相等议案。并且指示陈果夫，捣毁了改组派在上海租界的总部，还枪杀了改组派总部负责人王乐平？
第三百一十一章 中原大战 大战（一）
标”月；日，张卓良发表了让蒋介石和阎锡山两人都喜忧参典…爪示中立的通电：
夫殊途原可同归，图终贵乎慎始。在介公力任艰巨，固鞠躬尽瘁之心；在百公阎锡山析理毫芒，亦实事求是之意。特恐词纵详明，意难周到，每滋一时之误会，驯启众人之猜疑，或且推波助澜酿成战祸，循环报复，未有已时。则是二公救国之愿未偿，亡国之祸先至，非二公之所及料，亦非学良之所忍言也，，尤望介、百二公，融袍泽之意见，凛兵战之凶危，一本党国付与之权能，实施领袖群伦之工作。
张学良通电劝告蒋、阎息争，共同领袖群伦。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把蒋、阎同等看待，似乎隐含对蒋介石些许的不满；故蒋介石在复电时，特别声明其与阎锡山并非私人意见之争，而是关系党国存亡的统一与分裂之争。蒋介石、阎锡山亦从此展开拉拢奉张的角力。
阎锡山此时也见时机已差不多了，随即于３月３日向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本人发去辞职的江电，准备另立炉灶，要与蒋介石用武力说话了。接着又投意冯玉祥和李宗仁、宋哲武，要这些人手下的将领们再次上阵指责蒋介石。
宋哲武可不想趟这斤。容易让蒋介石忌恨的浑水，以自己已经是晋接军一员，根本无需表态。而且现在他正在统一各将领反蒋思想，不便过于激烈动作为由加以拒绝。还有就是以鹿钟麟和宋哲元为首的西北军将领坚持冯玉祥不回陕西，就不发通电，阎锡山无奈这才“依依不舍”地放冯玉祥回陕，不过冯玉祥倒是很光棍，主动把家人留在了太原，于是冯玉祥于一九三。年三月十日由山西返回潢关。
一回到潢关，冯玉祥当晚即兴奋地召开西北军在陕高级将领开会，向大家通报情况。
对于反蒋，这些将领都同意。忖于和阎锡山联手，这些将领多数都反对，只有像庞炳勋这样的非冯玉祥嫡系的人没有表态，不过能看得出他们也适合这些将领一般心思。
对于手下将领的态度，冯玉祥是既高兴又无奈，高兴的是这些将领支持他冯玉祥反蒋是绝无二话，这说明他们都还是忠于自己的；而让他很有些无奈的是，他们又高度一致地反对和阎锡山联合。可不跟阎锡山联合反蒋，西北军无粮无饷，那什么跟蒋介石斗？
而不和阎锡山联合，自己这一番心思白费了不说，这几个月的软禁可就白做了。虽然吃得好，住得好，休息的也好，几十年来他都没有过这几个月的舒服日子了。可这也是他冯玉祥自降身份，丢了很大的面子换来的。
自从韩复杂和石友三投蒋后，冯玉祥这几个月就反复思考原因，甚至也反省了一番，因此他这次回来对手下的这些将领们的态度大有改观。再也不会轻易的动则斥这些将领，而是耐着性子解释这样做的原因。
朔旧日寒日，以鹿钟麟、商震、黄绍珐为首的原二、三、四各集团军曰名将领联名向全国发出指责蒋介石的通电，历数蒋介石十大罪状，以为反蒋大战之舆论。电文如下：
从此以往。殆难朝居，国民革命，不能由公而成，且将由公而败；国政不能由公而治，且将由公而乱；人民不能由公而生，且将由公而死；国人纵不忍绝公，公已自绝于国人。”
“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载舟覆舟，民言可畏！为公计，诚宜责己而不责人，幡然悔悟，敝屐尊荣，以党政还之国人，化干戈为玉帛，知今是而昨非，国人追念前勋，或为公谅。但使启悬崖勒马之机，奚必蹈蹊田夺牛之罚？公犹得图盖前惩，晚节克终。倘仍一意孤行，残民以逞，徒快一时，贻笑千古，以救国始，以祸国终，非霜等所忍言，亦非公之宜出也。”
“为公解者，必将曰：继承总理，完成革命，党国赋于职权，不容放弃。此姑息之说，适以误国误公，非所感知。夫北伐告成，乃国人共同努力所得，非可攘为己功。且公昔日革命，则得全国之信仰，今日**，则遭全国之唾弃，祸福由己，夫岂在人？今之痛心我公者，皆昔之感戴我公者，窃愿公之自省也。麟等罔识忌讳，窃知罪矣；抑善人能受琴言，故敢略陈固陋。国将不国矣，羞猛醒焉？等语。特电奉闻。伏维鉴察
随后于３月占日，鹿钟麟、商震、黄绍阁等歹名将领联名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宋哲武为副总司令。除张学良保持沉默外，其他几人
随即各部加紧调集部队，准备作战。４月日，在阎锡山和蒋介石电报论战近两月之际，阎锡山在其发表的就职通电中对蒋介石进行了刀兵相见前的最后一次口诛笔伐：
“党国不幸，三全大会指定过半数之代表，致使党权高于一切之党，变而为一人之化身，**独裁，为所欲为，而政治上之一切错误，其责任悉归之于党，以致贿略公行，国人不敢诘责，土匪遍国，政府不加过问。筹巨款，借巨债，无非成全其篡窃之具；张挂伐，行暗杀，无非私张其篡窃之威。党不党矣，政不政矣，国不国矣，民不聊生矣。犹复迫我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
“从之不忍，拒之则怒。几经言诤，挽救无法，故特发蒸电，偕同下野，匪特藉以救党救国救人民，并且所以救蒋氏也。终不见从复思自身下野，促其反省。
不料江３日通下野之电，鱼日来问罪之师，匪特不能使其觉悟，反以下野而益招其来侮。”
“于是舆论鼎沸，军民坚留，环请即时组织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以张挞伐。犹复与军民相约，隐忍兼旬，待其省悟，倘仍执迷，再行就职。兹不得已，从党员之催促，并军民之请求，谨于中华民国十九年四月一日宣誓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职，统率各军，陈师中原，以救党国。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全国人必起而讨伐之，今有挟党部作威作福者，全国人亦当起而讨伐之，愿吾国人共起图之，锡山必尽全力以赴之也。阎锡山东印。”
随后，阎锡山即公布了反蒋联军各部番号：李宗仁的桂系和张发本部为第一方面军；冯玉祥的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阎锡山的晋佞军为第三方面军；石友三部为第四方面军；内定东北军为第五方面军，积极争取共同讨蒋；内定四”的刘文辉为第六方面军，还为湖南的何键留了一个第七方面军的番号。
为了鼓励非直属部队的将领，也为了争相拉拢这些小杂牌，更为了赶走蒋介石后的势力争夺做准备，冯玉祥任命石友三为山东省主席。为了拉拢孙殿英，在和孙殿英见面时，不仅任命孙殿英为安徽省主席，还大赞孙殿英的盗墓之举，这让一向因为盗墓被人诟病的孙殿英感激的涕泪横流，从此孙殿英一直很愿意别人称他的部队为西北军。
见冯玉祥抢先封官拉人，阎锡山自然也不肯落后，也任命了万选才为河南省主席。
被蒋介石委任为豫陕边防军总指挥的樊钟秀，把总司令部移驻许昌后，把旧部孙世贵部编为第一军，王振部为第二军。此时，任应歧的第十二军自安徽六安拉回许昌投奔樊钟秀。樊钟秀将其编为第三军，加上焦文典的独立师，樊钟育的警卫旅，刘绍武的独立团和姚亮任教育长的干部学校学员四多人，奖钟秀部插万多人。
眼见樊钟秀大旗一举就拉来数万人马。冯玉祥坐不住了，亲自赶到许昌说服樊钟秀加入他的西北军。
婪钟秀在民国时期，曾经趁冯玉祥和奉军作战时摆过冯玉祥一道，两人本有怨隙，这时为了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蒋介石，两人都很大度地捐弃前嫌，樊钟秀接受冯玉祥的任命为第八方面军总司令。
刚刚当上总司令的樊钟秀很看不起在他对面的何成淡统率的十几万杂牌军，立刻挥兵占领临颍，威逼深河。
婪钟秀此举立刻招致何成俊的反击，派徐源泉和上官云相等三个师北上，准备进攻临颍。
随后，阎锡山以刘旗为总参谋长，在石家庄设立在司令部，并正式进行战争部署：
李宗仁的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第一方面军不到六万人。由民权出兵湖南，进趋武汉。
冯玉祥的第二方面军，由冯玉祥统率，配以部分晋缓军和大部杂牌军，担任河南省境内骗海、平汉两路作战任务，分向徐州、武汉进攻。
具体部署是：以张维重部为第一路，由陕南出荆紫关，经内乡、鲁山进出平汉线；以孙良诚部为第二路，庞炳勋部为第三路，由陇海路进出郑州；以宋哲元部为第四路，孙连仲部为第五路，分别由陕西、甘肃、宁夏、青海陆续向河南进发；以万选才部为第六路，沿陇海线向开封、归德前进；将各部骑兵集中编为骑兵集团军，由郑大章指挥进出豫东、�